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烟药拿了出来。我也忘了有多少，那还是1948年逃走时，杨成荣给我搞的。这回离开公安局看守所，我也没有细看。一个看守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治肚子疼的药。”我说。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接过去一看，又看了看我，说：“这不是吗啡吗？你怎么说是治肚子疼的药？”
“我肚子常疼，打这个针就不疼。这是医生给我的，我也不懂得。”
“哪个医生？”
“长春市固生医院，院长刘玉锡。”
“不老实！你叫什么名字？给他砸上镣！”
“关梦龄。”不知为什么没有马上戴镣。
检查完了，一个看守拿了钥匙把一个监号的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五六个人。我一看，有段克文，他戴着脚镣走了出来。我真惭愧，不用说，我也得戴脚镣子。段克文暗地里一定会说：“你在公安局进步，到这就吃不开了！”咳，怎么与段克文在一块呢？与他在一起没个好，他是个顽固蛋。糟啦，段克文搬出了那个屋子，叫我们四个人搬了进去。这是一个很窄的屋子，如果我把褥子铺好，能睡两个人，还得头顶头。现在住四个人！
徐克成有病，坐不住，躺在地板上。他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我一声不响，非常懊丧。
晚饭吃的是小米粥。晚饭后，又来了一些犯人。各屋都加了人，我们这屋又加了四个人。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大个子，精神很愉快，满不在乎地坐在我的对面。他们一来就讲起话来，讲的都是犯人中间的事情。与我们一块来的那个斜眼问那个戴脚镣的：“你判了没有？”
“判了。”
“判了多少年？”
“35天。”那个大个子笑着回答。
我心想，35天的刑期就戴上镣，我的刑期要多少年，那更得戴镣了。
斜眼又问：“35天？你来了多少天了？”
他们都笑了。一个老头从旁说：“不是35天，是无期徒刑——五七三十五。‘五七’与‘无期’是音同字不同。犯人一说35天，就知道是无期。你们新来还不懂得。”
我明白了，使我惊讶的是，一个判了无期徒刑，戴上脚镣的犯人还这样乐观。
最后，那个大个子说：“我的罪判我‘35天’，我很高兴。我以为非枪毙不可，这是政府的宽大。”
“什么案子？你犯了什么罪？”斜眼又问。
“我是土匪，杀了两个人。”
杀了两个人就判无期！我有那么多血债，那该判多少？这回麻烦了。
夜里，睡觉前放一次便。六小时放便一次，我感到尿憋得难受。夜里有尿不能出去，屋里又无便桶，我便尿到旧裤子里。这样的生活如何受得了？在公安局大便困难，在这小便困难。
八个人挤在这个窄屋子里，我把东西放在身子下边，非常不舒服。伸不开腿，翻不了身，这一夜痛苦极了。什么形容字句能把我现在的难过形容出来呢？拿一百个“难过”也形容不出来我当时的心情。
第二天是礼拜日，吃完早饭。一个穿干部服的到我们这屋点名，叫到我的名字，看了看我。他走后，那位大个子说：“他是监房李主任，很厉害。斯大林死的第二天，叫我们坐在屋里不准动。有几个动的，立刻就给砸上了脚镣。”
放便时，我看到了刘荣第。还有公安局看守所的许多犯人也都到这儿了。他们一听说我来了，都从小窗户往外看。这是第六监，专押反革命犯的。
3月12日，早饭后，看守在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答应：“有！”看守对我说：“你把鞋提上，衣服扣好，跟我走！”出了监房大厅，经过一个院子，领到一个工厂。进了工厂门房的办公室，一个干部在屋里问：“你叫关梦龄吗？”
“是。”
“现在派你到这参加劳动，在劳动中要守纪律，有什么事要报告。好，你去吧！”
一个班长①领我到厂里，那里面正开会。有七八十个穿着紫颜色棉衣的犯人在开会。一个主持会场的年轻干部问了班长几句话，点了点头。我坐下一听，是斗争一个女犯。说她给男犯馒头，拉拢男犯。我回头一看，还有四五十女犯坐在会场。又说这个女犯劳动不好，怕闻汽油味。于是大家展开批判。我也举了手，但没叫我发言。到中午开饭时，这个会开完了。
