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抗议。4月6日签订了极其含糊的南一苏协定。虽然这项协定并未要求苏联向南斯
拉夫提供军事援助，但苏联新闻界对此协定还在大加赞赏。可没想到，第二天德国
就开始了总攻，仅仅过了几天，南斯拉夫就拱手求和了。虽然苏联对此提出抗议，
但斯大林决定不造出声势来。1941年 4月，苏联对德原料供给达到自签订互不侵犯
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208000 吨小麦，50000吨燃料，8300吨棉花，8340吨金属。
苏联还通过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帮助运送德国从东方购买的4000吨橡胶。4 月中
旬，在欢送日本代表团的仪式上，斯大林对参加仪式的舒伦堡和其他德国代表简直
殷勤之至，他拍着不知所措的武官助理的后背，对他说：“我们会成为至交的！”
“五一”莫斯科阅兵时，斯大林让杰卡诺佐夫和自己一起站在红场列宁墓观礼台的
荣誉位置上。
由于极度担心“挑衅行为”会招致希特勒的仇视，并威胁到互不侵犯条约，斯
大林甚至对在德国的情报机构的活动也进行了限制（这种限制在其他国家从未有过）
。斯大林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驻柏林间谍头目制订的首要任务是揭开希特
勒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使纳粹总是一帆风顺？它又是怎样征服了大半个欧洲的？”
1941年春被派往柏林的情报总局军官伊斯梅尔·艾哈迈多夫得到上级指示，“斯大
林对希特勒的力量来源特别感兴趣”，他应当“把有关此问题的、不加修饰的客观
情报提供给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柏林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情报总
局的活动。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头头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当着许
多间谍的面将情报总局工作人员大骂了一顿，之后很长时间，每当想起此事，科布
洛夫心中都有一种满足感。挨过这次臭骂的艾哈迈托夫认为，可能科布洛夫“只想
看看，我会不会犯什么日后他借以整我的错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机关有
一个房间（德国人侵苏联后，大使馆迁出时发现的）专供审讯、拷打和消灭“人民
之敌”。杰卡诺佐夫统领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在使馆中他与“土皇帝”别
无二致。艾哈迈托夫回忆，在使馆工作人员会议上，“他经常历数完要完成的任务
和要继续做的事情后，就开始把所有的人不留情面地批一顿……这样做只有一个目
的，就是要表明谁在使馆里是老大。”
驻柏林使馆的间谍活动也进行得十分艰难。原来，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就没有几
个能干的间谍，而情报总局间谍头子亚历山大·埃德伯格（真名可能是谢尔盖·库
德里亚夫采夫。后来他常出现在像加拿大和柬埔寨这样相距甚远的国家里）也仅限
于招募一些精心挑选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
当然，其中有两名间谍还是值得一提的，他们是阿尔维德·哈尔纳克和哈罗·
舒尔采一博伊金。哈尔纳克1901年出生于著名历史学家的家庭，也是一个著名哲学
家的侄子，20年代中期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2年访苏期间，哈尔纳克与库西年、
皮亚特尼茨基建立了联系，并同意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工作。1933年，他开始在德
国经济部门工作，并逐渐获得了要职。然而在1940年他未被埃德伯格招募以前，他
与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并不频繁；后来他在共产国际地下组织的同事，莱因霍德·
申布伦谈到他时说：
“他是个自负、冷酷、固执、精力旺盛而能干的人，然而他不是个令人愉快或
者是直爽的人。他总是十分严肃，缺乏幽默感，我作作为他的同事在他在场时总感
到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他身上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东西，狭隘而又教条，但他却是一
个非常有远大抱负的人。”
舒尔采一博伊金，另一个埃德伯格所器重的间谍，却是完全另外一种人。二战
期间，一个被称为“红色乐队’”的情报小组的领导利奥波德·特雷伯发现他是个
“热情、诚挚的人，与阿尔维德·哈尔纳克的冷漠与沉静大相径庭”。舒尔采·博
伊金出身贵族家庭，1933年二十四岁时成为共产党员。纳粹分子上台后，盖世太保
曾三期拘留过他，但他的家庭用自身的影响将他解救出来，并在格林史领导的航空
部为他谋了个侦察官的位置。在德国反间谍报告中指出，他从1936年开始进行（已
被证实）破坏活动，他通过中介人，把反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计划交给
了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
除对哈尔纳克和舒尔采一博伊金的工作进行监督、领导外，埃德伯格还与外交
