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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种时候，王石心里就有种调皮的快乐，这种愉悦总是能让他想起自己在军营里的那些辛劳，还有在郑州工厂期间默默流汗的情景。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应该感谢那些时光，没有那些磨炼，他也许承受不了这些创业时的艰难，也体会不到现在这种汗水里的愉快。快乐的日子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没有痛苦经历作比较，快乐也显得那么轻飘飘。王石此刻的快乐，他觉得会在记忆里持续很久。
最快乐的是，王石发现在深圳找到了自己，他的那种冒险性格被激发了出来，他发现原来自己这么喜欢爱冒险。1983年，他做饲料的第一年，在小赚几笔后，香港媒体突然报道鸡饲料里面有毒，王石的货顿时囤积了起来，好不容易贱卖后，赔了110万元进去。“那个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王石说。可是，危机时分，谁都没想到他会“顶风作案”，又从大连进了一批1。5万吨的饲料。这就像一次赌博，如果货到后香港人仍然不买账，王石的命运将和饲料一样。但王石押了这么一注，当货轮从大连一步步向深圳逼近，王石的心都扯紧了，他日夜听莫扎特的《弥撒曲》，甚至有了让货轮沉掉，然后让保险公司来承担风险的绝望想法。
命运就是比较眷顾大胆的人，货轮进深圳港前两天，香港媒体辟谣：鸡饲料无毒，报道有误。——天亮了！王石除补回赔掉的钱，一笔赚回300多万，简直是赫赫功绩！
当然也不是没有麻烦。在工作忙累并快乐的同时，王石还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问题。深圳生活是王石真正独自生活的开始，在部队在大学都是集体生活，到了广州后很快也结了婚，生活的不方便和麻烦在深圳的最初几年让王石颇为伤脑筋。最令他头疼的就是洗衣服，在热带的广东地区，一年没几个月是不出汗的，洗衣服的频率几乎是北方人的两三倍，这让王石很心烦。1986年，他第一次出国到日本，几乎毫不犹豫就给自己买了台洗衣机，这让他扬眉吐气，从此再不受那洗衣苦了，他心里真是开出了花，对那台洗衣机也备加珍惜。这台洗衣机一直陪伴王石到了2004年，实在是零件坏到找不到替换的，王石才把它扔掉了。我开玩笑说：“怎么不留下来做个纪念呢？”王石根本不笑：“那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一件工具嘛！”——王石不是有恋物情结的人。
创业的苦还来自于企业命运的起伏。无论做饲料贸易还是1984年以后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王石尝到了许多创业成功、利润理想、员工们拿到高收入时的快乐。可是，命运总是喜爱平衡，在业务不理想的时候，公司前途渺茫的时候，王石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些自己不愿面对的情景，比如裁员，比如上级的不理解。王石对自己的员工有一种老母鸡的情怀，论及裁员，他必定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公司命悬一线之时也不得不用此下策。王石对1985年公司因为赢利能力下降、市场萎缩而不得不裁员20％一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之为“创业以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而对上级的不理解，王石有时像火山爆发般地恼怒。曾经有人检举王石在香港私自购置房产并有大量存款，王石暴跳如雷，本来就很火暴的脾气顿时膨胀了几倍，他对着奉命来检查的人咆哮：“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摇钱树！我犯不着去做偷偷摸摸的违法勾当！”
王石曾经算了一笔账，到深圳前，因为工资不高，夫妇俩还带着小孩，尽管是在岳父岳母家吃饭，不用交伙食费，但也存不下什么钱；到深圳前几年，虽然自己做着业务，也负责着一个小公司，但毕竟是隶属于国家的公司，5年下来，他也就存了5万块钱。在钱上去冤枉王石，是最令他恼火的。
创业的快乐旋律总有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发泄办法就是去踢场球，跑到小梅沙去游泳，而最管用的，是听朋友刘元生从香港带来的音乐磁带。《安魂曲》、《四季》、《命运》，把音量开到最大，让音乐充满每个角落，把失落的情绪一点点消解……
创业的时候，生活也简单了。他一个人住在小小的宿舍里，“反正待的时间也没多少！”他有时这么安慰自己，所以也就没想什么奢华的豪宅了。有一次我问王石，到深圳时没有对钱的追求这个成分吗？他笑了：“怎么可能没有呢？我到深圳最开始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环境。”王石在外经委的时候，经常和外商打交道，外商那种和国人完全不同的生活品质让他很受触动，所以到深圳去赚钱成了他最原始的冲动。但到了深圳后，他越来越感受到，创造财富的过程其实更令他感到愉悦和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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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创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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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屋子里住了几年后，王石终于等到公司分房子，他分到了一室一厅。简单装修后，买家私的钱还是跟同事借了一点，说到这里的时候，王石有些苦笑：“说出来好多人还不相信，觉得我赚了很多钱一样。可千真万确，我就是借了钱。我只能说我不是穷人。”装修好的房子已经让王石满意了，但没想到遭到了女儿的打击。放假的时候，女儿和表姐妹从广州到深圳来探望王石，一室一厅的房子，屋里一个空调，客厅一个空调。白天王石忙得昏天黑地，根本没时间陪女儿，到晚上，王石住里面，女儿和表姐妹住在厅里。住了一个晚上后，小姑娘们坚决不肯住了。原来厅里的空调还没装，墙上是一个大窟窿，晚上一刮风，呼呼地叫，王石又不在家，小姑娘们实在吓坏了，只好情绪低落地走了。
