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他，却又不敢亲近他，更不敢放慢自己的脚步，只能默默记取那伟岸的身影，作为自己的里程牌。正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顾盼中，它完成了爱的升华：她和他分享着一切的美好，也分担着一切的苦难，这就够了。爱是什么？奋不顾身地投怀送抱固然是爱的经典，但默默地以心相许难道不是一种更加坚贞伟大的爱吗？它就这样行色匆匆地一路向前，既没有多大的落差，也没有多少野性的艳情。有的只是平和从容的女儿本色，虽风鬟雨鬓却难掩天生丽质的高贵。
现在，它走出了杭州。能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旅程，甚好！对着钱塘清波舒展一下身姿，理一理自己平民化的荆钗布裙，蓦然回首，但见西湖如镜，吴山媚好，水巷深处飘出淡淡的桂香，它很喜欢这座富于女性情调的江南名城。
出杭州德胜门向东北，大运河带着这个城市热情的天性和妩媚的水色上路了，杭州的姿色它用不着太留连，因为前方的每一程都有着各自的风景，足够它看的。它消消停停地一路北上，很舒展也很悠闲。从杭州到镇江，这段运河大体上还是六朝时的旧道，隋炀帝开江南运河时，实际上只是在六朝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整理而已，此后的十几个世纪中便很少改道。是的，为什么要改道呢？六朝和隋炀那个时代的旖旎风华一直掩映在波光帆影里，让整条运河都流溢着一股明艳的秀色。这一带正当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水源充沛；又加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大运河优游其间，处处都能见出滋润和丰足。也正是由于这种滋润和丰足，使历朝历代总习惯于因循旧道。当然小的修改也不是没有，例如从杭州到嘉兴那一段，原先是经由临平的。临平是杭州北门外的重镇，在南宋小朝廷定都杭州那阵子，它是见识过不少历史大场面的。靖康之难后，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以及他后来屡次亲征视师，御舟均停泊临平；宋金双方使臣往来，也都在临平设馆迎送。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屯皋亭山，宋丞相文天祥出使元营及被扣亦是在这里。但到了元朝末年，张士诚割据苏南浙西，军船往来于苏杭之间，常常取道塘栖一线。自明正统七年江南巡抚周忱拓宽河道后，漕运、驿传、商旅等，便舍临平而走塘栖。这大概是后人对六朝故道仅有的一次修改。塘栖亦因此繁华，一度成为杭州府市镇之甲。
从塘栖向北，远眺了嘉兴的南湖烟雨，大运河直趋苏州。这一路大体上是绕着太湖走的。古城苏州梦一般的幽静，这里的人们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一群，连引车卖浆者也算得上精神贵族。他们习惯于静静地品味生活，不喜欢喧闹和浩阔（像虎丘那样热闹且格局大一些的所在只能坐落在城外）。那么就别打搅他们，悄悄地绕城而过吧。流过了西南城角的水陆盘门，流过了飞絮如雨的横塘古驿，又流过了张继诗中吟咏过“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枫桥，大运河又扭头西去，身后是寒山寺流韵千古的钟声。但在经过无锡和常州时，她都是穿城而过的，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的商业重镇，市井中流溢着精明开化的商业气息，不像杭州和苏州那样，总带着几分怀旧和伤感。大运河穿行其间，正好吐纳百货交易土仪，也正好领略这里的商界行情。城区的河道很窄，舟楫壅塞，摩肩接踵，好不容易出了常州西门，回首望去，但见三万六千顷太湖烟波渺渺，多么浩阔的一片水呵！从嘉兴到常州，还没有走出她那包孕吴越的怀抱。
常州古称延陵，既称陵，自然是高地了。大运河过了常州，便渐渐失却了先前那明丽坦荡的风格，变得单调且逼仄起来：两岸是沙性的、土质不那么坚密的黄土冈地；河岸很高，风景中有一种干燥的、带点野性的成分；河水浅窄，不再有那种盈盈欲泼的气象，也不再有天生丽质的妩媚。似乎一切都有点萧索，不那么繁茂；有点粗犷，不那么精致；有点苍黄，不那么清秀。感觉上仿佛进入了北方，但这里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宁镇山脉的余脉延伸至此，形成了江南运河的分水岭——丹北分水岭。在常州以南，大运河的水源来自太湖；到了这里，水源来自练湖。在江南运河中，这一段其实是资格很老的，“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人三千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元和郡县图志》）秦始皇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要挖断所谓“王气”，这我们不去说他。反正他很早在这里开凿了一段运河，而且是江南运河中最为艰涩的一段。
但好在离长江已经不远了。似乎是为了酝酿情绪，大运河踌躇满志地激动起来。它已经听到了长江的呼唤，那是从昆仑绝域浩歌而来的兄长对袅娜于江南烟水中的小妹的呼唤，是激情对温顺的呼唤。在北上的这一路上，它一直都是平和从容的，它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清纯淑女的激情往往是最疯狂的，从分水岭向北，它就毫不吝惜自己并不充沛的水量，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江，以至原先清丽的面容也显出了几分风尘之色。于是，人们不得不用曲折的河道和堰闸来抑制它的情绪，因为，练湖的“水柜”是经不住它这样奔流直下地挥霍的。