这个工厂是长春监狱的橡胶厂，做胶皮鞋。夏天做小孩穿的球鞋，冬天做大人穿的棉胶鞋。有三百犯人，分炼胶车间，缝纫车间……我在成型车间。我们车间有七八十男女犯人。分派我在里帮组，就是往鞋帮上刷胶。我的组长姓佟。头一次见面便很客气。中饭在那儿吃的，高粱米干饭，白菜汤，倒不坏。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因“三反”进来的，判一年半。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这时正是监狱“三交”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可能刘英伟反映我许多优点。
在3月底的一个晚上，缝纫车间开了一个大会，橡胶厂全体犯人参加。印刷厂、麻袋厂也派犯人代表参加。监狱管教科万科长主持，还有各工厂的管教员。大会开始，万科长宣布：“长春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我一听，莫名其妙。接着由长春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员宣读判词。大意是：反革命罪犯杨绍时，因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送到长春监狱参加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作反动诗一首，企图变天。杨绍时不能认罪服法，继续现行活动，予以加刑处分，以肃法纪，由15年有期徒刑改为无期徒刑。杨绍时站在审讯员桌子前面，宣判完毕后，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叫他回到原位。接着管教科黄股长主持大会，犯人发言。许多人举手发言，两个人发言之后，我也举起手来。黄股长虽不认识我，却指定我发言。我站起来批判杨绍时作反动诗就是现行反革命，罪上加罪。这次宣判是政府对他再一次的宽大，不然把他枪毙也不过分。我说话中间，万科长把张管教员叫过去，一面说一面看我，可能谈到我的问题。
杨绍时1951年3月在公安局看守所时，与我一个屋子。那时他就很顽固，想不到现在依然如故。他这首反动诗是在橡胶厂缝纫车间作的。听说有这样两句：“身入樊笼不自由，他日出狱上九霄。”意思是现在无能为力了，有机会我要再干一阵。这是他自己找死。
4月，又把我调到外帮组，专门往鞋帮外刷胶。这个技术比里帮高。我们把刷好胶的鞋送到下一工序，让女犯套上包头、上大底。车间主任是女干部，看样子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她对我说：“你给女犯三个组发半成品鞋，你要注意，她们都是女人，成分也不好。过去干这个活的男犯人有犯错误的，我事先提醒你注意！”
我们是两班倒，一礼拜白班，一礼拜夜班。我发鞋给女犯言行很谨慎。这些女犯有的是破鞋，有的是妓女，吸毒、溺婴、一贯道、窃盗，反革命只有两个，是国民党员。我与她们接触有一个想法：过去我什么女人没见过，北京天津的小姐太太我认识多少，我的二老婆是天津有名的“郭小姐”。现在我能到这里搞男女关系？笑话。女犯也知道我是什么人，有一些妓女说：“督察处才厉害呢，长春谁不怕？关梦龄这个人过去见也见不着哇。”
我不与她们多说话，于是她们又说：“还是过去那样，架子哄哄的，见凡人不说话。做了犯人就没什么了不起了，不是国民党时代了。”
刘英伟与我谈了许多公安局的事情，但做工作的事我一个字没提。我问了他许多事，关于王恒烈的事他说：“王恒烈是高心鲁的表弟，老地工人员。日本帝大毕业，在日本念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后，当治安科科长。综管日本特务工作。‘三反’以前他贪污了很多款。‘三反’中他一看不好，畏罪自杀了。”