家鲁道夫·冯·谢里哈保持联系。鲁道夫是1939年8 月从驻华沙使馆调至德外交部
情报处的，由于每天都参加处领导会议，冯·谢里哈能及时地把德国外交政策的动
态提供给莫斯科。伊莉莎·什乔贝是鲁道夫·根施塔特（德国记者，为第四局效力，
是他在1937年从华沙招募了冯·谢里哈）的情妇，她在外交部新闻中心供职。这一
工作性质使人们对她与驻柏林的塔斯社代表保持接触不产生怀疑。塔斯社的记者就
是通过她把冯·谢里哈搞到的情报拿到手，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埃德伯格。促使冯
·谢里哈干这一行当的原因完全是物质利益。1941年 2月，什乔贝比冯·谢里哈过
得更艰难，因为她染上花柳病，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法国、荷兰战败后，特雷伯的间谍们开始注意搜寻有关德国军队动向的高质量
情报。特雷伯将总部迁至纳粹占领的巴黎并以商人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间谍活动。
特雷伯分别以“西梅科斯科”和“西梅克斯”为商号，在布鲁塞尔和巴黎成立公司。
“西梅克斯” 公司的办事处设在爱丽舍大街， 它与一家正在德国军队修筑工事的
“托特”公司建立了广泛合作。正是通过“托特”公司一名反纳粹工程师柳德维格
·考恩茨的帮助，特雷伯于1941年春才得到并将有关“巴巴罗萨计划”的第一个情
报发往情报总局总部。莫斯科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德国备战进攻苏联的预警情报。
斯大林常与情报部门的一个领导，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谈论这
些不祥之情。1940年 7月，戈利科夫将军在他40岁时当上了情报总局（战时代替第
四局）领导。戈利科夫在情报方面并无所长，之所以提拔他，是由于他政治上可靠
和在指挥第六军占领波兰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而他在军事侦察上却毫无经验可
言。后来叛逃的戈利科夫的部下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这样描述自己的领导：
“虽然他身穿威武的工农红军中将军服，但身材却实在不算魁伟。不足一米六
的个子，身体肥胖、完全谢顶，脸色是一种让人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深红色。但在他
眼中你会立刻感到一种坚强的力量，从他那深蓝色小眼睛中发出的刚毅目光简直就
能把谈话者穿透。”
戈里科夫训导自己的下属要注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将它领会为要善于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威优势。1940年 9月，
戈利科夫在情报总局六个战役部领导会议上说，他接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的指示，
要继续对情报总局进行清洗。他说：“有太多的人、太长时间地呆在国外，与国外
人交往甚密，他们就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极大威胁”。伊斯梅尔·艾哈迈托夫是当时
接受清洗任务的领导人之一，为寻找可能的候选人他查看了档案卡片：
“有时我很走运，真能找到一些倒霉的人。他们实际上都犯过某种罪行，早晚
都会被清除出系统。然而我还是主要注意他们与西方的联系。”
1940年12月，与斯大林连续谈话后，戈利科夫召开了全体领导会议。他的发言
可算得上是教条主义、忠诚斯大林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暴露了他对国际形势极其肤
浅的认识。戈利科夫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定性为“斯大林同志辩证天才的作品”。
他认为，有关德国人侵的预告不切实际，英国如同法国一样很快就会被摧毁，它的
殖民地也会被德日瓜分。那时作为经典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就会为了将英国从彻
底崩溃中解救出来而向德国开战。“这时苏联就会耐心等待，直到该它出场为止。
资本家们一开始互相削弱和倾轧，我们就将解放全世界。”
虽然大部分有关制订“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都是通过情报总局信息渠道获
得的，但这些情报的复本还需要同时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从1941年2 月开始，
这些情报改送到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去。 1941年2月3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
（过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情报机构被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国家安全人民
委员部。贝利亚的又一个格鲁吉亚马匪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成
了这个部门的领导。1921年到1931年，梅尔库洛夫先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
