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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底，朝廷征调禁军、工匠、水手等两万余人，通惠河工程正式上马。在忽必烈看来，大都军民为运河服役只是暂时的，而换取的却是运河千秋万代地为大都军民服役。因此，对工程怎样重视都不为过分。开工不久，他便仿效汉武帝“塞瓠子决河”的故事，命令自丞相以下的百官皆亲操畚锸去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皇上这么一号召，接下来的热闹可以想见。车辚辚、马萧萧，满朝文武一个不落，浩浩荡荡地来到开河工地，融融的秋阳下，那场面简直如同一次有组织的郊游。所谓义务劳动其实是相当形式主义的，实际上干不了多少活；再加上工地上的茶水费和往返的车马费，从经济上核算实在划不来。但干多少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姿态：这些本来不应该劳动的人也亲自来劳动了（多么令人感动的“亲自”）！足见上边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那么多达官贵人站在那里，服饰斑斓，冠冕堂皇，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他们“亲自”拿起铁锹，装模作样地挖了几块土，这一幕便载入了史册。但在他们的身后，那些世世代代挖土的人有谁曾注意过？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应该干的事，而达官贵人们的本职却是坐在衙门里摆布别人的命运。这至少揭示了一条真理，谁如果想载入史册，就去干点不属于自己本职的事情，例如那些世世代代挖土的人杀进衙门，干起了摆布别人命运的勾当，青史上就不得不记上一笔了。
达官贵人们象征性地挖了几锹土，又浩浩荡荡地回城去了。回去了好，这些人在工地上反倒碍手碍脚的，郭守敬还得趋前避后地在一边侍候着，唯恐礼节上有不周到的地方。但只要还存在着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和役使，存在着官方文件中对一部分人的劳动必须用“亲自”来表达，存在着政客们以作秀来哗众取宠的社会氛围，这样的镜头就不会绝迹。
通惠河及相关的引水河道激活了大都城的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水是一座城市的动态雕塑，著名的“燕京八景”中的“芦沟晓月”、“琼岛春荫”和“太液秋风”，原先都是大都漕运系统的产物。这似乎是一则关于水的美学寓言，后人谁会想到，那些优美典雅的名字，最初的起因只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呢？
通惠河的竣工，标志着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从此以后，庞大的漕船编队从江南启航，扬帆三千五百余里，可以直抵大都宫墙后的积水潭。这个长度尽管比隋代运河缩短了一千八百多里，但它仍然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中国历史上的世界之最太多了，平心而论，并不是所有的世界之最都有多么了不起的价值，有的“之最”只能在极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供人们津津乐道；有些“之最”则纯属雕虫小技，根本没有多大意思。但大运河这样的世界之最却绝对是惊世骇俗的，从现在开始，它至少影响了此后六百余年中国政治经济的总体格局。一条影响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长达六百余年的运河，无论如何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同时，大运河的改道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东西部的发展历史，像汴梁、洛阳、长安这些曾在中国历史上镂金错彩的名字，却有如被遗弃的半老徐娘一般，从此韶华不再，失去了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号施令的资格。它们那神圣的光环和风华绝代的优越感，只能成为博物馆里孤独的陈设。人们在惊叹它们当年那盛极一时的辉煌时，不得不为它们江河日下的衰落而感叹。而得益于大运河的惠顾，东南沿海的商品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了执中国经济之牛耳的新贵。而这种经济格局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我们以后将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作为荒漠上的游牧民族，蒙古人从小习见的是骁勇的马蹄，而不是浩荡的风帆。他们那悠远辽阔的长调牧歌也和南方水淋淋的吴歌有着绝然不同的质感。他们当然知道水的重要，一个在茫茫荒原中寻找水、追逐水，为了争夺一块有水的草地不惜厮杀得昏天黑地的民族现在来到了南方。从深层意识上说，他们也是为了追逐水源长城以南那湿润的农耕文明而来的。他们定居了，定居在辽金的故都，从逼仄的蒙古包住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他们不再追逐水，而是把水从更远的南方引过来消消停停地受用。