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柳比莫夫把罪过平均地推到东方和西方情报机构头上，但他还是常常鄙薄
地讥笑克格勃的自命不凡：“一次甚至极微小的成功都要颁授勋章。秘密情报机构
好像刘易斯·凯罗尔童话中的百兽和群鸟，围着一个问题转圈：谁是胜者。一听到
这样的问题他们就会一齐回答：‘我们！’克格勃与其在西方的同行一样，变成了
间谍狂，‘破坏积极的外交努力’、‘在恶化国际形势方面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柳比莫夫认为，卫星侦察带来了“稳定的效果”，减少了双方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但当他在1989年成为克格勃第一个离任的驻外间谍头目后，他在苏联报纸上呼吁裁
减第一总局以及克格勃庞大的国内机构。1990年柳比莫夫出版了《关于传说的传说》
——克格勃和中央情报局之间有价值的秘密战滑稽剧。《莫斯科新闻》报认为可以
把柳比莫夫的这本书改编成一部“很好的音乐喜剧”。
奥列格·卡卢金由于着手调查几个带有政治背景的受贿事件，而于1987年被解
除列宁格勒克格勃副主席之职，此后，他开始公开批评克格勃。1988年他开始对在
第一总局掌权14年的偏执狂克留奇科夫，发起了几乎毫不隐蔽的攻击：“就在几年
前，上面有人强迫我们相信，我们的事业不成体统，其根源不是隐匿在我们体制内
的弊病，而是由于敌人的包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极力压制、少数人的反
社会行为和国内犯，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恶意的宣传和挑拨离间的结果。”卡
卢金1980年被克留奇科夫从第一总局解职也是因为类似的言论。即使在批评美国的
秘密行动时，卡卢金也是从克格勃的角度来抨击中央情报局这个传统的敌人。他在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担任驻华盛顿政治情报处处长时，对以下情报就曾深思良久；
中央情报局对越南战争结局的观点要比五角大楼的现实得多。他说：“我曾多次同
中央情报局人员见面，但他们都没告诉我从事什么职业。他们是些极其敏感，富有
教养的交谈者，在发议论时不会走极端。我并没被他们善意的微笑所迷惑。但我认
为，他们对全体苏联人民并不怀有阶级仇恨。”卡卢金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怀布斯捷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人：“当他感到要维护正义的事业时，就不怕影响自
己同白宫的关系。”显然，卡卢金对克留奇科夫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他在1990年称
克留奇科夫的改革是在给自己的脸上涂粉。“克格勃的爪子和阴影充斥了生活的各
个领域，所有关于克格勃新形象的议论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克格勃和整个世界一样，都未能预见到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解体的速度和时间，
而实际上，解体早在1989年就已经开始了。但可能是它首先感觉到二战末期形成的
苏联集团注定必遭灭亡。80年代初期和中期，总部对东欧未来的态度就表现出绝望
和宿命论一一一80年代末更加深了。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听到
一些悲观的抱怨、说共产主义制度不可信，责备说“我们推行了苏联的堡垒政策，
但这些国家都要完蛋了！”尽管这种说法未必很严肃，但类似的议论却在1989年的
变革中被东欧国家所证实。
在1985年3 月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任总书记以前，三个东欧国家就根据不
同的原因，严肃地向总部表示了他们的担心。第一个国家是波兰。1980－1981年间，
由于团结工会力量的迅速壮大，第一总局在波兰的地位已经动摇。1981年12月，雅
鲁泽尔斯基、波兰军队和波兰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动军事政变，镇压了团结工会。虽
然其娴熟的手段得到了莫斯科总部的赞赏，但克格勃比大部分西方观察员都明白目
前的情形只是暂时的。
总部主要担心罗马教皇在波兰的威望迅速提高并压倒波兰政府。当然，任何一
个苏联领导人都可以重复二战末期斯大林那个自负的问题：“教皇有几个师？”但
那个时代已成为历史。 总部的大部分波兰专家回顾过去时都认为， 波兰危机始于
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卡罗尔·沃伊特雷（后来改名为约安·帕维尔二世）被选为罗
马教皇之前。7 个月后，当沃伊特雷以新罗马教皇身份来到波兰时，全国几乎四分
之一的居民前去迎接他，其余的则通过电视注视着他9 天凯旋式的访问。访问结束
时新罗马教皇回到了他的故乡克拉克夫，他说这里的“每一块石头对我都是非常珍
贵的”，感动得许多人在街上号陶大哭。当时已经腐朽的国家政治体制同教会的道
德威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部对克格勃参与1981年谋杀教皇的企图的说法不一致。几乎有一半同戈尔季
耶夫斯基谈过话的人都表示相信，克格勃不会干这类谋杀活动，即使是借保加利亚
人之手。而其余的人则怀疑从事特别行动的总局八处与此事有牵连，也有一些人对