王石感慨：“生活上是太随意了。”也许，对于理想大于生活的人来说，内心的追求已经带有了一些宗教色彩，对自己的约束已经让自己都乐在其中了……
但担心也是有的。王石是经历过政治动荡年代的人，深圳发展的日新月异，百分之百来源于中央的政策，很多人在畅快工作的同时，也有着一丝担心，唯恐某天清晨醒来，世界又变了一次颜色。王石也是一样。
他有时想，如果不顺利就回去吗？回到广州？然后他自己马上就否定了。客观来说，当然是回得去的，可是他不可能回去了，环境已经变了，窗户已经打开了，再回到封闭的屋子是不可能的。他也不习惯给自己留后路，王石在一次采访里说过：“给自己留了后路相当于是劝自己不要全力以赴。”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为人做法。有句话说得很绝：“置之死地而后生。”虽然没有那么悲壮，但对于当时创业的王石，的确有这样一种破釜沉舟的英勇气概。“如果政府某一天说深圳不要再做特区了呢？”我问王石。邓小平当时对深圳说了一句很有伟人风范的话：“大不了收回来。”很有气魄，对于泱泱大国来说，一定要有这种能屈能伸的气魄和敢于承担一切后果的决心，可具体到王石，如果真的要收回去，他怎么办呢？他说自己没想多久就决定了：“我出国！”如果深圳特区收回了开放政策，王石这样安排了自己的未来。他不是一个走回头路的人，特别是他历经了32年岁月才走到这样一个明朗的地方。
王石曾经很感慨，到了深圳，感觉自己好像到了老家一样。他的性格和深圳几乎一拍即合，那种无数的可能性，那种一定要成功的虎虎生气，那种对新兴事物的“贪婪”，都让王石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感到实在是舒筋松骨，即便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他在自己心里也就云淡风轻地抹去了。
从一个旁观者公平的眼光看来，王石的创业实属幸运，他适逢那样一个开放的年代，适逢那样一个不破不立的年代，适逢深圳这样一个与他因缘际会的城市。1983～1988年，王石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创业期。从深圳特区发展公司到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再到深圳现代企业，最后他终于走到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他开始有了一个最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深圳最初的5年，王石完成了对自己商场上的培训。他曾经是一个郁闷的军人，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他也曾经是一个工人，当沉重的钢板压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的愿望只是念大学，去获取更多知识；他也曾是一个铁轨边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当漫无目的地走在铁轨上的时候，他的情绪曾经低落到了极点；他还曾经是风光的国家对外贸易工作人员，但浮华的表面总是掩盖不住他内心的空虚，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最后他到了深圳，深圳在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王石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这里注定要成就他，他也注定要在这里烙下深深的印迹。
这个北方的男人，在中国的最南端找到了自己。我们想象一下当年的一个情景：周末，王石要回广州家里，穿着牛仔裤，随意地背上帆布背包，来到火车站，买票。售票的人告诉他没有座位了，于是他很自然就拿了站票进站上车。火车上人头攒动，王石没有理会，找到一个稍微宽敞的地方，从背包里摸出几张报纸，往地上一铺，自己则欣欣然坐了上去，再从背包里摸出一本书，就这样伴随着火车的声音一路回到广州……
