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传- 第25部分

上帝之鞭！





上帝之鞭，谁敢与之争锋？

但是在进入中国的南方后，他们却遇到了麻烦。在那里，他们遭遇了水，蒙古骑兵开始失去了以往那种势如破竹的锋芒。南方的河网有如女人飘洒的秀发一般，那种温柔的羁绊使得剽悍的蒙古马几乎无所作为。事实证明，蒙古人一旦离开了马背就雄风不再，只能算是一支二流部队，他们不得不依靠金朝和南宋的降将作为前驱，看他们如何借助于舟船进行攻坚，而自己则像见习生一般在后面亦步亦趋。战事进行得相当艰苦，忽必烈的大哥蒙哥战死于长江上游的合州，而围绕着汉水边那座小小的襄樊城进行的攻守战也打了差不多六年，如果不是南宋方面的权臣贾似道忙于陪小老婆斗蟋蟀，不肯派援兵，最后的胜负还真难说。元军对南宋的军事行动是从长江中上游开始的，长江是中国南方的母亲河，这样的战略意图既折射出不可一世的高傲，也带有某种宿命的成分，那就是，从源头上掐断南方王朝的命脉。但蒙古人毕竟从来没有征服过水，面对着多水的南方，所谓“投鞭断流”只能是狂夫的豪语而已。

忽必烈一直难以忘怀他第一次面对长江时的情景，浩大的江水接天而来，汪洋恣肆，简直会让人产生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大地似乎浮动起来，几乎挨上了苍穹。苍穹也不是北方的苍穹。北方的苍穹富于坚硬的质感，它和旷野的结合部永远是标准的圆形，带着一股禁锢和霸悍意味。而南方的苍穹轻纱一般，是云蒸霞蔚的虚幻，仿佛随时准备接纳你的飞翔。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水。水的浮动感使它具有了古老的神性，“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是南方特有的气韵和气势。从表面上看，南方的水和北方的大漠很有些相似，那一轮又一轮的波浪犹如荒原上月芽形的沙丘。但沙丘上是可以驰马的，蒙古马从来不惧怕沙丘，即使是沙海也毫不惧怕。飞沙如暴，热血如注，那是骑手们最乐于体验的壮观。但水却能阻止奔突的马蹄，再剽悍的蒙古马，也只能止步于沧浪之水．那仰天长嘶中该有多少英雄气短的无奈！也许就在那一刻，忽必烈领悟了南方的含义，在这里，水不光是大地的经脉，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如果说北方是驮在马背上的，那么南方就是漂在水面上的。水是柔性的东西，你用力击打一下，它漾开一点；可是你一收手，它又回复到原先的形态。这是一种柔性的坚韧，无法靠蛮力来征服的。你纵然有最锋利的钢刀，削铁如泥、吹毛立断、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可你也无法挥刀断水。这就是南方的水啊！它含蓄内敛，大度不羁，每一片浪花上都闪耀着一颗太阳。风是清新湿润的，如同南方的丝绸一般滑腻温婉。这水淋淋的南方激发了忽必烈的征服欲望，自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以来，先人扬鞭跃马，所建立的武功堪与天公比高。但他们虽然征服了那么多地方，却除了草原就是荒漠，他们还从来没有征服过水。现在，该轮到自己了。

几天以后，文天祥到达大都，羁押于兵马司监狱。忽必烈令好生看管，待之以礼，他有一种预感：这位南朝的状元丞相也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水。





16巨人的对峙


文天祥是四月从广州被押解北上的，其间在建康停留了两个多月，八月二十四日又从建康登程，到达大都已是十月初一。前半程走的是水路，过了淮河以后，又改走旱路，因为自宋金分治以后，大运河的北段已经湮废。北方是文天祥没有去过的地方，时值中秋已过，满眼是萧瑟的秋景，一路上的感慨自然很多。“荒草中原路，斜阳故国情。”离江南越来越远了，国破家亡的剧痛却无时无刻不在心头。临行前，门客邓光荐曾和泪写下一首《鹧鸪词》，为他送行：

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驮。天长地阔多网罗，南音渐少北音多。肉飞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天长地阔，江山如梦；鹧鸪声声，旧恨更添新愁。一路上文天祥也写了不少诗，诗中或怀旧友，或哭亡母，或伤中原凋残，或写北国风光。当然，涉及最多的，还是死。