卫局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干了十年。后来又被调到格鲁吉亚搞了七年“党的工作”，
终于在1938年12月当上了贝利亚的第一副手。透过梅尔库洛夫教条的、残酷的斯大
林主义，显露出他唯心主义肃反工作者的品性，他以牺牲自己的伟大理想为代价熬
过了“大清洗”时期。与斯大林一样，梅尔库洛夫深信“共产主义与西方哈叭狗的
厮斗早晚会来到……我们健康的、充满活力与感召力的理想——列宁和斯大林的理
想一定会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有一次他甚至还创作了一个表现斯大林精神的电
影剧本。在影片中，战胜资本主义恶习的男女主人公驾驶着集体农庄的新拖拉机一
直奔向苏维埃深红色的晚霞中。战后与梅尔库洛夫进行过谈判的匈牙利国务活动家
尼古拉斯·尼亚拉基认为“他是个怪人：他集伟大的善良与兽性和残忍于一身，他
既保持着绝对严肃，又异常思维敏捷，他有着约夫（1589年任俄牧首，l605年失去
牧首宝座并被放逐一一译者注）的谦逊。他还是个瘾君子，他一天不停地要抽上四
五十根烟。这是一个如此有威力的人，他在场时苏联大使都站得笔直。梅尔库洛夫
是个千面人，他讲话时，嘴上总挂着谦虚的微笑。梅尔库洛夫（战后）以无情的顽
强精神亲自领导过屠杀近二百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但就像一个人性
尚存的强盗一样，他对孩子们具有典型的俄罗斯式的多愁善感，当我们关系十分密
切时，有一次他含着眼泪给我看他服役的儿子的照片。”
虽然尼亚拉基讲的是梅尔库洛夫的“超人的智力”，但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他
一分钟也没忘记“勤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己”的规矩。
在重建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负责国外情报的机构升了一大格，现在不叫
“国外处”而升为“‘国外局”。年轻的局长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菲京接替了
自1940年以来任国外处最后一任处长的杰卡诺佐夫的职位。1938年末，党中央为了
充实经过清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挑选了200 名具有大学学历、年轻有为的共
产党员加人到机构中来，菲京就是其中之一。菲京较为正经刻板，在决定问题时，
他并不完全像梅尔库洛夫那样，只是一味连媚奉迎，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报分析他
都上报。与他的三位前任，国外处处长斯卢茨基、施皮格尔格拉斯和杰卡诺佐夫不
同的是，菲京的画像今天仍挂在——伴着对他一生的颂辞——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荣
誉厅内。
菲京接到过来自情报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但直到的1941年6 月22日
德国人侵前，他比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的影响要小得多。然而，无论是菲京还是
戈利科夫，都没能真正影响到斯大林，使其相信“德国威胁”的存在。斯大林的传
记作者德米特里·茹尔科戈诺夫认为，“直到最后一刻，斯大林还在指望他的洞察
力和预言的力量”，极端盲目的自信使斯大林把那些与他的“阴谋理论”不符的大
部分情报全都抛弃了。
1973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们认为，当时，莫斯科从各种信息渠道一共搞到
了84份有关德国人侵的“警告”情报。假如今天还搞这种调查的话，那么情报的实
际数量肯定会超过100 份。戈利科夫战后曾宣称：“苏联的军事侦察有着可靠的秘
密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源遍及一系列国家，包括德国”。然而，在1942年 6月22日
前，戈利科夫自己对大部分情报来源也不大相信。他把获得的情报分为两类：来自
“值得信任的情报来源”的情报和来自“可疑情报来源”的情报。看戈利科夫把大
部分有关德国不宣而战的情报划归到第二类了。菲京对上报情报的可靠性比较相信。
他后来说，他曾准备了一份关于“来源可靠性”的论证报告，但梅尔库洛夫却拒绝
签字并上报斯大林。“上面，——他对菲京说——他们（就是斯大林）更清楚该怎
么评价这个问题。”
1941年 3月21日，戈利科夫把来自各种情报源有关德国制订出突袭苏联计划的
警告信息一并呈送给斯大林。但和报告一起呈上的，还有他自己的结论：只要德国
尚未摧毁英国或者尚未与之签订和约，进犯苏联就不会成为可能。“那些认为反苏
战争不可避免，并在今春开战的预言和文件都应看作是英国人，甚至是德国人散布
的伪情报。”那时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后来说，戈利科夫的报告只呈给了斯大林：
“（他）未向其他任何人报告过，甚至是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或
许这是夸张，但无论是朱可夫还是铁木辛哥，都无权接近有关德国可能进攻的大部
分情报。苏联历史学家维亚切斯拉夫·达希切夫指责戈利科夫，说他“为了讨好斯
大林”，自己杜撰报告。但是戈利科夫的报告并不是他奴颜婢膝的结果，这里还有
他的“坚强信念”在作祟，尤其是他对斯大林旨在“挑起英德争端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