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第23部分

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757—前701）　

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　

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　

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　

缓解。周桓王（公元前719—前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　

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　

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　

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　

率军御于溃Ц穑ê幽闲轮Ｏ馗浇�），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　

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国军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　

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　（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　

拒挡陈国军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25辆战车居前冲锋，　

每车配备步卒25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　

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　

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　

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　

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溃Ц鹬�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　

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　

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　

位20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②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　

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继位，　

用管仲（？—前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　

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　（土　

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　

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　

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　

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　

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　

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　

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　

杏　（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　

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　

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　

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　

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　

会盟于召陵　（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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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　（公元前　

　　　　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　

　　　　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　

　　　　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　

　　　　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　

　　　　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　

　　　　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　

　　　　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　

　　　　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③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　

　　　　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　

　　　　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　

　　　　襄公（公元前650—前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　

　　　　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　

　　　　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　

　　　　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　

　　　　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　

　　　　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　

　　　　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　

　　　　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　

　　　　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　

　　　　元前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　

　　　　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　

　　　　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　

　　　　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　

　　　　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　

　　　　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澭水追击时，值河　

　　　　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　

　　　　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　

　　　　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　

　　　　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2）晋楚长期争雄　

　　　　　　　　　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671），一代明　

　　　　君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　

　　　　　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　

　　　　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　

　　　　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　

　　　　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　

　　　　　　　　　　　　　　　　　　　　　　　　　　　　　　　　　　　　　　　　　　　　　　　　　　　　　　　①　

　　　　　　　　　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　



①　公元前655　年，晋公子重耳因王室内讧而流亡，公元前637　年途经楚国，楚成王以诸侯礼招待，问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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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之东出，派兵驻守穀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①城濮之战。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　

　　　　虢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　（公元前636），流亡在外　

　　　　19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重用狐偃（？　

　　　　—前622）、赵衰（？—前622）、先轸（？—前627）等干才，施“明　

　　　　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　

　　　　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　

　　　　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　

　　　　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651—前　

　　　　619）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　

　　　　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　

　　　　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　

　　　　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　

　　　　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齐鲁交恶，　

　　　　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　

　　　　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　

　　　　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　

　　　　二十年（公元前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　

　　　　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　

　　　　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　

　　　　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　

　　　　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　

　　　　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　

　　　　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　

　　　　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　

　　　　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　

　　　　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　

　　　　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　

　　　　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　

　　　　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　

　　　　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　

　　　　　（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　

　　　　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　

　　　　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　

　　　　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　

　　　　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　

　　　　兵力约11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　

　　　　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　

　　　　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　



回晋国，怎样报答？重耳答，两国若在中原交兵，晋将退避三舍（一舍30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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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　

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　

聚残卒，败退连谷　（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　

羞愧自杀。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　

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　

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　

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　

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　

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　

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　

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　

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　

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　

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　

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②邲之战。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　

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　

—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xiáo）山地区，偷袭郑国。　

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　

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　（公元　

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　

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　

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　

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　

　（公元前613—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　

王而代之，致有邲（b@）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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