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她就这样走着，走了很久，一切乐趣尽在其中。
她脸上时不时浮起笑容。
昨天是“三八”妇女节，但她感到自己心情压抑，仿佛遭到鄙弃。而今天是普通的工作日，情绪却如此轻松愉快。
今天之所以有节目的心情，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对了。蕴藏在心底的、坚信不疑的那些论点遭到嘲笑，不被承认，而你赖以维系的那根线，今天却突然发现是一条钢丝，它的可靠性竟得到这样一个饱经沧桑、多疑而又倔强的人的承认，而且这个人自己也满怀信心地攀住它。
他们就像在人心相隔的无底深渊上空一起乘高架缆车徐徐滑行，彼此都能充分信任。
这简直使她欣喜若狂！要知道，尽管你明白自己精神正常，并非疯癫，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听到别人说你精神正常、并非疯癫，况且这个别人又非同一般！她只想对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说了那样的话，感谢他经历了那样的坎坷还能保持自己的本色。
感谢是一回事，而目前需要做的是向他解释激素疗法的必要。他否定了弗里德兰德，但同样也否定激素疗法。这里存在着矛盾，但从逻辑上来看，病人是没有过错的，倒是要追究医生的责任。
这里存在矛盾也罢，不存在矛盾也罢，反正必须说服他接受这种治疗！不能听任这个人又被肿瘤抓回去！她愈来愈激动：必须说服他，必须拗过他，非把这个人的病治好不可！但要苦口婆心说服这样一个伶牙俐齿而又固执己见的人，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可是在遭到他的指责时，她自己猛然醒悟：他们医院里所采用的激素疗法是根据全苏的统一指示进行的，它以广泛的肿瘤类别为对象，论点是相当笼统的。现在她不记得有哪一篇专题学术论文是具体论述激素疗法足以有效遏制精原细胞瘤的，而这类文章可能不止一篇，况且还有国外的。为了给予证明，必须把这些文章统统读了。总的说来，她来得及读过的实在不多……
但是现在却不同了！现在她什么都来得及做！现在她一定要去读这些文章。
科斯托格洛托夫有一次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他看不出他那个用药草治病的立医生哪点不如科班医生，还说在医学方面他没看到数学式的精确数据。当时滚加几乎是生气了。但事后一想，这话也有一定的道理。在用爱克斯光破坏细胞的时候，难道他们知道——哪怕是大约知道——遭到破坏的正常细胞占百分之多少，病态细胞又占多少？这比上医生不称分量而光凭手抓晒干了的药草究竟可靠多少呢？……有难解释过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用普通芥末膏治病的道理？或者：人们都一股脑地用青霉素治病，可是在医学界有谁做过认真的解释，青霉素效力的实质是什么？难道这不是一个糊里糊涂的问题…这需要注意多少医学杂志上的文章啊，要读，要思考！
但现在她什么都来得及做！
瞧，真快，她不知不觉已到了自家门前的院子里！她登上几级梯阶，跨进栏杆上挂满谁家的地毯、擦脚势的公用凉台，穿过有不少凹坑的水泥地，兴冲冲地用钥匙打开整套公寓合用的那扇保护层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的门，沿着幽暗的过道往前走——那里并不是每一盏电灯都可以开的，因为它们分别接在各家的电度表上。
她用另一枚钥匙（英国货）打开了自己房间上的保险锁，这间斗室此刻在她看来一点也不阴郁。同市内所有的底层窗户一样，这房间的窗上也装有防盗贼的栅栏。这时室内已有点昏暗，只有早晨才能射进明媚的阳光。我加在门口停住脚步，大衣也不脱就惊奇地望着自己的房间，仿佛望着新的住所。在这里倒是可以过得挺好、挺快活的！大概，此时只是愿换一块台布。有的地方的灰尘要抹去。墙上的画也许该换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白夜》和《阿卢普卡的柏树》。
但是，脱去了大衣和系上了围裙之后，她却先到厨房去了。她模模糊糊记得，在厨房里该从哪件事情做起。对了！应当把煤油炉点起来，给自己做点吃的东西。
然而，邻居的儿子，那个中途辍学的健壮的小伙子，把一辆摩托车推到了厨房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拆卸，把零件—一放在地上涂油。夕阳照了进来，映得厨房里相当亮堂。当然，要挤到自己的桌子跟前去也可以，但薇加忽然完全不想在这里忙活了，而只想到房间里去，一个人待在那里。
就连吃东西也不想了，一点也不想！
于是她回到自己房间里，欣然把保险锁咋嚷一声锁上。今天她完全没有必要走出房间了。玻璃缸里有巧克力糖，可以不慌不忙地咬着吃……
薇加在妈妈留下的五斗橱前蹲下来，拉开了一只很沉的抽屉，里边放着另一块台布。
不，先得把灰尘抹去！
而在这之前，又先得换上普通点的衣服！
薇加兴致勃勃地一次次转换着念头，就像跳舞时不断变化舞步似的。每一次转换都给她带来新的乐趣，跳舞的乐趣亦在其中。
