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不为王侯做事，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
本爻中的两个“事”，前一个用作动词，为……做事的意思；后一个是名词，指事业。高尚，也用做动词，以……为高尚。
匡正、发扬光大前人的事业，非一人几人之力可为，需要广致天下人材，尤其是对于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家族来说更是如此。但总有一些人因各种原因、出于方方面面的考虑，不愿意为王侯做事而退隐山林。如上所说，本卦所记述和反映的有可能就是周文王死后，武王姬发子承父业伐纣前后的历史。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本爻所述与伯夷、叔齐之事非常相像。
伯夷、叔齐原为孤竹国的王子，生性淡于名利权位，因为逃避王位而前往依附有贤德之名的周文王。可是，就在他们还在前往的路上，周文王死了。继位的周武王姬发，连父亲的葬礼还没有举行，就出兵伐纣。伯夷、叔齐之所以要投奔周，本来是想远离名利权位之争，找一个清净之地躲起来。一看这种情形，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对周武王的行为进行劝阻。《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周武王东进伐纣，伯夷、叔齐拦住周武王的马进谏说：“父亲死亡还没有下葬，就大动干戈，这称得上是孝吗？以臣子的身份###国君，这称得上是仁吗？”伯夷、叔齐这话很尖锐，丝毫没给周武王留情面。武王的左右侍卫想杀了他们，姜太公加以阻拦说：“这是仁义之人呀！”把伯夷、叔齐他们劝扶到一边去了。周武王灭了商殷以后，天下都归顺了周人，但伯夷、叔齐对此感到羞耻，不接受周人供给的粮食，跑到首阳山隐居，靠采食野菜为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对于这件事情，孔子曾有过评价。《论语·微子》篇中载孔子语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其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意思基本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不事王侯”就是说伯夷、叔齐不侍奉周武王，“高尚其事”就是指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之事。
《蛊》卦虽然是谈子承父业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麻烦，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单位、一个集团、一个国家中的新任领导同样也存在，相信本卦对于新任领导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和麻烦会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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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代领导学大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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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很通顺，利于占问。到了八月有凶险。
初九：咸临，贞吉。
初九：温和地统治，占问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温和地统治，吉，没有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三：用强制的方法进行统治，没有什么好处。已经为之感到忧虑，没有过错。
###：至临，无咎。
###：亲临领导，没有过错。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五：运用智慧进行统治，对于国君来说是适宜的，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上六：敦厚地进行统治，吉，没有过错。
临，本义是居上视下、由高处向下看，古代等级制度禁严，统治者高居上位，给人以居高临下的感觉，因此也引申为统治。
本卦六爻爻辞分别列举了“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五种不同的统治之术，通过不同的断占语对各种统治之术进行评判，表现出了作者明显的价值取向。可以说，《临》卦实为一部古代领导学大纲。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很通顺，利于占问。到了八月有凶险。
前面已经说过，《易经》的体例，卦辞一般是从总体上对所占之事进行断占。本卦六爻大部分是从正面列举正确的统治之术，其断语大部分也是吉的。正确的统治之术无疑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因此卦辞说“元亨，利贞”。古人信奉天人相应，往往以自然现象类比社会现象。在自然界中，春生、夏长、秋杀、冬藏，到了秋天，七月阴气始生，八月阴气已盛，草木凋零，万物萧条，因此以“八月”比喻统治的残暴、苛虐。以残暴、苛虐之道统治天下，民众口服而心不服，非长治久安之道，长此以往，势必激起民众的反抗，最终推翻统治者，因此说“至于八月有凶”。
初九：咸临，贞吉。
初九：温和地统治，占问吉。
“咸”通“”，是温和、缓和、谐和的意思，“咸临”也就是用温和的方法进行统治，《周书·无逸》“用咸和万民”就是这个意思。
