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领到一个空屋子。不一会儿一个背手枪的战士进来说：“饭好了。”
这个战士引我到了一个饭厅，屋内有几条长桌和条凳，桌子上摆了两碗炖豆腐，苞米饭。我吃了一碗，挺好吃。杨成荣吃了两碗，他也吃得很香。正吃饭间，进来一个矮个，穿一件黑旧呢子上衣，敞着怀，里面一件黑制服，脸上还有几个麻子，他问那个炊事员：“没炒菜吗？”“没有，来不及了。”炊事员回答。
我看他一眼，他看我一眼。饭吃完了，那个背枪的战士把我领到一个屋子，把杨成荣引到另一个屋子。我进了一间小屋，屋内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黑棉制服在床边给很小的孩子喂乳。方才在饭厅的那个人站在屋内，笑着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我很不自然的与他握了握。他让我坐在把门口的凳子上，他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他很随便地问我：“到吉林几天了？”
“唉哟，21日晚上下火车，有六天了。”
“在哪儿住了这么些日子？”
“在解放团。”
“那里人那么多，怎么挤得下，怎么不到我们这来呢？”
“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住？”
“你们会不知道？”
我笑了：“不客气说，我害怕。”
“对，这是老实话。”他也笑了。
他给我纸烟，我说：“我这里有，从长春带来的，比你这烟好。”
“好，吸你根好的。”
他是江苏口音，说话很痛快。他与我谈到，长春解放前的各种情况，谈到内地——我到过的地方。他谈到反动派把共产党宣传为杀人放火的毒蛇猛兽时，说：“你们宣传，到头来自己也中了毒，所以你害怕了。你看，我们这里有什么可怕的？昨天是敌人，今天你过来就成了朋友。”
我想知道他是什么职务，但不好开口，想用一点技术，又考虑不该对这个直爽人耍手腕，慢慢就会晓得了。我说：“到这之后，对你们的政策完全不了解，希望能不客气的指教。我知道我应当做些什么。”
他接过我的后一句话说：“那是以后的事情，不忙，先安下心来。”
天黑了，我们又随着那个年轻战士出了大门，走了两个胡同一道街，到了一个院子。门口有战士守卫，院里有老百姓。迎面是一个木制的楼房，墙是青砖砌的，不怎么好看。我被领进楼下一间屋子。不一会儿来了一位穿黑呢大衣，戴八角帽的人，进了屋子，样子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项迺光跑哪去了？”
“我不知道。”
“你是督察处督察长，少将？”
“上校。”
“老兄，你没想到会有今天吧？”
“没想到有今天，也没想到到这儿来。”
“你把项迺光的下落写一下。”他右脚踏着土炕，左手拿着纸烟，歪着脑袋，很随便的样子。
“好吧。”
他走了，一会儿来人给我送来几张纸，在一盏不亮的电灯下，我写了两页与项迺光突围未果的经过。
躲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这么几个钟头接触了这么多的人，先一个说话那样和蔼，后一个简直是对我侮辱，两个人很不一样。我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那个战士来了，我问他有什么书看没有？他问要看什么书？我说：“共产主义常识的书。”他转身给我拿来一本《共产主义常识》，我打开一看，第一篇是列宁著的《论国家》，看不懂，看了两页放下了。
这时，楼上地板不住的响，是脚在地板上跺的声音，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叫唤，是给女人用刑吗？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半夜上刑别人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听到这些声音，想到我的将来，不禁毛骨悚然。翻来覆去，到天亮才睡去。早饭后昨天晚上穿大衣那个人又来了。他叫我写一份自传。我把8岁至今的经历写了十多页，交给了他。
午后1点，那个年轻战士来了，大家叫他小王。小王长得很老实，有20岁，腮帮上的肉很厚，眼睛不大，说话先笑。这样的人一望就不叫人担心。
他说：“请你去谈话。”
我跟他出了大门，在道上问他：“昨天跟我谈话的那位是不是科长？”
“那是朱副处长，今天还是他找你谈话。”
他是副处长呵，我对朱副处长的印象很好，我的思想是“可杀不可辱”，只要客客气气，不打不骂，枪毙了也没关系，千万别另遭罪，给我精神痛苦。
到了公安处，见了朱副处长。他问我昨天睡得好不好？我说没有睡好，心中有事。他说：“新到一个环境，再过几天就好了。”
“昨天晚上，那位穿黑大衣的干部叫我写项迺光的材料，我对他的下落实在不知道。今天早上叫我写自传，我倒写得比较完全。关于我应该做的，我一定自觉去做。因为我是自己来的，又不是你们抓来的，我何不争取主动呢？敬酒不喝，喝罚酒？那样的人，说句上海话，叫不识相。”
“你能这样做，我们欢迎。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利，对人民有好处。你的问题，我们是了解的，你自己来了，那是最好的表现。”
“你们的工作我也了解，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我也知道。我先坦白：在特务机关长春督察处当督察长时，由我指挥杀死的地工人员及进步人士四十多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
“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应该坦白。不过这些人已经死了，以后再写材料不迟，当前……”