也许，该先把《要塞》和《柏树》挂上？不，这要动用锤子、钉子，而干男人的活最使人不愉快。暂时就让原来的画那么挂着好了！
于是她拿起一块抹布在房间里抹灰尘，一边以微弱的声音哼着小曲。
但她几乎是一眼就看到昨天收到的那张彩色的明信片，它斜靠在一只凸肚的香水瓶上。明信片的正面是红玫瑰、绿缎带和一个浅蓝色的“8”字。反面则是打字机用黑色字体打出的几句祝辞。这是基层工会寄给她祝贺国际妇女节的。
凡是节日，对于单身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而妇女节，对于一个年华正在逝去的单身女人来说，更是难以忍受的！姨居和未嫁的女人聚在一起喝酒唱歌，似乎表示她们很快活。这个院子里昨天就有这样一次聚会。有个妇女的丈夫也在她们之中；后来她们喝醉了，就轮流跟那个男人接吻。
基层工会对她的祝贺没有任何嘲笑的意味：祝她在劳动中取得巨大成就，祝她个人生活幸福。
个人生活…有如一副总是滑下来的面具。无非是一条被抛弃的死蛹。
她把明信片撕成了4片，扔进了废纸篓。
她继续收拾屋子，指试香水瓶、展示克里米亚风景的一座玻璃的金字塔式模型、收音机旁的唱片盒、电唱机的塑料匣子。
此时此刻她可以听自己的任何一张唱片了，无须担心触到痛处。可以放那张使她忍受不了的：
如今，跟过去一样，我仍然独自一人……
不过她找了另外一张放上去，打开了收音机上控制唱机的开关，尔后坐到妈妈留下的深靠背圈椅里，把穿着长筒丝袜的两只脚也蟋到了椅子上去。
揩灰尘的抹布一只角仍握在她心不在焉的手中，像一面三角旗垂向地板。
房间里已变得晦暗，收音机的刻度盘清晰地闪着绿光。
这是芭蕾舞剧《睡美人》组曲。现在是柔板，接下来就是“仙女出现”的段落。
蔽加听着，但不是为自己听。她想像着，一个被雨淋湿、疼痛难忍、濒临死亡、从未得到过幸福的人从歌剧院的包厢里听这段柔板，该有什么样的感想。
她把这段柔板再放一遍。
又放了一遍。
她开始谈话了，但不出声。她在想像中同他谈话，仿佛他就坐在那里，隔着一张圆桌，也是在闪着绿色微光的晦暗中。她在说她必须说的话，并且也听他说：她能正确无误地听到他可能回答的话。虽然很难预料他这个人会做出什么反应，但薇加对此似乎已经习惯了。
她就今天的话题继续跟他谈。根据他们目前的关系还怎么也说不出口的话，现在倒是可以说了。她在向他阐述自己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理论。海明威笔下的超级男人，不过是一些尚未上升到人的生物罢了，海明威还只是在浅水里浮游。（奥列格必定会嘟哝说，他从未读过海明威的什么书，甚至还会夸耀：部队里没有那种东西，劳改营里也没有，）女人需要从男人那里得到的完全不是这个：女人需要的是温柔体贴，需要的是安全感——同他在一起，有如有了挡箭牌、避风港。
不知为什么，正是跟奥列格这样一个无权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资格的人在一起，感加才体验到这种安全感。
关于女人的说法则更为混乱。卡门曾被宣布为具备最典型的女性特征。被认为最具有女性特征的是那个积极寻求享乐的女人。但这是假女人，是伪装成女人的男人。
这里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解释。然而，由于没有思想准备，他似乎一时不知所措。正在细细地思考。
而她再一次重放那张唱片。
天完全黑了，她忘记了继续抹灰尘。刻度盘的绿光颜色愈来愈深，房间也愈来愈被这绿光照亮。
开灯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可是她又必须看一下不可。
不过，即使在幽暗中，她那可以信赖的手也找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只镜框，她满怀深情地将它摘了下来，拿过去凑到刻度盘前面。即使刻度盘没放出自己那幽幽的绿色星光，甚至此刻熄灭了也罢，薇加仍能继续看清照片上的一切：这是一个男孩清秀的面庞；一观尚未见过世面的眼睛有如万里晴空；雪白的衬衫上系着生平第一条领带，身上穿的是生平第一件西服，而且，不惜在翻领上扎个小洞孔别了一校正规的像章：白色的圆圈，中间有一个黑色的侧面头像。照片是6X9英寸，像章极小，但白天还是看得很清楚，而此时凭记忆也能看出，这是列宁的侧面头像。
“我不需要别的勋章，”男孩的微笑仿佛在说。
就是这个男孩为她想出了“薇加”这个名字。
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花，之后很快就会死去。
薇拉·汉加尔特的恋爱也是这样。当时她很小，还坐在课桌旁。
可是他——在前线牺牲了。
从此以后，这场战争无论属于什么性质都可以：正义的也罢，英雄的也罢，卫国战争也罢，神圣战争也罢——对于薇拉·汉加尔特来说，这反正是最后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她同未婚夫在一起被打死了。
她是那么希望这时候自己也能够牺牲！当时她抛弃了医学院，立即要求上前线。但是没被批准，因为她是日耳曼人。