统治者不把自己置于被统治者的对立面，而是采取温和、缓和、谐和的方法，调谐双方的矛盾、和谐双方的关系、调和双方的利益等“和”的方法来进行统治，有利于达到长治久安，因此说“咸临，贞吉”。
“和”既是一种统治手段与方法，也是一种目的，历来为统治者所标榜和追求，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大禹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等，都强调一个“和”字。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温和地统治，吉，没有不利。
初九、九二讲的都是“咸临”。“吉，无不利”是对“咸临”的进一步肯定。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三：用强制的方法进行统治，没有什么好处。已经为之感到忧虑，没有过错。
甘，通“拑”，拑制、强制的意思。“甘临”是一种强制的统治方法，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而只能激化和加剧矛盾。虽然被统治者可能暂时屈从，但一俟机会来到，便会群起反抗，以暴易暴，危及统治者的统治。因此“甘临”从长远来看是对统治者不利的，因此说“无攸利”。既然已经认识到这种统治方法的不可取并加以及时调整、改变，也可“无咎”，又如《象》说“既忧之，咎不长也”。
###：至临，无咎。
###：亲临领导，没有过错。
“至临”可以亲自获得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正确的决策提供依据；同时也可以融洽与民众的关系，在民众中树立起平易近人的良好形象，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说“无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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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代领导学大纲（2）
《韩非子·难一》中记载：历山下种田的人闹地界纠纷，舜帝亲自去那里种地，解决了他们的纠纷；黄河边的渔民争夺鱼区，舜帝亲临那里，树立起了先让长者捕鱼的风气。就是“至临”的典型例子。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五：运用智慧进行统治，对于国君来说是适宜的，吉。
###爻辞中所说的“至临”固然应该肯定，但一个人时间、精力、能力毕竟都有限，尤其是作为一个高层统治者，如果事无巨细，都躬身亲临，也有很多弊端。
其一，分身乏术，穷于应付，导致身心疲惫，正如《荀子·五霸》中所说：“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瘁莫甚焉。”
其二，由于身心疲惫，进而导致决策失误。正如唐代吴兢《贞观政要·求谏》中说：“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其三，不利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养成下属推诿、依赖的心理。对此《尚书·益稷》早就指出：“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意思是说：领导者亲自抓那些琐碎的小事，下属和助手就会因此而懈怠懒惰，所有的事情因此而荒废。因此，领导者凡事都亲至亲为，不仅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即使能够做到也是一种很不明智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和鼓励。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极力塑造的智慧形象，但在用人这一点上诸葛亮就未做到“知临”，谈不上高明。例如，该书第一百零三回描写道，诸葛亮兴兵北上伐魏，为能尽快地与司马懿决战，采用激将法，送了一些女人的衣物给司马懿，但司马懿对此并不介意，而是询问来使说：“孔明吃饭、睡觉的情况怎样？事务繁杂不繁杂？”使者回答说：“我们丞相早起晚睡，处罚二十军棍以上的事都亲自过问，吃的也很少。”司马懿听后，高兴地对各位将领说：“孔明吃得少而事务繁杂，能长久吗？”司马懿的确找准了诸葛亮的软胁，这个软胁就是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后来，果然如司马懿所料，诸葛亮由于事无巨细皆躬身亲临，劳累过度，“出师未捷身先死”。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高明的、明智的领导者应该选贤任能、适当授权，以众智为己智，集众力为己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作为一国之君更应如此，因此说“知临，大君之宜，吉”。
刘邦可以说是一位“知临”的典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记载，刘邦曾经与韩信谈论各位将领的才干能力。刘邦问韩信说：“像我这样，能带领多少人马？”韩信说：“陛下您不过能带十万人马。”刘邦又问：“那你能带多少？”韩信说：“我是多多益善耳”——带的越多越好呀。听了韩信这话，刘邦有些不服气，也有些讥笑地说：“‘多多益善’，怎么会被我擒获？”韩信说：“陛下您善于统帅将领，这是我被您擒获的原因。”的确如韩信所说，刘邦虽然不善于带兵，但善于统帅将领。这样，实际上所有的兵又都在他的统帅之下。又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自己也曾经总结成功经验说：“在军帐中出谋划策，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守后方，安抚百姓，供给粮饷，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够任用他们，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