谋杀未遂表示遗憾。
1983年约安·帕维尔回到故乡，当他号召对波兰体制持反对意见的人起来保护
教堂时，共产党政府再一次暴露出它缺乏威望的弱点。1984年10月，波兰国家安全
部宗教事务处绑架和杀死了支持团结工会的神甫——叶日·波佩留什科的父亲，大
约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瓦文萨在他的墓旁高呼。“团结工会永存，因为你为它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雅鲁泽尔斯基为表示此事与自己无关，命令公开审判凶手，
这引起了第一总局新的不安。1984年年末，总部在通令中命令，要在1985年进行一
系列积极行动，破坏教皇约安·帕维尔二世的威信。
总部对东德并不像对波兰那样感到忧虑。总部虽然对东德的共产党制度没抱任
何幻想，但它在戈尔巴乔夫初期，也没希望那里的共产主义迅速崩溃。令总部最不
安的是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越来越不听命于莫斯科。1971年78岁的瓦尔特·
乌布里希离开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位置之后、莫斯科想扶持维利·
施托弗，但在选举时昂纳克战胜了他。恼羞成怒的施托弗告诉莫斯科，昂纳克的民
族主义会威胁到苏德关系。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乌布里希能忍耐肆无忌惮的苏联外交官和克格勃人员，昂纳克却不能，因此就
出现了一系列事件。70年代中期，德国当局发现一名克格勃人员喝醉后在卡尔斯鲁
厄市中心开车，便逮捕了他，此后，克格勃东德中心局局长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
·拉扎列夫将军，向莫斯科抱怨，说东德当局用“纳粹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友好大
国（指苏联）。当时昂纳克对拉扎列夫满怀牢骚，在他的坚决要求下，拉扎列夫将
军被召回了莫斯科。1983年昂纳克又对苏联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
夫的举止傲慢产生不满，于是，后者也被召回，派任旅游局局长一职。东德国家安
全部部长埃里希·米尔克和任职多年的情报总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向莫斯科总
部抱怨说，昂纳克阻挠苏德间建立密切的情报合作关系。后来，当米尔克和沃尔夫
两人结仇后、情况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关于如何巩固米尔克和沃尔夫的影响以对付
昂纳克、如何保证他们二人最后不分道扬键的问题在总部争论不休，其中一部分辩
论在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举行，戈尔季耶夫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如此，1985年总部还
是不希望苏联的改革再给苏德关系带来紧张因素。
在东欧各国中，总部最担心的莫过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建立的腐
败的新斯大林主义体制。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齐奥塞斯库已同华沙条约组织貌合
神离。1983年第一总局十一处（负责东欧事务）提供的一份详细的有关罗马尼亚情
况的资料预言。该国在近几年内将会出现经济崩溃——目前它已踏在破产的门坎上。
那份资料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罗马尼亚失去苏联的控制，它就可能投入西方
怀抱。戈尔巴乔夫接替契尔年科之前，就已开始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可能性。戈尔
季耶夫斯基在伦敦的最后两年内（他先是副职，后任驻伦敦机构的第一把手），总
部曾几次询问他西方各国对罗马尼亚的态度。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独裁制度最终在
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倒塌了。它垮台得比其它华约组织成员国迅速，而且还伴随着巨
大的流血事件。
东欧各国共产主义制度开始衰落之前，总部大概已经容忍了它们的解体（在公
文中总部习惯上称它们为“社会主义大家庭”）。但是，它们的解体威胁到了“冷
战”以来苏联各盟国间精心编织的情报合作网。在东欧各国，按照克格勃模式组建
的当地安全部门毫无例外地都是主要的镇压工具，因此它们是民主改革的主要目标，
90年代初期它们大部分都已失去了以前的威力。
到1990年年初，克格勃就已经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指望在对
付北约和西德的行动中得到东德情报总局的帮助，在针对法国的行动中得到捷克斯
洛伐克国家安全部门、波兰国家安全部门的帮助，在反对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
的行动中得到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的帮助了。苏联同东德的情报联盟已遭到失败的
