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专门招收来的妇女们开设了一年制学习班，这些妇女都将要随其丈夫走南闯北，
一起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统治初期，在第一总局内工作的妇女要比斯大林后
期少，而在国内，90％的中小学教师，80％的医生和30％的工程师都是妇女（政治
局委员和老外交官中没有女性）。在亚谢涅沃妇女占不到10％，仅有的一些女性一
般都是秘书、打字员、程序编制员、清扫工或者是厨师、食堂的洗碗工等，而在总
局的走廊内很少能看到女性的身影。在为数不多的女军官中，有一位在A 处（特别
行动处）法国分处工作，但她是男人们纠缠不休、亵读的目标，常被称作“吃法国
饭的女人”。
克格勃的许多重要岗位上没有女性，这是令人难堪的事实，于是克格勃在1988
年开始向社会各界修正自己的形象，但其人员成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1989年莫斯
科晚间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了5 名年迈的克格勃人员（当然全是男性）：“克格勃
内有女性吗？如果有，她们占百分之几？从事什么工作？”阿纳托利·彼得罗维奇
·邦达列夫少将有点难堪地答道：“克格勃内有女性，在一些方面她们是不可缺少
的。至于说她们占百分之几，我很难回答。坦诚地说，我没料到这样的问题，手头
也没有统计数字。”邦达列夫的同事中谁都不愿提到妇女所占的百分比及她们所从
事的不可替代的工作（主要是在食堂和打字室）。
第一总局工作人员在国外的日常活动和在亚谢涅沃的一样，在戈尔巴乔夫上台
后并没有很大变化。对外情报机构的大部分军官都按照三个方向之一在进行着活动：
政治情报方向，反间谍和安全方向，以及科技情报方向。这三方向人员的相互配量
大致是这样：政治情报占40％，反间谍和安全各占30％。新的工作人员在到达指定
地点之前通常都要接到谨防西方情报机构挑拨离间危险的指示。戈尔耶夫斯基回忆
说，他们一到达目的地，就开始怀疑自己的邻居、附近商店的售货员和他们每天上
班经过的伦敦公园的园丁；他们总认为经常有人监视他们，然而，对于其中的大部
分工作人员来说，这段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情报机构每天八点半上班。政治情报人员每天先研究报刊，他们要阅读伦敦所
有的重要的日报、周报和定期发行的刊物。每天情报机构人员先从保险柜内拿出标
有“急电”字样的双层公文夹，它比公文包要大的多。夹内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是工
作记录本，其中大部分是行动联络的情报和总部来的重要信件，还有一个记录本是
供向莫斯科发电报和汇报情况所用。每个军官都有刻有特殊图案和编号的私人印章，
经常带在钥匙链上。每天下班前，每人都要收拾起自己的公文夹，在锁上用蜡泥塑
料贴上“急电”，然后再盖上印章，封好。
苏联大使馆向莫斯种汇报时用普通纸张，而克格勃情报机构用35毫米的摄影胶
卷。克格勃技术人员先破译出情报，再由战役技术人员转拍到胶卷上。总部收到材
料后，通常先把它们冲洗显影，然后再对他们进行研究。戈尔巴乔夫时期，所有重
要材料都开始采取这种办法——从缩微胶片洗印到纸上。给总部的电报首行通常是
公式化的标题：
伊凡诺夫同志收
P—77—81090一91一111—126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伊凡诺夫”，这是总部发电报时的密码，这里是指一局（主管北美方面事务）。
“P”意思是“间谍”，区别于特别行动或由奸细传送的战役情报；
下面从“7” 开始的数字，暗指材料来源。“77”就是情报机构，“78”是文
献资料，“79”是官方文件翻译；
数字“8”后面的是起草文件的月、年，本文中即是“1990年10月”；
下面以“9”开头，暗指文件类型，“91”是间谍活动（本文中即是），“92”
是机密，“93”是分析，“94”是官方；
数字“11”后面的是情报的可靠性。“111”是可靠（如本文），“112”是未
经核查，“113”是不可靠；
数字“12”是指情报提供者从事的职业，如“12”是指提供情报的人在政府机
关工作。“126”是指外交部，“1213”是指新闻界。
可是，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克格勃的汇报并不特别准确。如果情报来自招募的
间谍，那么，负责人就很少再在此基础上凭空虚构或伪造；对详细的分类情报，他
们一般要进行一下查证；而对那些从大众传媒搜集来的消息则较为随便，甚至再臆
造一些细节讨好总部。戈尔巴乔夫当政初期，像这样的少量的杜撰是很平常的事情。
1985年3 月25日，要求伦敦情报机构送交一份有关英国对戈尔巴乔夫参加社会党国
际咨询委员会会谈反应的特急情报，政治情报处没来得及同自己的情报人员联系，
就凭空捏造了一些评论以讨好戈尔巴乔夫，然后再写上几个真实的联系人姓名作为
情报源。第二天，情报机构又接到一封急电，要求提供有关西班牙和葡萄牙参加欧
共体谈判的情况。政治情报处人员B·K·扎莫林到英国报界随便走了一圈，便粗制
