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
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
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
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
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
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
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
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
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
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
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
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
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
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
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
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
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
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
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
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
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
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
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
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
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
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
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
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
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
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
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
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
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
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
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一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
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
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
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
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
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
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
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
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
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
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
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
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
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
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
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
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
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
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
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
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
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
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
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
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
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
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
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
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
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
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
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
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
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
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
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
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
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
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
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
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
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
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
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
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
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
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
·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
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
“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
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
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
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
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
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
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
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
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
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
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
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
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
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
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