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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
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
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
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
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
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
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
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
＇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
＇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
＇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
第五章 天人突现
第五章
天人突现
天下危亡
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 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
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
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 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
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慌张问，什么情况？仆人与侍从联合起来撒谎说，是邻居家的夜狗在叫，哪里有什么盗贼？主人信了，又放心继续睡大觉，听凭汪洋大盗洗劫。这个主人真是蠢到家了啊！他借比喻骂当政者。（“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
这段时间，危机从小到大，已经发生转移。由“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转变成“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左宗棠格外留意中国时事与发展动向。但一介书生，手无寸权，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却苦于无力，“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
夜深时分，星光寒微。忧坐在柳庄门前，对着前面那口水塘，见鳞光忽闪，有如波涛。左宗棠内心为之奔腾，看着看着，眼前仿佛变成一片海，对海隔岸的山上，高低黑树，像英国兵。有那么一阵，左宗棠真想冲过去，但一起身，发现椅子不能当船。
他只有按捺住冲动，继续陷入深思：
为什么天下的兴亡，老百姓也有责任？因为朝廷、政府，可能是个混账朝廷，混账政府，国家也可能使坏，帝王相信“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2＇面对这样无能、无赖、无良的朝廷、政府，社会可能崩溃，国家可能灭亡，黄色人种可能灭种，天下老百姓可能会跟着朝廷，无辜被葬送。
这时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将朝廷、政府、国家、社会，划清界线，该谁谁的。哪些是我们的义务，哪些是我们的权利？是你的，你不能推脱；不是你的，你不能抢。
因为不愿陪着无能、无赖、无良的“三无朝廷”一起快快变老，更不能跟着它一起陪葬送死，所以，天下需要民间能人站出来，鼓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寻找自救。
左宗棠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做这种寻找。
1841年，他设想用明朝抵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方法，来对抗英国人。也就从这时起，他对待西方入侵，定下一生稳如泰山的调子：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他用一首诗来表达：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诗的大意是：我一旦愤怒了，那就要坚决抵抗。成功了，就可以维持天下老百姓永远的福利，得靠这争来的和平，再努力培育社会，才可以将鬼重新变回人。战争一旦来了，不要怕，不要有丁点跟敌人谈和的打算，你想都不要想，有谁看到过豺狼被驯化成好狗了？我们要打到底，侵略者从哪里来，我们将他打回到哪里去。
但这时的左宗棠，势单力薄，也就“书生牢骚”。 1842年《南京条约》又签，中华利益不断沦丧，左宗棠气得吐血。
左宗棠对时事了解如接电报一样快捷。他说，“英入犯浙，又掠吴淞，直抵江宁，而五口通商之和议成矣。”他预判后果严重，中国将亡的阴影，幽灵一样在他头顶盘旋。这种史无前例的威胁，真是“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自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痛苦的份，真正生不如死！置身无助之中，他甚至想过跳海自杀，说“吾既不能蹈海而亡，则惟有买山而隐耳。”
痛定下来后，他终于想到找朝廷问罪。“时局如斯，彼谋国者之肉，宁足食乎？”国家被你们那些当官主政的人弄成了这样子，我恨不得将他们活活生吃掉，只怕这些人的肉太少了，饱不了我愤怒的肚子！怒极之下，他已经动了心思，打算与满清这个混账朝廷，彻底决裂。具体怎么去决裂？他一时又想不好。
这就是左宗棠当下的矛盾：想去救天下吧，又赤手空拳，无兵无权；不去救吧，看着“三无朝廷”，想死的心情都有。躲开不看吧，做不到；不管吧，自己本来就是局外人，牢骚管管而已；去管吧，有如拔自己头发上天那样的无助。
中国有句俗话，时势造英雄。道光皇帝的时运与清廷的国运已经跌成这样，国家眼看着要灭亡了，天下眼看着要崩溃于一旦了，中国的土地，必然在强烈呼唤产生一个双手能撑起民族主权的英雄人物。
这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在侵略战争吞噬一切的时代，在国家、民族命运生存遭遇挑战的时候，必须有个人，可以引领民意，凭个人之智，运筹天下力量，以挽天下危局。只是天下一旦太平，社会就应该立即松绑，个人英雄主义得马上退出，个体的自由权利得发展。用今天的话说，叫社会转型。
危机时分，谁也不知道，那个英雄在哪里？左宗棠当然也想不到，那个人就是后来他自己。
要想不被“三无朝廷”活活气死，自己怄气死，左宗棠唯一的途径，是怎么去让自己变得有力量，或者先获取权力。一朝权在手，我把令来行。心忧天下、救天下，就有本钱了。
无巧不成书，机会说来就来。
林则徐在关键时刻，将左宗棠朝历史的权力舞台上再奋力推了一把。
1849年冬天，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从昆明回福建，沿途经过贵州、湖南。他计划好了，经过湖南时，点名要专门会见左宗棠。
浓雾愁云中，一叶扁舟，经湖南辰州，泛沅江，溯湘水，向长沙划来。1850年1月3日早晨，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东岸的湘江边，船晃荡了几下，停泊下来。
选择暂停长沙，完全是为了晤见左宗棠。
林则徐是带着累累心伤来约见左宗棠的。
近十年来，林则徐的官宦沉浮，比好莱坞大片还惊心动魄。 1840年，他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鸦片战争爆发。双方一开战，中国惨败。道光皇帝将气全撒到林则徐身上，将他“遣戍新疆”。 遣戍指“放逐罪人至边地、军台戍守”，也就是充军。 1845年10月29日，皇帝头脑发热，不知哪根神经接对了，下令释放遣戍在伊犁的林则徐，给五品京堂候补待遇，两个月后，又任命他做陕甘总督。
在宦海的波峰与谷底间来回剧烈颠荡，官场对林则徐来说，像天堂与地狱中间那层真空带。天使与魔鬼同时向他露脸，一个峥嵘，一个狰狞，而皇帝定了他的手脚，封了他的嘴。
英雄无泪，个中滋味，百感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