对于死，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五坡岭被俘后，张弘范要他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他就抄了《过零丁洋》给张弘范，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曾多次求死，或服毒，或绝食，但都没有死成，因为一旦沦为囚虏，生既不能由己，死亦不能由己。江南的那些朋友们也希望他以死全节，甚至希望他早点死，省得夜长梦多，被元蒙统治者软化。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说起来真让人心里不好受，就是江南义士王炎午等人听说文天祥行役途中要经过江西，便写了一篇《生祭文丞相文》，誊录了数十份贴在沿途的驿站墙壁上。祭文本是写给死者的，所谓生祭，无非是促其早死的意思。王炎午等人的目的是让文天祥看到祭文，早日一死全节。这篇祭文意气纵横，写得相当漂亮，七百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一篇不朽的名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虽举事无成，而大节亦无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执，涉月逾时，就义寂寥，闻者惊惜。岂丞相尚欲脱走耶？尚欲有所为耶？昔东南全势，不能解襄、樊之围；今亡国一夫，而欲抗天下？……奈何慷慨迟回，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不陵亦陵，岂不惜哉？





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悲壮乎？惊悚乎？酸楚乎？都有一点，可又不全是。这样张扬的文势和酣畅的笔墨，目的只有一个：敦促文天祥早点死。我绝不怀疑王炎午等人的真诚，也绝不怀疑他们都是热血志士，如果他们一旦陷身于文天祥这样的境地，大概也不会吝惜脑袋的。我所困惑的是，王炎午等人都是文天祥的朋友，对文天祥一向很崇拜，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全他的气节呢？如果文天祥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砍头只当风吹帽，自然毋须他们以这种耳提面命的方式来提供精神资源；如果文天祥是一个意志薄弱者，那么写这样的祭文又有何用？问题还不光仅仅于此，我之所以心里不好受，是源于这些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对利用冠冕堂皇的信仰之类怂恿别人去献身的人，总有点不以为然。犹如父亲逼着自己的女儿殉夫全节，虽然那信仰和爱也许是相当真诚的，却因其血淋淋的残酷而失去了人性的温煦，缺少起码的亲和感。信仰当然是重要的，它是一面精神的旗帜，没有信仰，无异于没有脊梁的行尸走肉。但献身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这种自觉与别人的宣传鼓动无关，它只体现一个人的生命质量。一个人以什么方式活着是他自己的事，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也都是自取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指责一个鲜活的生命：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死？就像不管多么神圣的信仰都没有资格杀人一样。文天祥的那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由他自己讲出来，自然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当之无愧地永远镌刻在历史的巨碑上。但如果是别人操着教父的口气，以此来训导文天祥，要他舍生取义，味道恐怕就要大变了。从祭文中看，王炎午等人对文天祥的气节是不放心的，他们担忧“日久月积，志消气馁”，于大节有亏。因此，那语气便有点不客气了：你已经被俘好几个月了，为什么还没有听到你就义的消息呢？难道你还想逃跑，或者还指望有什么作为吗？这些显然都是不可能的了。祭文中用了汉代李陵的典故，意思是说，你如果还不死，时间一长，在人们心目中不是李陵也是李陵，那样就太可惜了。于是王炎午等人大声疾呼：“大丞相可死矣！”

文天祥没有看到这篇祭文，因为他一直被元兵锁在船上。也幸亏没有看到，如果他看到了，并且果真像王炎午等人所希望的那样，在去大都的路上就以死全节，那才真是太可惜了，因为我们将无法看到后来大都兵马司监狱里的那一幕正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的大剧。南宋小朝廷临危受命的书生丞相文天祥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和精神巨子的文天祥，并不在于他最后的死。死有何难？“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这样的人见得多了。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总有几个忠臣义士慷慨赴死的。和文天祥同时期的人，像陆秀夫、张世杰、李庭芝、姜才等人也都死得很壮烈，但他们身上的光芒和对历史的影响力都无法和文天祥相比。最终造就文天祥的，正是兵马司监狱中的那三年又两个月零九天，在那场他和忽必烈的对峙中，一个南方知识分子所体现的生命精神和人格力量，使他站在十三世纪末期的历史峰峦上而光照千秋。

这是两个巨人之间的对峙，对峙的双方文天祥和忽必烈在各自的营垒里都是千年一遇的人物，他们都站在那个时代的制高点上。这场对峙不仅体现在意志层面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因而对峙也就超越了简单的对抗，同时也包含着彼此之间的吸纳和融合。在一场平庸的灭宋之役后，历史终于在大都的监狱里展现了一场真正惊心动魄的南北战争。