南方的水的确与荒漠的水不同，荒漠的水只凸现它的物质性，它装在牛车上的木桶和骑手背上的皮囊中，在骑手们眼里，它从来不是风景，仅仅是对“渴”的消解一种没有任何诗意的、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消解。渴了，抓过背上的皮囊抿几口（却不敢猛喝），撩起宽大的蒙古长袍一抹嘴角，扬鞭策马又向前方去了。而南方的水，充沛、清纯、优雅，带着香草美人的芬芳、烟雨楼台的风韵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情致。它洋洋洒洒，伸手可及，不仅可以解渴，而且可观、可品、可鉴。大运河来了，好大一脉水啊！背负着南方的富庶繁华，南方的满腹诗书，南方的降臣新贵和铜驼铁碑浩浩荡荡地来了，甚好！那么就兼收并蓄吧，一个新的王朝就这样在大运河的北端定居下来。这个原先在饥渴时能狂饮马血的民族，现在也开始学会了水的审美和挥霍。他们从马背上跳下来，登上海子里的龙船，一边用心细细地品茶，一边摇头晃脑地静听欸乃如歌的桨声那划船宫女的身姿据说来自扬州瘦西湖上的船娘。他们觉得这样生活也挺不错。有时候他们会暗自思忖：究竟是他们倾慕汉文化才去梳理运河，还是南来的运河之水滋润得他们这样“文化”？这样的问题很难想出什么所以然，那么就不想吧。还是品茶听水，随手翻开一本词臣新近推荐的线装书。
在公元1292年的中国，除去大运河全线贯通而外，说得上具有世界影响的事件，还有马可·波罗回国。
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本来可以演变为大事件的情节，却湮没在其中的某一个链环上。马可·波罗如果终老于东方，那么他最多只会在稗官野史中留下一笔，绝对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轰动效应。他来到中国已经十七年，这期间他曾游历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是沿大运河南下，一直抵达泉州和福州，甚至还在扬州当过几年的地方官。一个既在大都的皇帝身边待过几年，又在扬州这样富于东方情调的地方担任过父母官的人，相信他对中国的事情也算了解得差不多了。现在，他要回国了。思念故土是人之常情，忽必烈也不好强留。正好伊尔汗国遣使向元室求婚，忽必烈便派他送阔阔真公主出嫁，然后顺道回国。这次他选择了海路，四桅大船从泉州启航，出南中国海，穿马六甲海峡，越印度洋，一路上备尝艰辛，两年以后才在波斯登陆。完成使命后，他又取道小亚细亚辗转回到威尼斯。
至此为止，这位意大利旅行家的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
但地中海人的探险精神却注定了故事还要延续下去的。马可·波罗天方夜谭式的经历引出了另一名探险家更具史诗意义的远航，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似乎只是马可·波罗那喜欢夸夸其谈的性格。
回到威尼斯的第二年，马可·波罗在一次海战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在那里，和他关在同一监舍的恰恰是一位小说家。
一位经历丰富而又喜欢吹牛的旅行家遭遇了一名小说家，其结果是，旅行家夸大其辞的口述，加上小说家笔下生花的记录，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了。
《游记》一旦问世，其影响就远远超出了马可·波罗个人命运的范畴。书中描述的那个人间天堂般的中国和遍地黄金的日本（马可·波罗其实根本没有到过日本，有关的描述都是得自传闻），引起了西方淘金者狂热的向往。一位出身于热那亚的犹太人在很小的时候就熟读过《游记》，就像当年柳永描写杭州的《望海潮》曾诱惑金主完颜亮生起投鞭渡江之志一样，寻找东方那取之不尽的财富也成了这位犹太人远航的一大诱因。他就是哥伦布。
1492年8月，哥伦布率领“圣玛丽亚”号等三艘帆船从巴罗斯港启航。他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且海洋要比陆地小得多，由欧洲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这是一次充满了艰险、内讧、残杀和指鹿为马的远航。哥伦布自以为是的性格使这次探险只取得了部分成功，他的船队最终未能到达东方，因为他把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误认为是印度，故称当地人为“印度的居民”（印第安人）。但即使是错误，这也是伟大的错误，谁能否认他寻找新大陆的远航曾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呢？
那已经是马可·波罗身后差不多二百年，也就是十五世纪末期的事。那时候，东方的明王朝正在最腐朽而封闭的专制灵床上酣睡，“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中国，万家灯火，在更鼓中渐渐平静了下来。”（张爱玲）而新世纪的曙光已经随着哥伦布远航的帆影喷薄欲出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们这些大运河的子孙就痛心疾首，恨不得大哭一场。
20贾鲁的悲剧