“关于军统在长春潜伏的组织，埋在地下的电台，布置在哈尔滨的潜伏组，藏在督察处楼梯下的黄色炸药，以及从长春到吉林的许多特务……这是当务之急。是不是？”
“对！应当马上检举。这些潜伏组织不挖出来，会出事情。你在这马上写！”
他叫人给我拿来几张纸，我检举如下：
一、长春站哈尔滨潜伏组，自1946年建立以来，直到长春解放的早上还通报。这个组组长姓蔡，是哈尔滨报话局的一个报务员，特务电台设在他朋友处，他朋友住在道外一个破烂市；
二、军统局北满电务支台，两部大型电台及几部十五瓦手摇机，埋在督察处院内东南角墙下；
三、长春站潜伏组长吴殷强，以粮米加工厂做掩护，该工厂设在长春市七马路路北，离韩国侨民会很近；
四、东北剿总第二处设在长春的潜伏组组长徐克成，该组设在长春市长江路水楼子隔壁；
五、督察处办公大楼的楼梯下，藏有一箱黄色炸药；
六、随新七军到吉林的特务有：安震东（长春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以及张致温、孙国、王士廷、李雄飞等人，均在尉官解放团。
这个检举写完之后，按上指印，交给了那个战士。不一会儿朱副处长又来了，他说：“你们的人，有不少在这里，你大概还没见到，你回去就能见到了。”
“报告副处长，他们吃什么灶？”
“他们可能吃大灶。”
“他们既然吃大灶，我也不应该特殊，我请求吃大灶！”
“这是对你的照顾，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可以找曹同志。”
从公安处回我住的地方，我留意街的名字。我看见了牌子，我住的是通天街平安胡同，楼房是原来的新新旅馆。我对这些名字感到愉快，象征着我这个案子是通天的，上边知道；平安胡同预示我会平安无事，没有危险。我这是迷信吗？是迷信，但是有许多事应了验。
1946年2月14日在北平招考北平特警班学生。考完试出来，我走到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叫“鬼门关”，我心里很不痛快。没有几天，特务头子戴笠下了个条子，把我关起来，过了一次鬼门关。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容易迷信，并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回到住处，昨天那位穿大衣的干部，见了我说：“你上楼住吧，你们的人也知道你来了。”他引我上了楼，在门外他就喊：“陈哲，你看看谁来了？”
呵，陈哲、杨绍林、邱明瑞、翟丕翕、杨钧，都来了！
“督察处来了几个科长了？”曹科长问。
“我是总务科科长，杨绍林是情报科科长，这回又来了督察长，越来人越多。”
“早晚都跑不了，早来好。”曹科长接着又说，“你们谈谈吧，看看吉林市还有谁？找找他们。”
曹科长走了，我们扯起来。自从突围失败便各自分散了，只十天的功夫，经过了各自不同的奔波又在这会面了。他们说陈哲是自己到吉林警备司令部报到的，别的人都是一个找一个找来的，这叫连环套。
大家谈了一下项迺光的下落，谁也说不清楚。吃完晚饭，陈哲自己拉胡琴，唱青衣，大家还买了一些花生米、茶叶，等于开了一个小型茶会。十来天的改名换姓的生活结束了。这么一唱，精神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早晨起床，陈哲到我这个屋子与我谈了多时，他说：“这里是公安处的招待所，这里住的人，有公安处的干部和他们内部犯了错误的同志；还有捕来的几个可疑的人；剩下的十多个人都是军统，这里顶数你的官大。”
我问他曹科长在什么科？他说：“公安处处长叫陈波，副处长姓朱，治安科科长吕浩，是陈处长的爱人，曹科长是治安科副科长，在招待所负责。陈处长一定要找你谈话的。”
这一天7点钟刚过，曹科长叫我们几个人跟他到公安处去。还是我来那天的院子，不过进的屋子是西式的，屋子里有沙发，写字台，一个穿着古铜色旧呢上衣，背头，戴着近视镜，一只胳膊的干部站了起来，他笑着与我们打招呼。陈哲对我说：“这是陈处长！”
我给陈处长鞠了一躬，他叫坐下。我们八个人都坐在大沙发上，我坐的位置与陈处长的写字台很近。在陈处长旁边坐着一个女人，穿黑制服，可能她就是吕科长。桌上放着纸烟，战士给每人倒上茶，曹科长把烟递给大家吸，陈处长先对我说：“过去没到过吉林吗？”
“没有到过。”
“吉林不如长春热闹。”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人口多一些。”
陈处长转而对大家说：“你们来了不少天了，早就想和你们谈谈，一直没有功夫，今天咱们好好谈几个问题。我说话，大家能听懂吧？”
他的广东话接近北方话。我们回答：“能听懂！”
桌上放着一个本子，陈处长把本子打开，说：“今天我们讲四个问题，第一、是中国革命问题；第二、现在的形势；第三、宽大政策；第四、义气问题与你们的出路。”从7点半讲到11点，问题讲得很透彻，关于宽大政策讲得更清楚，这个问题，我听得非常仔细，对宽大政策有了初步了解。谈到义气问题，他说：“义气是反动派很讲究的东西，对蒋介石应当讲义气吗？不论是朋友或同事，只要他反人民就与他一刀两断，不要因为义气而不肯与他划清界限。对人民要有义气，对反动派不应有义气……”
“关于你们的出路问题，应该靠拢人民，与反动派一刀两断。这个决心要下，要用行动表现出来，要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低头认罪，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就有你们的出路。在我们队伍里也有从反动派来的人，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的起义，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你们应当选择自己的出路，那就是靠拢人民……”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