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於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贰虼舐筌穹＇二石，稻谷孙宥罚_稗三石，皆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著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於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於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於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於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於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於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於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於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於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徠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於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於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於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於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於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於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籓，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馀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馀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乞革去管庄之人，付小民耕种，亩徵银三分，充各宫用度。」帝命戒饬庄户。又因御史言，罢仁寿宫庄，还之草场，且命凡侵牧地者，悉还其旧。
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气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於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於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徵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兗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籓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馀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地八千三百馀顷，领以中官，又听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徵税，旁午於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食货二】
○赋役
赋役之法，唐租庸调犹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历代相沿，至明不改。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两税，洪武时，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弘治时，会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荍，曰丝绵并荒丝，曰税丝，曰丝绵折绢，曰税丝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粗租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谷，曰地亩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万历时，小有所增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
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麻亩徵八两，木棉亩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疋。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一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人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於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越二年，又令户部侍郎杨靖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三十年谕户部曰：「行人高稹言，陕西困逋赋。其议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著为令。」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疋，石有二斗；棉布一疋，一石；苎布一疋，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曰：「折收逋赋，盖欲苏民困也。今赋重若此，将愈困民，岂恤之之意哉。金、银每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
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卫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於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於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於天下。自起运兑军外，粮四石收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洪武十三年命户部裁其额，亩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馀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