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被赶出巴黎和
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
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
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
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
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
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
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
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
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
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
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
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
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
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
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
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
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
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
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
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
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
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
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
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
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
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
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
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
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
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
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
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
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
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
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
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
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
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
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
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
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
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
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
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
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
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
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
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
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
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
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
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
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
回月，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
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
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
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
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
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
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
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
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
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
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
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
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
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
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
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
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 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
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
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
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
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
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
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 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
了任命。在1956年4 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
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
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
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 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
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
2 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通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
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
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
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
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
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
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
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
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
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
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 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
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
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
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
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
“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
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
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
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 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
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
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
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
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
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
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
……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
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
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
个性鲜明”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
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
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
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
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
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
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
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
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
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
1961年4 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
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
的最高刑期，但6 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
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
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
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
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
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
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
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