对于文天祥来说，这是一场持久地面对死亡，同时也面对着生存世界的种种诱惑，却从容不迫、义无反顾的抗争和坚守。

对于忽必烈来说，这是一场纵然握有生杀大权，却始终无法使对手就范，爱亦无奈，恨亦无奈，无法体验攻掠快感的苦役。

在文天祥初到大都的那些日子里，兵马司监狱前冠带相索，车马不绝，着实热闹了一阵子。劝降者的阵容很大，规格也不断提高。像留梦炎那种狗尾巴草似的不倒翁来当说客，自然是自讨没趣。一个脊梁里缺钙的侏儒，有什么资格站在文天祥面前说三道四？就是做说客，他也不配，挨一顿臭骂是理所当然的了。那么就换一个有点分量的来吧。元朝的宰相阿合马登门了。也不行，马背上摔打出来的粗人，胸无点墨，只会吹胡子瞪眼地发狠劲。发狠劲有什么用？文天祥早就抱定了一死的决心，你以死相逼，不是正好成全了他吗？几个回合下来，阿合马只得骂骂咧咧地退场，一干人等爬上马背，在深秋的夕阳下绝尘而去。这些情节就不去说了，无非是威逼利诱的伎俩，用来对付文天祥，都太低级。让文天祥稍微感到有点难堪的，是面对着劝降阵营里的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昔日的皇上，九岁的宋恭帝赵；一个是自己的同胞弟弟，在惠州举城降元的文璧。

赵来了，这是文天祥预料之中的事。虽然都是阶下囚，但毕竟有君臣的名分，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君臣两人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其心情是十分痛苦的。文天祥只是“北面号拜”。叩头加痛哭，本来是一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但哭着哭着，就不由得动了真情，国恨家仇，万般酸楚，一齐涌上来，竟悲声号啕长跪不起，一边哭一边喊着：“圣驾请回。”弄得小皇帝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九岁的孩子能懂什么呢？还不是为人所制，任人摆布？文天祥很理解这位亡国之君的处境，因此不让他有说话的余地，就把他打发走了。元廷本以为赵是一张王牌，你文天祥不是最讲忠君吗？那么你看，这会儿是谁来了。其实他们搞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天祥现在的抗争和坚守，既不是为了国国在何处？自厓山一战，故国沉沦，谁也无力回天；也不是为了君君在何处？赵昺已死，赵被囚，忠君何用？他是为了一种“法天地之不息”的信仰，一种健全而高洁的人格精神。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眼下周围的这些人，恐怕连后人也未必能理解的。

对于文璧，文天祥并没有表现出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大义灭亲的姿态，他对这个当了汉奸的弟弟是很宽容的。文天祥曾对他的嗣子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兄弟两人，一个尽忠，一个尽孝，不过是各尽其职。他知道，自己尽忠固然要掉脑袋，但弟弟活着也并不轻松，正因为有了文璧的归顺，文氏家族才避免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厄运，在这一点上，文璧其实是为哥哥的尽忠负起了责任。正是文璧的投降，才多少减轻了文天祥对家族和亲人的责任感，使得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死。对于文天祥来说，死并不难，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死后肯定要流芳千古的。而文璧的日子就难过了，文天祥越是流芳千古，文璧就越是要背千秋万代的骂名。可以想象，在往后的日子里，文璧将如何在哥哥的万丈光焰下猥琐地活着。英雄总是少数人，它的诞生是建立在大多数人贪生怕死的劣根性之上的。可历史为什么偏偏要把文家的弟兄俩置于这样尴尬的境地呢？以一个人的卑微衬托出另一个人的伟岸，这真是太残酷了。“兄弟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这是文天祥听到文璧来到燕京后，在一首诗中发布的政治宣言。但讲政治并不妨碍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就在同一首诗中，文天祥还抒发了“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的叹息。他不忍心后人过多地指责弟弟，因为在他看来，文璧也作出了很大的牺牲。而文璧作为一个读书人，对哥哥的信仰也是理解的，只不过他骨头太软，做不到罢了。这种宽恕和理解使得弟兄俩的会见充满了悲剧感。忠孝节义之类的大道理都不必去说了，唯有相对无言，最多也就是说说童年时代的往事，那是一段足以笼罩天地人寰的苍茫岁月，很让人伤感的。临走时，文璧给哥哥留下了四百贯钱。据南宋遗民郑思肖记载，文天祥坚决不要，理由是“此逆物也”，如果收了，就是中了元廷的奸计。其实文天祥不要钱并不在于这是“逆物”，而在于他早就准备以死全节，一个等着上刑场的人，要钱何用？别说是四百贯，就是金山银山也无异粪土。在这里，郑思肖笔下生花，有意无意地拔高了文天祥，但就是这一点点拔高，反倒让文天祥显得假模假样的，不那么本色。越是精神强大的人，他的情感世界越是多姿多彩，比起那些只会背诵政治教条的槁木死灰般的腐儒，文天祥才是真正的伟丈夫。我们总是见惯了那些板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