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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黄河，就标志着进入了更遥远的北方。仍然有大片的棉花地，但大路上的驴车正在被大青骡子和架子车所取代。北方苍茫辽阔，在整个漫长的夏季，旷野是坦荡无垠的绿色；而一旦进入秋后，便只有满眼铅灰色的厚重与浑朴。村庄与村庄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所谓鸡犬之声相闻一般是很难做到的。人们需要运载量更大的工具，骡子的耐力和爆发力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而且它又是虚荣心很强的家伙，这与它在性生活方面的低能恰恰形成反差。它总爱追逐前方航船的帆影，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那种兴致，似乎那帆影挑逗了它的竞争欲望。待到超过去了，便骄傲地打一个响鼻，再追逐更前面的。在骡子趾高气扬的脚步声中，航船却放慢了速度，帆篷像大鸟一般落下来——要过闸了。光是从南旺到临清，这样的闸坝就有十七座。
其实不是航船，而是大运河最先感到了闸坝的临近。原先那种叙事风格的节奏被破坏了，有两种感觉——郁结感和空洞感——轮番折腾着它，就像一支中规中矩齐步走的队伍，在一连串神经质的口令下忽而一路狂奔，忽而立定稍息。四处笼罩着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这不安中又带着某种兴奋，某种期盼的成分。航船在慢节奏中亦步亦趋，鱼贯而行，那蹑手蹑脚的步态中也是交织着不安、兴奋和期盼的。这时候，前方开始传来嘈杂的喧闹声，其中还夹杂着粗暴的呵斥。随着第一道闸门在绞关的牵引下轰隆隆地升起来，水闸那巨大的阴影逼近了。水闸不光是水和闸门的互相制约与冲撞，还有权力意志的较量。为了防止大船搁浅堵塞运道，按规定只准一百五十料的船只通过。但规则从来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说到底是一种制定者本身并不执行、却要强制别人执行的东西。权贵大贾们总是有恃无恐，五百料以上的大船照样横冲直闯。守闸官员们无奈权贵何，只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开启闸门的权力，向中小散户们发威刁难，索要钱物。大运河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了，在北上的一路上，权力话语的噪音几乎随处可闻。它现在只有一种挣脱束缚的欲望。束缚它的是闸槽两端的闸门。首先是下游的闸门缓缓地落下了，切断了河水的去路，闸槽内的水位开始上溢，不知不觉中就漫过了石驳墙上深色的水迹。但情绪却是欢欣鼓舞的，有点嬉戏打闹作人来疯的意思，也是随大流地跟着赶热闹的意思。航船挤挤轧轧，争先恐后地驶入闸槽。它们从来没有这样互相接近过，也从来没有这样互相亲热互相嫉妒甚至互相仇恨过。他们能清晰地看到对面船上的一切细节：船舱里品茶的官吏和文士们脸上那悠然自得的神情，船娘用肩头抵着竹篙用力时，那布袋一样下垂的乳房，以及船舷上某个地方修补过的痕迹，或者舵柄的木质和年轮。待到闸槽内填满了航船，上游的闸门又落下来。与此同时，前方的闸门开始启动，闸夫们大汗淋漓地推动绞关，绞关上的粗麻绳拽动了闸板，发出沉重的呻吟。流水挤压着闸板，大大增加了它上升的摩擦力，又迫不及待地从它启开的缝隙中仓皇逃逸，在另一边翻起欢呼的水花。闸夫们操纵绞关的动作越来越快了，在船上的人看来，他们那披着阳光或星斗的身影有如天神一般，他们是水的主宰，也是运河和航船的主宰。这其实是一种肤浅的误解，在这里，一方面是不甘于被驯服的水，一方面是人的意志和智慧，人和自然在这里兜着圈子彼此较劲，谁也不能完全征服谁。也正是由于这样，它们才有了服从于某种游戏规则的合作，只不过这种合作是在互相抗拒的名义下进行的。这有点像暗地里互相倾慕的少男少女，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无休止的攻击和抬杠，他们都乐此不疲地用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并从中得到乐趣。终于，闸板离开了水面，河水大呼隆地浩荡下行，在被束缚了一段时间后，它们终于又自由了。船工们的脸上开始舒展起来，他们潇洒地站在船头，操着竹篙左指右点的，很有点曹孟德横槊赋诗的气概。船舱中的官吏或文士们仍在从容地品茶，他们或许在心里计算着：过了这道闸，下一个码头该是东昌了吧。
