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继续发挥，“如果再过那么100年，我们的机体在问心无愧时会分离出一种雄盐来，而在问心有愧时则分离不出来。细胞会不会形成肿瘤或肿瘤能不能消退，也就取决于这种锅盐。”
叶夫列姆声音嘶哑地叹气说：
“我毁了好多娘儿们。生了孩子又把她们抛弃了……她们流了很多眼泪……我的肿瘤消不了。”
“这有什么联系？！”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克制不住了。“这是极端的宗教迷信，好好想想吧！乌七八糟的书，波杜耶夫，您读得太多了，思想上解除了武装！显而易见，您在这儿给我们咦叨的是道德上的什么自我修养……”
“您为什么跟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那么过不去呢？”科斯托格洛托夫顶撞他。“为什么谈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会引起您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个问题会刺痛谁呢？只会刺痛那些道德上的败类！”
‘您……不要忘乎所以！”只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眼镜及其边框倏地一闪，这一时刻他把脑袋挺得又正又直，仿佛没有任何肿瘤从右边顶着他的下颌。“某些问题早就有了定论！您已不能再妄加议论！”
“可为什么我不能呢？”科斯托格洛托夫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直盯着鲁萨诺夫。
“算了，算了！”其他病员纷纷劝解。
“喂，同志，”坐在焦姆卡床上的哪个发不出声音的人耳语似地说道，“您刚才的话题是关于烨树菌……”
但无论是鲁萨诺夫还是科斯托格洛托夫，都互不相让。他们累不相识，但都剑拔弩张似地望着对方。
“既然您想发表意见，那就应该具有起码的常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板有限地吐着每一个字，教训自己的对手。“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之流的道德上的自我修养观点，列宁曾写过文章，一劳永逸地批判过！斯大林同志也写过文章！还有高尔基。”
“对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强忍着怒火向对方伸出一只手回敬道。“世上任何人对任何事所下的结论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因为，那样一米，生活也就会停止不前了。一代一代的后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言以对。他那敏感的白耳朵的外缘开始涨红，面颊上有的地方也泛起了圆圆的红斑。
（现在需要的不是反驳，不是参与星期六的这场争论，而是要查一查此人是谁，从哪儿来的，有什么背景，以及他的那些极其荒谬的观点对于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否有害。）
“我并不是说，”科斯托格洛托夫匆匆说道，“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有什么学问，这我很少研究。但我凭自己的头脑这样理解，列宁之所以批评列夫·托尔斯泰的道德修养经，是由于那时这种主张会使社会偏离反对暴政的斗争，偏离即将成熟的革命形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您为什么不许人家开口？”他伸开两只大手，指向波社耶夫。“他是在生死边缘上思索生命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读托尔斯泰著作，您为什么如此恼火？这会碍谁的事呢？莫非要把托尔斯泰的书扔到火堆里烧掉？难道政府的教务管理局还没把事情做绝？（科斯托格洛托夫对社会科学缺乏研究，他把“至圣的”和“政府的”两个词搞混了。）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两只耳朵已全部涨红了。这已经是对政府机构的直接攻击（诚然，他没听清是对哪个具体机构），而且当着偶然聚在一起的听众，这就使局面更为严重，必须适可而止地结束这场争论，待以后有了机会首先审查一下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人。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暂时不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仅如波杜耶夫那边说：
“让他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好了。那会更有益处。”
然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重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分寸，继续在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面前宣扬自己的一套：
“为什么要妨碍别人思考呢？归根结底，我们的生活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生活多少美好！…俄爱你，生活！生活就是幸福！’谈什么深刻感受！这不需要我们，任何动物——鸡、猫、狗都会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已不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而是按人之常情提醒他。“不要谈论死亡！我们连提也不要再提了！”
“对我没什么好求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连连摆动铲子似的大手。“要是在这儿不谈论死亡，那到什么地方去谈呢？‘啊，我们将永远活在世上！”
“这么说，您打算怎么样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提高了声音。“老是谈论死亡，老是想到死亡不成！用这种方式去使钾盐占优势吗？”
‘“不必老是谈，”科斯托格洛托夫稍稍冷静了些，自知陷入了矛盾。“不必老是谈，但哪怕偶尔谈谈。这会有好处。否则，想想看，我们一辈子都对人强调：‘你是集体的一员！你是集体的一员！’但这只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就把他放出集体。成员他倒是成员，可死他不得不自己去死。肿瘤也是只生在他一个人身上，而不是生在集体身上。就拿您来说吧！”他很粗鲁地伸出指头指向鲁萨诺夫。“好，您说说，世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是死！！您最不愿谈论的又是什么？还是关于死！这怎么解释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再听下去，他失去了同他们继续争论的兴趣。刚才他没有注意，一不小心让肿瘤牵动了脖子和头部，疼得他完全熄灭了开导这些糊涂蛋、澄清其妄言的兴致。说到底，他进这所医院纯属偶然，在病情处于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不应该同这些人待在一起。而主要的，同时也是可怕的一点是，昨天打过针以后，肿瘤一点也没收缩或软化。想到这里，他心都凉了。啃骨者倒是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死亡，因为他正在一天天康复。
焦姆卡的客人，那个发音困难的大身量的男子，捂着疼痛的喉咙，几次想插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打断这场不愉快的争论。他想提醒他们，此刻他们所有的人统统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但他那嘶哑的声音谁也听不见，而要说得响些他又无能为力，只好把两个指头按在喉头上，以减轻疼痛并帮助发声。舌头和咽喉部位的疾患，说话能力的丧失，不知为什么尤其使人感到难受，而整个面部就成了反映这种难受之感的镜子。刚才他直摆两只大手，试图阻止争吵的双方，而此刻他已走到病床间的通道里。
“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12天，回信就未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5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4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个卢布，一个月就是120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本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小的时候谁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却能神秘启合的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仿佛什么人的一个肩膀或者什么人是一条大腿马上就会挤出来。即使在我们的智慧可以揭示奥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没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却也说不定会有神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在这儿！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结果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所有的农民，为了节省茶叶钱，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烨树蘑．．．．．”
“那不是鳞皮牛肝菌么？”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他已感到绝望，终日不声不响，甘愿认命，此刻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在场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说鳞皮牛肝菌，即使烨树本身有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的来说这甚至不是烨树蘑，而是烨树癌。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一些老烨树上有这种…样子十分难看的增生物——一层脊状的东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叶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用除石打火时拿它们作引子？”
“也许是。就这样，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突然想到：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庄稼人会不会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
“就是说，起到了预防作用？”年轻的地质学家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整个晚上他都没法看书了，不过听一听这种谈话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还是不够的，懂吗？这一切都还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与不喝这种自制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才行。还得让身上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人去喝这种上茶，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给人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才为合适：煮得滚沸好还是不滚好；每天喝几杯；会不会有后遗症；对哪种肿瘤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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