命运，因为在统一的德国内，原来的情报总局对外分部和对内的国家安全部门一样，
都将不复存在。虽然要彻底破坏克格勃在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基地，需要付出更多的
努力，但那时苏联将失去国外规模最大的情报基地。苏德情报联盟的结束对克格勃
自身的一些行动构成了威胁，比如著名的克格勃情报中心的建立，就是利用了东德
的计算机设备。
苏联及其盟国的衰落对克格勃的拉美盟国也构成了威胁。卡斯特罗虽比昂纳克
在位时间长，但他越来越怀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1987年克格勃驻哈瓦那的代表
团抱怨说，古巴对外情报部根本不允许沾它的边。局势变得严重了，切布里科夫亲
自前往古巴，试图恢复正在破裂的情报合作关系。他的这次古巴之行大概没有什么
有价值的结果。克格勃显然没预料到，桑地诺分子在1990年2 月的尼加拉瓜大选中
落选，此次失败威胁到了克格勃在尼加拉瓜的四个电子侦察站。由于苏联大量削减
对古巴的援助，将给卡斯特罗的前途带来影响，同时也将对克格勃在卢尔达斯的一
个规模宏大的电子侦察站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
克格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为它的未来埋下了祸根。通过位于捷尔任斯基广场
上的总部，克格勃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领导了和平时期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欧洲
历史上最大的集中营。1989年苏联人民代表、前体育明星尤里·弗拉索夫在人民代
表大会上说：“克格勃不仅仅是一个机关，它是真正的地下帝国，至今为止没向我
们公开过秘密，却只给我们开辟坟墓。”总部对开放档案馆的每一次要求都很神经
过敏，这表明了档案内容的极其重要性。1990年立陶宛要求独立时，克格勃的主要
反应是首先销毁了当地档案馆内成千上万的案卷。《维尔纽斯广播》宣布，立陶宛
的克格勃主席爱德华达斯·艾斯蒙塔斯承认，大部分档案或销毁，或运往了莫斯科。
艾斯蒙塔斯在发表这一声明之后就退休了。
对克格勃来说，最危险的是对外行动的档案。80年代末期，克格勃竭尽全力，
想把二战时期在卡延森林杀死一批波兰军官的责任推脱掉。1989年3 月，波兰共产
党终于决心把那次枪杀的罪过推给克格勃。波兰报纸刊登了在死者口袋中找到的资
料，这些资料证明，他们是被作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俘虏被处决的。但整整一
年的时间中，克格勃新闻局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德国人，并拒绝对延缓召开的苏波
联合会议做出预估。当《莫斯科新闻》报要求克格勃对波兰提供的证据要么“承认”、
要么“驳斥”时，各种威胁使朝该报主编一拥而来。一些被告知卡廷枪杀事件的苏
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老将们向《莫斯科新闻》报宣称，好像是克格勃命令他们对此
事守口如瓶。只是在1990年4 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亲手把一些证明内务人民委员部
在这次枪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文件交给雅鲁泽尔斯基后，克格勃才最终承认了
这个逃脱不掉的责任。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又陆续发现了几处填埋大批波兰军官的坟
墓。
总部害怕公布任何一个有背景的外国人的档案资料，这在瑞典外交官劳尔·瓦
伦贝格一事中能得到很好的证明。瓦伦贝格1944－1945年在布达佩斯时曾救过数千
名犹太人，为他们提供了瑞典的外交保护。但苏联红军占领匈牙利后，他就神秘地
失踪了。他一失踪，瑞典政府、他的家庭和社会都要求莫斯科说出他的下落，但克
格勃拒绝吐露事件真相，这就使得一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四处传播，说瓦伦贝格
至今仍活着，他被关押在某个监狱里。1957年，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交
给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一份备忘录，内称瓦伦贝格在1947年因心肌梗塞死于苏联监狱。
苏联当局至今还把这份伪造文件视作“确凿事实”。可是，克格勃为了减轻国际社
会对它的压力，在1989年10月邀请劳尔·瓦伦贝格的亲友代表，包括他的同母异父
的妹妹尼娜·拉格尔格连、弟弟加伊·冯·达尔杰尔赴莫斯科谈判、克格勃副主席
瓦季姆、彼得洛维奇·皮罗日科夫和外交部副部长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尼基福
罗夫接待了他们，并把瓦伦贝格的护照、一些私人物品和1947年7 月17日由卢比扬
卡监狱主治医生署名的瓦伦贝格死亡伪造证明交给他们。皮罗日科夫和尼基福罗夫
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尽管在克格勃档案馆内“仔细”搜寻，但没找到更多
的有关文件。安德烈·萨哈罗夫等人公开表示怀疑：克格勃关于如此重要的外国外
交官事件的记录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