战争爆发后头一年夏天的两三个月，他们还在一起。当时她也明确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参军。到了现在，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谁都无法解释：当时他们怎么没有结婚？纵使不结婚，他们怎么竟让这几个月——最后的仅剩的几个月给白白过去了？当一切都在崩塌、断裂的时候，他们面前还能有什么障碍？
障碍还是有的。
如今，这件事在任何人面前也讲不清楚。哪怕对自己，也是如此。
“薇加！我的薇加！”他从前线大声呼喊。“在你还没有属于我之前，我不能死！现在我已经觉得：只要我能有3天工夫抽出身来——度假也罢！住院也罢！——我们就结婚！是吗？你说是吗？”
“你不要为这件事心里难过。我永远不会属于别人。我是你的。”
她曾这样满怀信心地写信给他。而当时他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负伤，他既没有机会住院，也没有得到假期。他是当场牺牲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还在闪耀，一直在闪耀……
但是那颗星的光在盲目闪耀。
这不是本身已经熄灭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种星。这是本身还在闪耀，还在灿烂地闪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谁也看不见、谁也不需要的那种星。
她要上前线没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医学院去读书。在医学院里她甚至还是个班长。收割庄稼、大扫除、星期日义务劳动——她总是带头。她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她以优异的成绩从医学院毕业，指导她实习的奥列先科夫医生对她十分满意（是他把盗加推荐给东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疗，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从中得到解脱。
当然，如果站在弗里德兰德的水平上考虑问题，那末，念念不忘一个死人而不找另一个活人，简直就是荒唐、反常、发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人体组织的规律、激素的规律、年龄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这些规律在她身上统统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认为自己被“永远是你的”这一誓言终生束缚住了。不过也存在这个情况：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亲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这就是说，他多少能够看到一些，多少能够听见一些，他还在场，他还存在。他会在无能为力的状况里默默地看到你怎样欺骗他。
如果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哪里还谈得上细胞生长、反应和分泌的规律！没有另一个这样的人！还谈什么细胞？谈什么反应？
只不过是我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迟钝罢了。变得疲惫而已。我们在悲痛和忠诚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们把悲痛和忠诚都交给了时间。唉，我们只是在每天都填饱肚皮、舔舔指头这方面才堪称寸步不让。如果两天不给我们吃饭，我们便会变得失常，我们便会气得发狂。
我们人类就前进了这么远！
薇加表面上没有变，但心却碎了。她母亲也死了，而她本来只跟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也是因为伤心而死的：她的儿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师，在1940年被投进了监狱。头几年他还有信写来。头几年她们还给他往布里亚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国那儿寄过邮包。可是有一次邮局发来一份使人纳闷的通知书，结果母亲领回来的是自己寄出的邮包，上面盖了好几个邮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邮包带回家来，像带回来一口小棺材。儿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这使母亲垮了下来。再加上儿媳不久又嫁了人。母亲对这一点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对薇加倒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