东昌是聊城在元明清几代的旧称，这几代王朝的都城都在北京，以南北大运河为经济命脉。东昌正当“运河之咽喉，大都之肘腋”，位置得天独厚。但一个地方的位置太优越，有时也不是什么好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战争一直是这里最重要的主题。元朝末年，明大将军常遇春北伐，在东昌附近与元军激战，入城后，见各家门前都悬有一块“欢迎明军”的木牌。再看看，背面则写着“欢迎元军”，这种脚踩两条船的做法令常遇春大怒，一道屠城令，使得偌大的东昌府几无人烟。明初，燕王朱棣与他的侄儿争夺皇位，从北平南下“靖难”，与建文帝的守军大战于东昌，朱棣最宠爱的大将张玉战死，这是“靖难”之役中最为惨烈的一仗，朱棣只得绕过东昌而驱师徐州。每一次的改朝换代，东昌都要在血泊中浸泡一次，不因为别的，就因为这里是通达南北的运河码头。但一俟干戈止息，大运河又以它那繁育力极强的雌性因子，很快在这块土地上催生出蓬蓬勃勃的生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过了济宁、便是东昌。”大致到了明代的洪宣年间，东昌已跻身于运河沿线的九大商埠之列。从当地出土的墓志碑文中的记载来看，族谱追溯到明洪武以前的极少，大都是洪武以后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过来的，“洪洞县里无好人”，他们或是穷汉，或是罪囚，或是怀揣着发财梦的商贾，那傍河而立的“山陕会馆”最初的奠基者，大抵就是这些人。
在东昌的八大会馆中，以“山陕会馆”规模最为宏大，我们不妨走进去看看。
会馆本来是外籍商人以地域为纽带的同乡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企业家联谊会或俱乐部。山陕会馆自然就是山陕商人的联谊会或俱乐部了。为了体现这一主题，连会馆所用的木料也是从陕西终南山运来的，而营建会馆的木匠则来自山西汾阳府。当然，祭祀的神祇也是自己的老乡——关老爷。关羽这个人一生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最后的下场也并不好，死了以后，脑袋还被孙权当作政治礼物送给了曹操（我们还记得曹操对着那颗装在木匣子中的人头说的那句相当刻薄的话：“云长公别来无恙？”）。但老乡毕竟是老乡，“亲帮亲，邻帮邻，关老爷帮的是蒲州人。”山陕商人还是希望他能给自己带来福祉。除去祭祀神化了的死人，会馆的另一个功能是交际活人。戏楼和看楼是这组建筑群中最能体现世俗功用的部分，因此它们也有着一种世俗的华丽。戏名义上是祭神的，其实还是演给凡人看的。找一个由头，把政府官员和方方面面的关系户请来，品茶听戏，联络感情，这是一种极富于仪式感的公关活动。就在那宫商翕奏和袅袅茶香中，说不定一桩桩大买卖就成交了。中国人向来很重视感情投资，官场如是，商场亦如是。商人要借重于官员打通关节，摆平关系。官员们看中的则是商人的钱袋，乐得为之地傍大款。这样的戏在会馆里三六九地上演，大家都能品出其中的滋味。
明清两代的晋商富甲海内，他们的会馆当然也应该华彩纷呈。这华彩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深深地烙印在运河帆樯的阔大背景上，每一个细部都是金碧辉煌的，透出十足的底气。却又并不张牙舞爪，该张扬的张扬得很到位，该收敛的也收敛得很得体。光是嘉庆十四年的一次重修，就耗费了将近五万两银子，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商业利润的“厘头”。当时规定的厘金为三毫，也就是千分之三，由此推算，亦可见当时山陕商团的经营规模及富有。我们可以想象，在大运河最繁忙的数百年间，那些手眼通天的富商巨贾们如何在这里搅动着运河码头上喧闹的商潮，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只须小试身手，就已腰缠万贯。而会馆则是他们交流信息聚会议事的场所，这里虽然没有吞金吐银的实物交易，但那些交易的主角确是经常在这里出入的。他们操着已经沾染了齐鲁腔的山陕方言，举止言谈都显示出中国一代巨贾的深谋远虑和从容干练。我曾看过一个材料，介绍山陕商人是如何把江南的瓷器运往西域的。瓷器是易碎物品，而通往西域的运道又是陆路，运输工具只有骆驼和马匹，万里迢迢，磕磕碰碰的，那些娇贵的青花或彩釉如何受当得起？他们的办法是：先通过水路把货辗转运到关中，卸下来，用一种草籽拌在泥水里抹在瓷器上，然后把瓷器一叠一叠地捆扎好。他们便在旅馆里住下来，潇潇洒洒地逛街访友，一边雇好了陆路上的脚夫。过了些日子，草籽发芽了，密匝匝地裹住瓷器，有如软毡一般。这时候再装上驼背和马背，沿着丝绸之路西出阳关。这样的智慧实在令人叹服。我总觉得这智慧从本质上讲是属于农民的，因为只有农民才会这样熟悉草的习性，并且把对草的驯服和利用作为自己生命艺术的一部分。但凭着一袋草籽就敢于闯荡广袤荒凉的西域，这样的胆魄又似乎不是属于农民的。