滥造了一份报告，署上几个联系人或秘密间谍的名字。事后情报机构很快就查明，
报告摘自经济学家福林·里波尔特的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讲的是苏联成功地窃
取西方先进技术一些失败行动的趣闻。情报机构清楚地知道，总部不会接受这篇文
章，并会说它是虚构的，因此便又起草一篇报告，内有情报机构情报提供者的亲笔
证明。在国外活动的总部人员有一个通病：很少怀疑所收到的情报的可靠性。
和招募的间谍保持联系，这是所有负责人不费吹灰之力搜集情报的最重要的方
式， 而且这一切都辅之于一套经过精心考虑的反监视程序。为了在下午4点钟同间
谍接头，情报人员要在下午1 点钟离开情报机构，经过事先选定的巧妙的途径到达
接头地——最好的是在高层建筑旁边的小停车场。私人楼房边的小停车场不很合适，
因为外交车牌将招致不必要的注意，而大停车场通常有许多警察。克格勃人员把车
停到车场后，就朝约定地点走去，那里有另一个克格勃人员驾车等候，接着他们驾
车在城里转悠一小时，看看有没有“尾巴”。与此同时，反间谍处在截听可能出现
的当地安全机关监视人员的无线电联系，或注意发现其它跟踪迹象，这种行为称作
“脉冲”。去接头的人员和他的同事的车内都装有接收机，通过它可使用密码与大
使馆通话，密码通常是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克格勃人员本人的代号及通信代码）。
如果没发现有被监视的迹象，克格勃人员大约3 点钟走出同事的汽车，以普通人的
步速步行前往接头点，在4点钟准时赶到。
近半个世纪来，克格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对外侦察的主要战役手段，
从招募“五杰”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克留奇科夫在发往国外情报机构的1984年
战役工作计划中再次强调传统的做法：“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募间谍的工作上。”
他号召情报处研究新的招募突破口，“特别要注意青年，让他们渗透到我们感兴趣
的目标中”。克留奇科夫在1988年升为克格勃主席后大概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观点。
1985年3 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看到了克格勃国外活动的两个优
势。第一，他确信，瞬息万变的同际政治要求反应灵敏的情报机构；他的闻所未闻
的对外政策的首创性要求最大限度提供西方对此反应的政治情报。
在戈尔季耶夫斯基逃离俄罗斯之前，总部就给政治情报处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而从1985年夏季开始，这种要求无疑更高了。90年代第一总局的主要优势在于任命
了列昂尼德·弗拉基米罗维奇·舍巴尔申为局长，他于1988年10月接替了克留奇科
夫。舍巴尔申同1953——1956年的第一总局局长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
一样，是在外交舞台上开始升迁的。1958—1962年、1966－1968年，他在巴基斯坦
工作，此后调到克格勃，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培训后开始在亚谢涅沃工作。1971年他
被派往印度领导政治情报处工作，直到1975年才提升为新德里方面主要负责人，在
那里工作到1977年；1979年沙赫倒台后，他前往德黑兰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被驱
逐出境。1985年夏天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第一总局时，舍巴尔申已担任了一年的副
局长工作，主要是起草第一总局给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他击败了觊觎总局局长
一职的占据高位的候选人，他的报告给政治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能给政治局留
下深刻印象， 肯定是触及了一些重大问题， 如西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反应。
1984年，正是因为戈尔季耶夫斯基向戈尔巴乔夫提供了咨询材料而升为伦敦情报机
构负责人，与此同时，帮助舍巴尔申后来升为第一总局局长的显然是他呈送的那些
报告。
显而易见，90年代克格勃利用苏联领导人像过去一样地对秘密报告的嗜痹心理，
继续把由公开消息源搜集来的情报作为秘密间谍的报告，呈交上去。舍巴尔申说：
“第一总局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向苏联领导人提供可信、准确的有关西方主要国家对
我国及最重要的国际问题的现实计划和阴谋的情报。”第一总局努力维护这样一种
神话：只有他们才能正确理解西方，苏联在军事、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只会