元代的大运河和刚刚从大漠深处走出来的蒙古骑兵一样，有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这种气魄的全部内涵是：充满了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慷慨大度的奉献精神和放荡无羁的恣意作为。元朝立国的时间不长，从忽必烈开始，历代帝王都很重视对水的驯服和治理。但重视有时也并不是好事，重视什么往往说明那个“什么”没有解决好。元朝最后灭亡的导火线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一直耿耿于怀的治河，从这一点看，这些来自北方荒漠的骑手最终也没有真正熟谙水性。当年从临安运到大都的那些宫廷礼器，又被朱元璋的大将军徐达运回了江南，来去走的都是水道，所不同的只是，北上的时候走的是海路，南归的时候走的是运河。一个马背上的王朝曾把自己的命脉系于盈盈一水的运河，等到气数已尽日落大都时，大运河又为他们唱了一支最后的挽歌。
一个重视治水的王朝，走出几个水利专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元朝的水利专家，开始的时候有郭守敬和马之贞，最后一个则是贾鲁。不管什么人物；成为最后一个总带着几分悲剧意味，确实，无论是在元代政治史还是中国水利史上，贾鲁都注定了是一个悲剧人物。
贾鲁的悲剧在于他是一名专家型的政府官员，这种人的特点是，有比较精深的专业知识，但社会管理的经验和能力相对较差。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相当高傲的，并不怎么把那些官场政客们放在眼里。对自己专业知识的过分自信，再加上强烈的表现欲，使得他们往往喜欢钻牛角尖，缺乏从政治上看问题的大局观。作为元朝末年最杰出的工程技术专家，贾鲁的工作无疑是富于创造性的。但可惜的是，这样难得的专家偏偏生不逢时。到了他那个时候，元帝国的大厦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科技成果已不可能被有效地吸纳和消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仅仅靠科技已是无力回天了。在这种时候，作为有头脑的政治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社会的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在不稳定因素蓄势待发甚至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口号，若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谁会吃饱了撑的，整天把稳定像口香糖似的放在嘴里嚼？那是怎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啊！吏治的腐败已是公开的秘密，公开得人们都懒得去说它，贪污受贿犹如一张时髦的名片通行无忌。私囊中饱，国库空虚，中央财政近乎崩溃，只能靠滥发钞票来勉强维持。加之灾荒连年，民生凋敝，邪教麇生，盗贼蜂起，哪怕一点小小的火星，也有可能引起燎原大火。因此，干什么事都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突破了社会可承受的临界点。就连反腐败也只能悄悄地进行，生怕把娄子捅大了收不了场；或者把黑幕揭得太多，让民众看到了那一摊烂污，对当局更加失去信心。强化专制，钳制舆论，虚言矫饰，打肿脸充胖子，这些都是不必说的，最重要的还是不能让老百姓扎堆儿，扎堆儿能有什么好事？就像元杂剧《陈州粜米》中所说的：“柔软莫如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不满和牢骚一摩擦，就会生出动乱的火星，只要谁振臂一呼，大局就不可收拾了。
但贾鲁偏偏忽视了这些，他太相信自己的专业技术，以为天下的坏事都是黄河泛滥造成的。黄河一泛滥，不光使沿线的农村经济雪上加霜，赋税收不上来，饥民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且还直接影响了漕运，因为黄河和大运河有一段是抱在一起的，黄河一感冒，运河也跟着打喷嚏，弄得京城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治好了黄河，使流民回归本土，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样的思维从逻辑上讲或许并不错，但他恰恰是在社会承受能力这一点上超越了现实。对此，工部尚书成遵就曾指出：山东河南一带“连灾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人于此，恐日后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这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老官僚发出的警告。
这样的警告后来又不幸而被言中。就在贾鲁大规模地开工治河，并且以他那天才的创造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差不多就要大功告成时，饥饿的民众却等不得了，一个经过精心预谋的独眼石人“挑动黄河天下反”，元王朝的丧钟最先在治河工地上敲响了。
所有的愤怒都冲着治河而来，贾鲁成了一切的罪魁祸首。且看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