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
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
（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
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
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
“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
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
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
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
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
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
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
“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
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
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
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
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
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
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
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
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
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
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
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
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
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
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
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
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
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
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
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
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
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
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
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
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
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
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
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
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
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
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
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
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
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
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
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
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