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
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
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
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
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
“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
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
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
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
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
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
代表的时候， 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
“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
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
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
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
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
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
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
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
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
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
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
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
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
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
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
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
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
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
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
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
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
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
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
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
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
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
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
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
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
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
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
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
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
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
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
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
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
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
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
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
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
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
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