山陕会馆在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光绪二十三年，这次重修的费用在碑记中没有详述，只用“所费无几”一笔带过，大概花费不会很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随着漕运的终止，大运河已经衰落了，而强大的山陕商团也早已不复往日的风光。历经了几百年的风雨，会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剩下来的日子，只能作为运河边的一座古董供人们观赏和凭吊了。
与山陕会馆当年的热闹形成对比的，是海源阁藏书楼的清静。
这种清静源于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楼似乎都有这样的规定：秘不示人，不光是外人，连亲朋戚族也一律不得接近。清代作家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曾提及一件事，老残来东昌海源阁看书未成，便在旅馆的墙壁上留诗一首：
沧苇遵王士礼居，
艺芸精舍四家书。
一齐归入东昌府，
深锁琅嬛饱蠹鱼。
对海源阁这种不近人情的关门主义，老残是很有点牢骚的。从诗中我们可以知道，清代江南的四大藏书家——常熟钱曾、泰兴季振直、吴县黄丕烈、常州汪士钟——相继败落后，其书籍很大一部分流进了海源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珍贵的宋元刻本及名人手抄本，当初正是通过大运河“流”进来的，因为海源阁主人杨以增的身份是江南河道总督。河道总督是个肥差，我们不知道杨以增其人的官德如何，但处在那个位置上，大概是不会缺钱花的。中央财政每年都要拿出一大笔钱用于治河，水过地皮湿，用不着很贪，就会有大把的银子进账。中国历史上的私人藏书向来以江南为中心，作为江南总河的杨以增自然有机会接触各种公私刻本的图书。杨家是，他自己又是进士出身，文化素养是不用怀疑的。这些条件都有可能成就一个藏书家。杨以增也当仁不让，他用自己毕生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一座可以与江南任何一座私人藏书楼相媲美的海源阁。是的，江南的藏书楼已经够多的了，随口说说就有：天一阁、皕宋楼、嘉业楼、八千卷楼、铁琴铜剑楼，等等。而在杨以增之前，北方还没有一座真正像样的私人藏书楼。大运河给北方带来了一个诗化的江南，江南的园林、江南的丝绸、江南的美食，甚至江南那白如凝脂的美女，都已经进入了北方的生活，却单单缺少一座像样的藏书楼，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杨以增的出场。有人认为，杨以增实际上是搜刮了南方藏书家之精华，并借主管河道之便，用漕船运到东昌，庋藏于海源阁。言下之意，说他是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我没有足够的根据质疑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利用职权搜刮图书也比搜刮金钱美女奇珍异宝要好些，因为这不仅显示了一种文化良知，更重要的是，他的那种搜刮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抢救，让散落民间的残篇断简有了一个聊避风雨的归宿。他实际上是在为我们这个民族充当文化拾荒者。而且我还认为，一个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收藏图书的官员，大抵总不会太贪酷的，因为他的文化人格在那里明摆着。中国历代有那么多河道总督，但海源阁只有一座。试问，其他那数以百计的河道总督，他们都给历史留下了些什么呢？当他们利用大运河把成担的金银珠宝送往老家时，杨以增的船上却只有一摞一摞的书箱，这让我们注视他的目光多少有点感动。
和其他所有的私人藏书楼一样，海源阁的藏书后来也同样遭遇了悲怆而又无可奈何的散佚，它原先那些严格得几乎不近人情的规定只能阻止读书人的脚步，却无法阻止战乱和兵灾。1928年，海源阁遭到土匪王金发的劫掠，从此以后，清静的藏书楼便不再清静了，先后挂在这里的招牌有：韩复榘部队某旅的司令部，山东省流亡政府的“主席行辕”，侵华日军驻聊城司令部，伪顽合流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