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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