我一听，真可惜。他这个共产党员没死在战场上，却死在贪污上。他这一死，老王家算完了。王恒烈是他爸要来的孩子，长大念书，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孩子，当了干部。很圆满的日子，想不到来了这么个意外。我应死，我倒没有死；他能活得很幸福，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自己杀身。我对刘英伟说：“他父亲是伪满一个军区的少将军法处长，他是少爷出身，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没到解放区去工作过，没有受过革命的锻炼。长春解放，他以接收人员身份出现。别的干部没有他在长春熟悉，这就有了贪污的机会，以致身败名裂。他的家庭不好，他个人更不好。”
我又问刘英伟：“如果他不自杀，坦白，退赃，行不行？”
“咳！他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自己做事自己知道，如果坦白能行，他也未必愿意自杀。”
我想，这是共产党时代，如果是国民党时期，从长春往关内一跑，带着钱往上海一住，谁也管不着。现在跑不了，共产党统一全中国。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只许好好干，干不好不行。
5月份，刘英伟叫我写一篇墙报，号召大家遵守制度。我写了一篇“遵守监规制度，是衡量我们认罪服法的尺度”的墙报。张管教说写得很好，犯人也说好。由这以后，叫我负责墙报、壁报的编审工作。墙报用粉笔写在黑板上，壁报是写在纸上往墙上贴。这样一来，我的工作多了。一个礼拜出一期壁报，两个人投一份稿，就一百多份。我要看、要改，再呈给管教员批。这期间，我与男女犯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成了刘英伟的助手。许多事情我向张管教员一说就照办。这时思想又开朗了，并且骄傲起来。认为自己与别的犯人不一样。虽然我对一些男女同犯非常客气，办事态度好。但是心里瞧不起他们，认为这些犯人都是土匪、窃盗、流氓、阿飞，不懂得什么。解放前他们这些人见我也见不着。现在都做了犯人，没有办法，只好在一块混。
一个土匪吹牛皮，说他过去的事：“那时候，一进村，杀鸡，炒黑菜（肉片炒木耳），白干酒一喝，他妈的，我说了算！”
听听，他们只知道炖鸡，炒木耳，别的什么也没见过。我与他们谈话是谈不到一起的。但我愿意听他们谈话，尤其是犯人的各种案情。
监狱规定，凡是未判刑的罪犯一律不参加劳动。我与徐克成均未判刑，我到这儿的第三天，就提出去劳动。大家谈起来这是一个特殊。因为刘荣第、李树桂、郑建五、程登科等人因未判刑，都在监号坐着，不能劳动。凡是未判刑的人都十分恐惧，不知将来如何？处死的人都是没判刑的，到时候一提，上汽车就枪毙。因此，反革命犯都急于判刑，判无期，判死缓都能保住性命，就是不判保不住命。我和徐克成可以参加劳动与公安局的意见有关。回忆离开公安局看守所那天，我认为“推完磨杀驴”这是对不起政府的。在院子常看到李树桂他们晒太阳，坐一个大圈子，不准动。他们看到我很羡慕。因为一参加劳动，吃的比监号犯人好，行动也有小自由。犯人都希望劳动，尤其希望到橡胶厂劳动。这里除了炼胶以外，都是轻体力劳动。
从一个犯人谈话中，听说徐克成调到印刷厂劳动，他病了两个月，住进了病监。政府叫他找保到外边就医，他找不到保，病死了。我心中很难过，他与我在一块反省四年，对我帮助很大。人死无法预料，不过我的身体还不要紧。
有个犯人叫王喜桂，他说：“监号有许多反革命犯都认识你。有个叫李中候的，从市局解来没有几天就枪毙了。他和我在一个号，那天他买了一只烧鸡，一边吃，一边摇头，自己唉声叹气，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饭后，一开门，戴上手铐，提上了汽车。那还用问！”
我想他被枪毙，一个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当六组组长时，破坏政府威信带头打人，这属现行特务活动；另一个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实在，有一次，于审讯员说：“李中候信口胡说，按他供的材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