大运河在京口汇入长江。遥望江北，过了瓜洲就是古老的邗沟了。
三苏州
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苏州大致处于中点的位置，南下杭州和北上镇江的距离都差不多。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杭州、苏州、扬州，这三座城市恰恰体现了文化江南的典型神貌，又恰恰在大运河边几乎等距离地排列着。但苏州的文化性格并不是杭州与扬州的中和，它比这两者都要更精致。杭州与扬州虽然也很精致，但前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没落情调，后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盐商和小市民的卑俗，它们都有显摆的意味。苏州的精致则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滋润，它潇潇洒洒，不卑不亢，以骨子里的书卷气和自在平和的真性情酿造着诗化的生活，即使是怀旧，也只是像寒山寺的钟声在微烟渔火中的几许喟叹，大致不会很激烈的。
没有苏州，江南会平庸不少，江南运河也会逊色不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州似乎只是一个休憩的所在，这里山温水软，有巧夺天工的园林和白如凝脂的美女，有讲究的菜肴和小吃，更有那如幽如兰的小巷，缠绵得令人销魂。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是上海的后院，达官贵人和大亨富豪们在十里洋场厮混得累了，便到苏州来歇歇脚，买一处旧家园林，置一房姨太太，在这里将息得精神了，再去上海滩闯荡——这大致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景观。再往前，苏州则几乎是京师的后院，那些在京城有头有脸的主儿，不管是不是苏州人，赋闲之后，都喜欢把家安到苏州来。他们在这里怡颜养性，享受生活，也注视着京师的政治风云，一旦气候对自己有利，便抖一抖衣袖启程往京城去。——官船就停在河房的石阶下，橹桨一动便进了大运河，很方便的。看看苏州的那些街巷名称，该有多少是与当初的王公贵族有关的。都说侯门如海，其实它们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貌似平朴的小巷深处，一点也不张扬。因为这里的豪门大户太多了，说不定从哪座不起眼的门脸里，就会走出个品级相当不低的人物来。冠盖云集，藏龙卧虎，谁都得学会收敛着点。你看，光是所谓“衙”，就有“文衙弄”、“沈衙弄”、“王衙弄”、“申衙弄”、“包衙前”、“吴衙前”等等。还有什么“太师巷”、“尚书里”、“状元弄”、“相王弄”、“乔司空巷”、“王洗马巷”、“金太史巷”，几乎可以据此编一本中国古代的“职官表”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街巷背后，曾经的玉堂金马、衣香人影，演绎过多少有声有色的故事，退隐与复出，淡泊与执着，优游山水与周旋官场。苏州人讲机巧，亦讲性情；有风姿，亦有壮采。他们能屈能伸，亦雅亦俗，把生命的热力挥洒成不拘一格的人生风景。
苏州人王献臣，明弘治进士，嘉靖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官场失意后回归故里，筑拙政园以自居。“拙政”二字取自潘岳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住着这么好的园林，一边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边却要作出一副可怜巴巴万念俱灰的样子：唉，有什么办法呢？浇浇园子，卖卖菜，养家糊口啊，这就是我这个笨人所从事的政事了。什么叫苏州人的生存智慧，这就是。当然也有不怎么“智慧”的，例如清朝初年那个叫王永康的主儿。王永康并非王献臣的后人，他之所以入住拙政园，中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王永康本是苏州的一个破落户子弟，父亲早年去世，永康遂飘泊无依，到了三十多岁还讨不上老婆。一日在家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张结亲的帖子，原来王父当年在军中供职时，与一个叫吴三桂的同僚相处得很好，吴三桂答应把女儿嫁给尚在襁褓中的王永康为妻，并且立下了红帖。这个吴三桂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西王，驻节昆明。王永康看了帖子，自是喜出望外，他决定去云南碰碰运气。在昆明，他堂而皇之地写了一封子婿的帖子到府门求见，整整等了三天，门胥才让他进去了。吴三桂见了他，沉吟了好久（他都想了些什么呢？），最后还是认了这个潦倒落魄的穷瘪三。也许在他看来，穷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给一份陪嫁就足够了。他给的这份陪嫁也着实丰厚，摆在明处的就有：一处公馆，三品官的顶戴，加之成亲的全套妆奁用具。这还只是云南那一头的。吴三桂同时又移檄江苏巡抚，嘱他代买良田三千亩，大的房屋一所。这所“大的房屋”就是拙政园。没多久，王永康偕新妇回苏州，穷汉乍富，挺胸凸肚，自是神气得不得了，也很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吴三桂失败，王永康的下场自然可以想见，拙政园又换了新的主人，这些就不去说了。
