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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奥列格倒是很愿意坐到舒卢宾旁边去，他还不曾找到一次机会同这个人单独谈谈，而心里很想这样做，因为他从劳改营中知道，不声不响的人必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在争论中舒卢宾插进来支持他这一行为，也引起奥列格对他的注意。
然而，奥列格还是决定从身旁走过去，因为劳改营也使他懂得要尊重每一个人独处一角的神圣权利。
他从舒卢宾身旁经过，但走得很慢，脚上的两只靴子像在石子路上划着桨板，便于对方把自己叫住。舒卢宾果然看见了靴子，随着视线从靴子上移动，他抬起了头。他漠然地看了看，似乎只是默认：“是的，咱们是同一个病房的。”直到奥列格又跨了两步，舒卢宾才半问半邀地对他说：
“不坐会儿吗？”
舒卢宾脚上穿的也不是一般病号穿的那种拖鞋，而是一双高帮的室内便鞋，所以他能在这里散步和坐坐。他头上没戴帽子，只见一圈圈稀稀落落的斑斑白发。
奥列格折回来在长凳上坐下，仿佛他无所谓似的，往前走或坐会儿都行，不过还是坐一会好些。
无论话题从何处开始，他随时都能向舒卢宾提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而听对方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就可以把这个人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奥列格没这样做，他只是问：
“这么说，是后天步，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即使对方不回答，他也知道是在后天。整个病房都知道，给舒卢宾开刀的日期定在后天。这句话的分量在于“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个称呼上，因为病房里还没有人这样称呼过沉默寡言的舒卢宾。这是一种老军人对老军人说话的口气。
“我是最后一回晒晒太阳，”舒卢宾点了点头。
“不见得是最后一回，”科斯托格洛托夫用深沉的低音说。
他斜着眼睛看舒卢宾，心想这也许是最后一回了。舒卢宾吃得太少，甚至少于食欲所容许的程度，为的是减轻食后的疼痛，这就使他越来越虚弱，体力不支。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知道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泄孔？”
舒卢宾嘟起嘴唇像是要咂嘴巴似的，同时也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不管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眼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种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种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不，不管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种病尤其让人抬不起头来。格外有失体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性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点。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强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吹着口哨——不是用嘴唇吹，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缝中送出来。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弄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头来，一双眼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眼睛从近处看了看奥列格。“在深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水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出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处在永久流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出来，但没有牢骚。“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身上的皮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点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体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高高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出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做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出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干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蛋！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子留在那里。”
这时，舒卢宾用脖子做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出听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头；而我们要是处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精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老头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
“谁会信以为真？”
“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
“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子都变成了头脑迟钝的人——我做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道，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管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道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塞交性激动不已。他的脸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器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子，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列宁的那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友是十恶不赦的叛徒，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他所有的朋友和熟人是人民公敌，他也会相信？一会儿说，千百万俄罗斯士兵背叛了祖国，这他都相信？一会儿说，成批成批的男女老少都被斩尽杀绝，他会统统信以为真？请问，要是这一切他都信以为真，那他自己又是什么人？对不起，他岂不是傻瓜？！请原谅，难道全体人民都成了傻瓜？！人民是聪明的，而且要活下去。大多数的人信守着这样一条原则：熬过一切，活下去！将来，历史面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坟墓问起‘他是何许人物？’那就只能借助于普希金的诗句了：……
在我们这丑恶的世纪，无论在哪一种自然领域里，人都无非是暴君、叛徒或因犯。”
奥列格哆喀了一下。他不知道这几行诗，但其中蕴含着铭刻于人心的那种思想是毋庸置疑的，作者和真理都有血有肉。
舒卢宾举起一个粗大的指头冲着他扬起：
“普希金的诗里甚至没有给傻瓜留下一席地位。尽管他知道，世上随时可以遇到傻瓜。不，我们只能在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没有坐过牢，而且，确信e已不是暴君，那就是说……”舒卢宾凄然一笑，咳嗽起来，“那就是说……”
在咳嗽过程中，他那坐着的躯体前后摇晃。
“您以为这样的日子比您的好过吗？我提心吊胆过了一辈子，现在很愿意跟您换换呢。”
跟他一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缩着个脖子坐在狭窄的长凳上，前俯后仰他晃动着身子，像一只羽毛蓬松的鸟蹲在栖木上。
他们始起的两腿在各自面前的地上投入清晰的斜影。
“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样下定论过于轻率，也过于苛刻。我认为写告密信、充当证人之辈才算叛徒。这样的人也是数以百万计的。假定囚犯同告密者的比例是二比一，就算三比一吧，他们的人数岂不也是以百万计？但是，把所有的人都算作叛徒，就未免太偏激了。普希金也是一时激动才那么说。在暴风雨中树木被折断，而草只是倒伏，难道能说小草出卖了大树？刚才您自己就说过：熬过去——这就是人民的守则。”
舒卢宾整个面部都堆起了皱纹，皱得嘴巴变成了一条线，两
只眼睛不见了。本来是圆鼓鼓的大眼睛，此时已经消失了，眼窝里只剩下一堆皱皮。
皱纹终于舒展开来。还是那淡褐色的虹膜，四周围着微微泛红的眼白，但目光比先前澄净了些：
“说得好听一点，这可以叫做合群性。是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隼体之外的心理。这不是新发现。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6世纪就提出了这种学说——关于偶像的学说。他说，人们不喜欢靠纯粹的经验过活，他们宁可让偏见污染经验。这些偏见就是偶像。培根把它们称为种族偶像、洞穴偶像……”
他说到“洞穴偶像”时，奥列格的想像中便出现了一幅穴居时代的情景：洞穴中央燃着一堆黄火，整个洞内烟雾腾腾，野人在烤肉，洞穴深处竖立着的一座蓝幽幽的偶像依稀可辨。
“……剧场偶像……”
这种偶像放在哪里？前厅里？舞台的帷幕上？不，比较体面的位置当然是在剧院广场的花坛中央。
“剧场偶像是什么？”
“剧场偶像——这是指别人的权威性意见，别人在探讨自己不曾亲身体验过的事物时喜欢把这类意见奉为指导思想。”
“哦，这种情况是多么普遍！”
“有时自己也有亲身体验，但还是觉得相信权威的意见更合适。”
“这种人我也见过……”
“另一类剧场偶像则指与科学论点牵强附会地联系。一句话，是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
“说得好！”奥列格非常赞赏。“自愿把别人的谬误接受下来！确实是这样！”
“最后，还有市场偶像。”
“嗅！这是最容易想像的！人头攒聚的集市上耸立着一座雪花石膏的偶像。”
“市场偶像——这是由于人们互相联系和交往而导致的谬误。这是使人的头脑受到禁烟的一些谬论，因为人们习惯于沿用强奸理智的说法。举例来说：人是公敌！异己分子！叛徒！于是人人与其划清界限。”
舒卢宾神经质地时而挥动左手，时而挥动右手，以加强感叹的语气——这又像被剪短了翅膀羽毛的鸟歪歪斜斜检试图起飞的笨拙动作。
不像春天那样的灼热的太阳，晒着他们的背部。尚未连接一起的树枝还没有形成绿荫，只是各自披着新绿。尚未被南方那样的烈日烤得炎热的天空，在白昼飘动的片片白云之间保持着蔚蓝色的背景。但舒卢宾由于没看见或者不相信，却晃动着举得高过脑袋的一个手指头说：
“而在所有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是知道的，傍晚的时候，虽然没有任何雷雨的迹象，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来这种浓厚的阴云，晦暗提前到来，整个世界变得凄凉，使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
“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