有助于加强他们的影响。随着华约组织的解体，克里姆林宫从东欧撤出了几万军队。
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基础崩溃了，作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心的莫斯科，其威信也随即崩
溃了。苏联的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它停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因而，间谍活动越
来越显出它的巨大的重要性：它成了保证苏联在全球影响的主要手段。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 苏联对外侦察的第二个主要职能是从事科技间谍活动。
1984年12月5 日，戈尔巴乔夫在伦敦大使馆一次非公开性谈话时（当时戈尔季耶夫
斯基也在场），禁不住称赞了第一总局T 局以及它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处
所坚持的工作方向。显然，那时戈尔巴乔夫就把秘密搞到西方的技术作为经济改革
的重要部分来研究。
几年中第一总局T局的行动很有成效。T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
采夫活跃而谨慎，他早在60年代就开始从事科技间谍活动，当时他在伦敦情报机构
工作。他试图把T 局从第一总局分出去，成为克格勃的一个独立部门。可是，克留
奇科夫完全不允许自己间谍帝国的这一重要部分被分离出去。扎伊采夫表示，T 局
财政上不仅要自给自足，还将承担克格勃国外活动的整个系统的费用。T 局虽没从
第一总局分离出去，但它有了足够的独立性。它的学员在安德罗波夫学院单独学习
它自己的课程，几乎所有人都曾受过技术教育。在国外情报机构中的科技情报人员
很少同其它部门的同行们交往。 尽管如此，应该说，T局是按集科技情报庞大机构
的最重要的部门。
搜集科技情报的主要领域是国防领域，在80年代初，军事工业委员会负责协调
这方面的工作。戈尔巴乔夫时期，军事工业委员会（军工委）地位相当于国家军事
工业综合委员会，它的主席由一位副总理担任，协调5 个情报部门的行动：情报总
局、克格勃第一总局T 局，国家科技委员会、科学院秘密处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
员会。据80年代初化名法尔韦尔的T 局法国间谍说，1980年，军工委曾3617次下令
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
和研究设计试验。在军工委看来，30年代初90％的有价值的情报来自情报总局和克
格勃。大量的科技情报在西方可以公开搜集到、如从科学大会、技术小册子等，所
以情报工作被赋予了极大意义、 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61．5％来自美国的情报源
（不一定来自美国） ，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
自日本。
尽管没有近年来的可靠数据统计，但所有迹象表明，大规模的科技间谍活动正
呈上升趋势。军工委最大的成就，大概是它仿制了美国空中预防和控制系统、美国
“ 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计算机IBM系列等。
苏军质量的提高就是建立在这些“成绩”之上的，据估计，大约150 个苏联武
器系统依靠从西方偷来的技术。
T 局将近一半的工作都用来完成军工委下达的任务。至1980年，他们搞到5456
个“样品”（设备、枢纽站、微型系统图等），其中，4．4％用于国防领域，28％
通过国家各部委用于民用领域，28％用于克格勃和其它组织。在T 局搜集来的情报
中，一半以上来自“盟国”的情报机构，更确切地说，主要来自东德和捷克。1989
年前，苏联盟国的科技间谍活动组织不断扩大。1990年年初，东欧的一些对外情报
机构想讨好新任的政治“盟主”，便集中全部精力搜集西方那些能顺利地用于工业
现代化的科技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怀布斯特说，克格勃在继续扩展行
动，“尤其是在美国。在这里，它们企图招募大量的懂得技术知识或能够搞到技术
情报的人员”。
在西欧，T 局从意大利成功地搞到了90年代初为北约研制的“卡特林”无线电
电子通讯的情报，甚至成功地利用了一批西德程序设计员潜入五角大楼和其它科研、
军工电子系统的情报基地。90年代初，科技情报处把全部精力集中到东亚地区，企
图渗透到日本、韩国等国家。
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政治、科技情报，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作出了巨大
贡献，并使之更加巩固。正如埃内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