我想，以吴三桂当时的权势，他是完全可以拒绝这门亲事的，之所以在“沉吟了好久”之后又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永康，想必王永康身上也有几分不俗之气吧，例如，苏州人特有的儒雅，以及那种软绵绵的固执。既然不能干什么大事，那么就让他在苏州的园林里享享清福吧。享福也有档次之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苏州人那样消受得滋润且风雅的。吴三桂的想法或许不错，苏州园林确实称得上滋润风雅的所在，在这里，山、石、林、泉，大自然中美的几大要素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很温驯也很艺术地圈养在自己的围墙内，任是雾失楼台，烟迷芳草；或是舞低杨柳，歌尽桃花，想怎样消受就怎样消受。但圈养的结果是：野性不见了，雄浑不见了，极目苍茫的风云之气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精致。小家碧玉式的精致软化了生命的质感，风月情怀冲淡了江山气度，这就是苏州人。
但原先的苏州人并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壮士有荆轲，南方的壮士有要离。要离以不满三尺的侏儒之躯，挺身搏击有万人之力的公子庆忌，比之于荆轲刺秦，虽然稍逊“易水悲风”的排场，却更胜勇武气概和生命的亮色。因此陆放翁诗曰：“生拟人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要离者，苏州人也。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大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所谓“吴戈”和“吴钩”后来亦因此成为冷兵器的代名词，它是与男儿本色维系在一起的。而干将、莫邪所铸的宝剑更是闻名天下，那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干将莫邪者，苏州人也。壮士和宝剑，这就是苏州人奕奕风神的写照，也是苏州人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那时候，他们——就精神的强度和浓烈而言——都无愧于一流。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侬软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的祖先，却是凸现着勇武与力量的强悍之辈。想当初，“吴会轻悍”难治，曾令刘汉的历朝统治者忧虑重重。到了西晋的时候，大才子左思所作的《吴都赋》中，仍有“士有陷坚之锐”的描写。左思是到吴地游历过的，这块土地上浓烈的尚武风气，使他的笔下很难见出旖旎的色调。
由好勇而柔慧，由尚武而崇文，苏州人性格的流变似乎是随着大运河的通达而开始的。
大致从隋唐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便开始向江南转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三吴地区区域经济环境的改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人气渐旺，造物主为人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丰饶而美丽。这里偏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和西北，也远离了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当北方人在频繁的战乱和权力更替中颠沛流离时，江南人却一门心思忙于稻粱之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无烽火之警，无逃亡之艰，亦无饥馑之患。江南真是幸运：它独享着动乱年代的安谧，也消受着升平年代的福祉。丰韵而富足的江南——青青的山、柔柔的水、软软的吴语——不知不觉地托起了一个文化的苏州。这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诗中秀润清丽的苏州；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画中文采风流的苏州；也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充满了世俗的喧嚣和情趣的苏州。
于是人们看到，从苏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的航船中，除去大米、丝绸、刺绣、织锦、茶叶和陶瓷而外，还有书画、文玩、版本、梨园子弟和络绎不绝的举子。自唐宋以后，熙来攘往的苏州举子便成了大运河上一道令人艳羡的风景。长天秋水之间，那飘然的青衫撩起了多少悲喜人生！仰望着科举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他们那“弱水蓬山路几重”的期盼是何等殷切，那“杏花一色春如海”的狂喜又是何等放达。当然，更多的还是落第后“秋风何处说文章”的颓唐。不过颓唐尽管颓唐，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