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述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
片段生活印象，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
刻划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
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
分。
杜甫的影响直贯到两宋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没有一个
诗人不发扬光大他的。古文家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
险韵，铺张描写，像汉赋似的。他的诗逞才使气，不怕说尽，是“沈着痛快”的
诗。后来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政治上都升沈一番；他们却继承杜甫写实的表现
人生的态度，他们开始将这种态度理论化；主张诗要“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
人情”，“嘲风雪，弄花草”是没有意义的（11）。他们反对雕琢字句，主张诚
实自然。他们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的和“非讽谕”的两类，他们的诗却容易，
又能道出人人心中的话，所以雅俗共赏，一时风行，当时最流传的是他们新创的
谐调的七言叙事诗，所谓“长庆体”的，还有社会问题的。
晚唐诗向来推李商隐、杜牧为大家。李一生辗转在党争的影响中，他和温庭
筠并称：他们的诗又走回艳情一路。他们集中力量在律诗上，用典精巧，对偶整
切，但李学杜、韩，器局较大，他的赵情诗有些实是政治的譬喻，实是感时伤事
之作，所以地位在温之上。杜牧作了些小官儿，放荡不羁，而很负盛名，人家称
为小杜——老杜是杜甫，他的诗词采华艳，却富有纵横气，又和温、李不同。然
而都可以归为绮丽一派。这时候别的诗家也集中力量在律诗上。一些人专学张籍、
贾岛的五言律，这两家都重苦吟，总捉摸着将平常的题材写得出奇，所以思深语
精，虽出蹊径。但是这种诗写景有时不免琐屑，写情有时不免偏僻，便觉不大方。
这是僻涩一派。另一派出于元、白，作诗如说话，嬉笑怒骂，兼而有之，又时时
杂用俗语，这是粗豪一派（12）。这些其实都是杜甫的鳞爪，也都是宋诗的先驱
；绮丽一派只影响宋初的诗，僻涩、粗豪两派却影响了宋一代的诗。
宋初的诗专学李商隐；末流只知道典故对偶，真成了诗玩意儿。王禹偁独学
杜甫，开了新风气。欧阳修、梅尧臣接着发现了韩愈，起始了宋诗的散文化。欧
阳修曾遭贬谪；他是古文家。梅尧臣一生不得志。欧诗虽学韩，却平易疏畅，没
有奇险的地方。梅诗幽深淡远，欧评他“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初如食
橄榄，真味久愈在”（13）。宋诗散文化，到苏轼而极。他是眉州眉山（今四川
眉山）人。因为攻击王安石新法，一辈子升沈在党争中。他将禅量大量的放进诗
里，开了一个新境界。他的诗气象洪阔，铺叙宛转，又长于譬喻，真到用笔如舌
的地步；但不免“掉书袋”的毛病。他门下出了一个黄庭坚，是第一个有意讲究
诗的技巧的人。他是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也因党争的影响，屡遭贬谪，
终于死在贬所。他作诗着重锻炼，着重句律；句律就是篇章句的组织与变化。他
开了江西诗派。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说他“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搜
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他不但讲究句
律，并且讲究运用经史以至奇书异闻，来增富他的诗。这些都是杜甫传统的发扬
光大。王安石已经提倡杜诗，但到黄庭坚，这风气才昌盛。黄还是继续将诗散文
化，但组织得更是经济些；他还是在创造那阔大的气象，但要使它更富厚些。他
所求的是新变。他研究历代诗的利病，将作诗的规矩得失，指示给后学，教他们
知道路子，自己去创造，展到变化不测的地步。所以能够独开一派。他不但创新，
还主张点经陈腐以为新；创新需要大才，点化陈腐，中才都可勉力作去。他不但
能够“以故为新”，并且能够“以俗为雅”。其实宋诗都可以说是如此，不过他
开始有意有运用这两个原则罢了。他的成就尤其在七言律上。组织固然更精密，
音高也谐中有拗，使每个字都斩绝在站在纸面上，不至于随口滑过去。
南宋的三大诗家都是从江西派变化出来的。杨万里为人有气节；他的诗常常
变格调。写景最工；新鲜活泼的譬喻，层见叠出，而且不碎不僻，能从大处下手。
写人的情意，也能铺叙纤悉，曲尽其妙；所谓“笔端有口，句中有眼”（14）。
他作诗只是自然流出，可是一句一转，一转一意；所以只觉得熟，不觉得滑。不
过就全诗而论，范围究竟狭窄些。范成大是个达官。他是个自然诗人，清新中兼
有拗峭。陆游是个爱君爱国的诗人。吴之振《宋诗稍》说他学杜而能得杜的心。
他的诗有两种：一种是感激豪宕，沈郁深婉之作；一种是流连光景，清新刻露之
作。他作诗也重真率，轻“藻绘”，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15）。
他活到八十五岁，诗有万首，最熟于诗律，七言律尤为擅长。——宋人的七言律
实在比唐人进步。
向来论诗的对于唐以前的五言古诗，大概推尊，以为是诗的正宗，唐以后的
五言古诗，却说是变格，价值差些，可还是诗。诗以“吟咏情性”（16），该是
“温柔敦厚”的，按这个界说，齐、梁、陈、隋的五言古诗其实也不够格，因为
题材太小，声调太软，算不得“敦厚”。七言歌行及近体成立于唐代，却只能以
唐代为正宗。宋诗议论多，又一味刻划，多用俗语，拗折声调。他们说这只是押
韵的文，不是诗，但是推尊宋诗的却以为天下事物物穷则变，变则通，诗也是如
此。变是创新，是增扩，也就是进步。若不容许变，那就只有模拟，甚至只有钞
袭；那种“优孟衣冠”，甚至土偶木人，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即如模拟所谓盛唐
诗的，末流往往只剩了空廓的架格和浮滑的声调；要是再不变，诗道岂不真穷了？
所以诗的界说应该随时扩展：“吟咏情性”、“温柔敦厚”诸语，也当因历代的
诗辞而调整原语的意义。诗毕竟是诗，无论如何的扩展与调整，总不会与文混合
为一的。诗体正变说起于宋代，唐、宋分界说起于明代；其实，历代诗各有胜场，
也各有短处，只要知道新、变，便是进步，这些争论是都不成问题的。
注释：（01）以上参用朱希祖《汉三大乐府调辩》（《清华学报》四卷二期）
说。
（02）“诗教”见《礼记。经解》。
（03）《与吴质书》。
（04）《咏怀》第一首。
（05）《诗品序》。
（06）《诗品》论陶语。
（07）原是贺知章语，见《旧唐书。李白传》。
（08）杜甫《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
（09）胡适《白话文学史》。
（10）《沧浪诗话》说诗的“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沈着痛快”。“优
游不迫”就是“温柔敦厚”。
（11）白居易《与元九（稹）书》。
（12）以上参用胡小石《中国文学史》（上海人文社版）说。
（13）《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
（14）周必大跋杨诚斋诗语。
（15）陆游《文章诗》。
（16）《诗大序》。
文第十三
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文，是商代的卜辞。这只算是些句子，很少有一章一节的。
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接着卦爻与年月
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卜辞显得整齐些罢了。便是这样，王安石还说《鲁春秋》是
“断料朝报”（01）。所谓“断”，正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的意思。卜辞的简
略大概是工具的缘故，在脆而狭的甲骨上用刀笔刻字，自然不得不如此。卦爻辞
和《鲁春秋》似乎没有能够跳出卜辞的氛围去，虽然写在竹木简上，自由比较多，
却依然只跟着卜辞走。《尚书》就不同了。《虞书》、《夏书》大概是后人追记，
而且大部分是战国末年的追记，可以不论；但那几篇《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
也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
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
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
；辞原是“讼”的意思（0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
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
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
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
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
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
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
“慎辞”（0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
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04）。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
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
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
擅长言语（0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
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
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
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
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
不用鲁语（0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
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0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
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0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
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
；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
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9）；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
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
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
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
不言”（14），“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
“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
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
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
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
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
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
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
》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
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
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
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
《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
《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
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
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
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
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
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
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