王石特别喜欢自己那个时候的形象，他曾经对媒体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万科做大了，我也水涨船高地成了所谓的公众人物，但骨子里我更喜欢80年代的创业生活，我愿意保持已经形成的生活态度和习惯。内心里，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所以他成了那个年代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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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对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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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像我的父亲；连我母亲都说，我和他最像，我们都很擅长表演。这是我们不得不鼓励自己的唯一方式。如果你想扮演一个国王，你就必须时时刻刻像个国王。父亲扮演得惟妙惟肖，我也一样。他建立起作为盛田家族第15代掌门人，也是日本发展最快的公司总裁的形象。而且，他必须‘表演’——很抱歉，我必须用这个词，他不得不扮演日本最受世界理解的企业家。而实际上，我认为这并非真实的一面。不过，他不得不这样表演，直到他中风为止。他竭尽全力地工作和学习，为的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对此我敬佩不已。但那从来不是真的。他永远不可能演好所有的角色，包括为人之夫，为人之父！”
——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之子盛田秀夫回忆父亲
对手不一定是竞争场上的对家，不一定是面红耳赤、你死我活的敌人。就像有时候自己是自己的对手，真正的对手很多时候是你的伙伴，是一路同行的战友，是促使你进步、让你清醒地看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的朋友。这样的一些对手，也许根本不见面，也许只见过一两次，也许同在一个行业，也许分属不同行业，却并不妨碍彼此的欣赏和彼此的关注。
人心就是江湖，没有对手的江湖会是多么寂寞。
有时我想，王石寂寞吗？从1983年开始在商场上奋斗，王石一路都是狂飙突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创立的万科企业。在同行者们一路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的时候，他与万科却一直是越战越勇。20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做到像他这样恣意人生，有一次他表情莫名地说：“难道你们没觉得，王石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
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自得还是一种喟叹？我一下子还判断不了。采访过那么多财经人物，我能体会到他们的共同心态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忐忑，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愤懑，一种人到高处的智慧、无奈以及无奈之下的勇敢和坚强。但王石不一样，他的每一个举动都是革命性的，都离经叛道，都果决异常。他把自己一手创建的万科几乎全数卖给华润，本人只以小股东身份安然自处；他一直高呼万科高于25％的利润不做，很多人都怀疑这样的决心是否真正能实现；他又在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也是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早早就定下了接班人，自己则去玩极限冒险运动。
有人把王石的决然和洒脱理解为一种寂寞，一种喧腾的表面下无声的、睨视的目光。也许真正拥有智慧的人都是孤单的，内心都暗涌着无尽的激情，这样的人，很难让他有幸福满足的感受。我曾经问王石：“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些方面？”他回答得很茫然：“对于幸福，我从来无法确定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沉浸在尘世快乐中的企业家是不多的，特别是那批在上世纪80年代缔造了辉煌事业的企业家们，社会历史加给他们的沉重感让他们无法像下一代人一样放松、洒脱、释然。我曾经很无聊地比较正活跃在中国社会里的几代人：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去看每一代人的集体共性时，我会得出也许是莫名其妙的结论：出生于50年代的一代人更显珍惜之心，更有克制，更有传统的操守。也许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这三代人都没有经历太多的命运坎坷，在教育、就业期都获得了正常的机会，而且适逢中国进入盛世，信息社会又带来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对于这样三个年代的人来说，命运的欢喜总是有更多机会来到身边。而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每个命运的关口都碰上了重重阻碍：在求学的黄金时期遇上了“文革”、在工作的初期又来了下海潮、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碰上了下岗、正是家庭建设时候却又开始了房改医改——一切都来得不容商量，50年代的一代人被放在了社会关怀的边际。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历练，也许因为这样的一些不如意，这一代人拥有一颗珍惜而惜福的心，对家庭、对事业表现出一股单纯的执著，同时，也就有着一种难得的笃定的光彩。我所见到的一批成就于80年代，出生于50年代的企业家就是这样。
王石驰骋商场20多年，见风雨无数，与他称得上是“对手”的，我想，也只有与他一路同行的这一批来自80年代的风云人物了。
那就一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