上六：敦临，吉，无咎。
上六：敦厚地进行统治，吉，没有过错。
敦，朴实、敦厚、忠厚、忠信等意思。敦临者乍一看，给人一种口不能言、木讷迟钝、朴鄙老实、无所作为的感觉。其实不然。《老子》云：“敦兮其若朴。”其中“朴”也就是葫芦，是对“道”的一种比喻，而“敦”则是对“道”的特征的一种描述。“敦临”实际上是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为的统治术，是统治艺术中的一种最高境界。这种统治术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无事取天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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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古代领导学大纲（3）
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相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周易·系辞》），说的就是这种无为而为的统治境界。而《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昔在黄帝，……长而敦敏。”其中也用“敦”字描述黄帝。可见，“敦临”者并不是不善言语，而是有意不言；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为，正如上六之《象》所说：“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时代进入战国以后，为进一步适应时君世主的现实政治需要，一部分热衷于为政之道的学者，依托“黄帝”之名，进一步发展、改造老子的学说，积极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和治国方略，开辟了道家学术的另一个重要方向——黄老之学，更加紧密地将老子道家学说与治国理政之道相结合。但此时的黄老之学仍局限于理论层面上，黄老之学真正开花、结果，在政治上成功地实践，当首推西汉。
汉初在经历了连年的战争之后，民力衰蔽，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民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为之后的文景之治和汉武之盛奠定了基础。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曹参不是这样。《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记载：曹参代萧何继任相国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改变，完全遵循萧何生前定下的规矩。在推行无为而为、休养生息的政策上更进一层。他选择那些不擅文辞、品行忠厚的长者担任丞相府的官吏，而将那些言辞尖刻、追求声名的官员罢免。他本人白天黑夜地饮酒。很多下属官吏和宾客见曹参这个样子，整日无所事事，想来劝劝他。不是想劝我吗？好！这些人来了以后，曹参就给他们酒喝，有酒菜堵了你们的嘴，看你怎么说！过一会，见他们借着酒兴，想开口说话，就再给他们酒喝，一直到他们喝醉离去，最终也得不到开口说话的机会。曹参就是经常用这样的方法应付这些人。曹参的这种做法也感染了他的下属官吏。丞相府的后园，是下属官吏的宿舍，官吏们在宿舍也是每天饮酒、大呼小叫。倒是曹参身边有个官吏，虽然侍从曹参左右，反而不了解曹参的用心。他厌恶这种情形，但自己无法制止，于是想了个办法，假装请曹参到后园散步，故意让他听听那些官吏们的大呼小叫声，希望曹参能训斥、压服他们一下。但事与愿违，曹参不仅没有训斥、压服他们，也拿起酒坐下来，和那些官吏们一起喝，一起大呼小叫、相互应和。还有，平常曹参见到他人犯下一些小错误，不仅不处罚，反而千方百计替他们掩饰、遮盖。就这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丞相府中一直平安无事。在他死后，百姓作歌纪念他，歌云：“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曹参真可谓得“敦临”之真谛矣。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临》卦中虽然陈述了种种统治之术，但运用何种统治之术应该根据不同的形势、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夺取四川后，诸葛亮协助刘备治理四川，立法“颇尚严峻，人多怨叹者”，当地归顺的官员法正认为，对于大乱之后刚刚平定的地区，应采取缓刑弛禁的政策以安抚民心。但诸葛亮认为自己的做法并没有错，他对法正解释说：“四川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地方，自从刘焉、刘璋父子以来，政治昏乱，上下奉承，风气不正，刑罚虚设，地方官员专权自肆，君臣之义荡然无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用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没有价值的官位来拉拢他们，以他们已经熟视无睹的恩义来怀柔他们，是不会有实际效果的。相反，要用严法来使他们知道礼义之恩、加爵之荣，这样才能荣恩并济，重新建立上下之间的秩序，这才是当前施政的要点啊！”一千多年之后，清人赵藩在为武侯祠题写对联时，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诸葛亮的这一政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