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换了下来。
和汉利一样，史蒂文斯也接受过精神病治疗，于是我再一次谨慎地去访问哈利
大街。但是汉利曾把他的职业的性质告诉医生，而史蒂文斯则从没有作过有关他在
国家安全机关供职的任何暗示。
“我不会想到他有足够稳定的精神状态来干这种工作。”医生说。
“你觉得他可靠吗？”我随便问了一句。
“他非常聪明，”医生回答说，“但是我认为他的聪明有时会把他引入歧途。”
‘你的意思是……？”
“他有点‘沃尔特·米蒂’，我认为你不能总相信他所说的话。”
我查看他的案子越深入，就越怀疑当初是否应该把他招进来。这事看起来很难
说清。他是一个很好的官员，对情报机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归根到底，仔
细审查的话，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允许他进情报部门。精神病问题只是全部问题的
一小部分，真正叫人担心的是他的波兰背景。根据他的工作履历可以看出，他在官
方许可下定期去波兰度假，并看望他的亲属。他的一个和他关系特别亲密的舅舅是
波兰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们俩还偶尔在伦敦会面。军情五处通常对那些家庭背景
同英国共产党略有牵扯的申请者一概不予录用。对于这样的一个组织，史蒂文斯的
案子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而且，像他这样一个人同中级间谍的调查有联系这个
事实使得事情更加棘手。因为他为了洗刷自己，就必须通过一次彻底的审查来证明
他是清白的。而由于他的家庭的一半生活在铁幕后面，进行这样一次审查是不可能
的。 在我们尽力进行一番调查之后，史蒂文斯被召唤来接受审讯。这次审讯由我和
帕特里克两人主持。帕特里克是个独眼的廓尔喀军官，是D 处三科的审讯员。
自从他第一次听到戈林涅夫斯基讲的关于和波兰人联系的中级间谍的事以后，
史蒂文斯就对受传唤有所预料。他在进攻和防守两者中变来变去。他神经质地凝视
着我，好像要使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他承认这种指控和他非常相配，完全是事出
有因，并且承认具有他这样背景的一个人被像军情五处这样的组织录用是件离奇的
事。
“我老在想，总有一天人们会记起我是半个波兰人，”他说，“我想这次审查
我是过不了关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不过，如果这可使你宽心的话，我可以告诉你，
决定此事的不是我而是琼斯。”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
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
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
…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
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
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
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
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
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
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
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
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
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
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
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
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
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
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
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
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
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
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
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
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
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
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
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
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
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
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
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
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魁
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
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
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
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
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
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菲尔波茨毫无保留地支持“流畅”行动，在“世纪大厦”内部积极实施自己的
审查计划。至少有八个高级官员在菲尔波茨上台后被迫辞职。比如说，有一个官员
的被迫辞职，是因为他和丽棋·弗里德曼保持着长期的暧昧关系被发现，而又从来
没有对局里说清此事。弗里德曼是菲尔比的第一个妻子，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她
招募菲尔比成为苏联间谍的。另一个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是由于他曾在三十年代加
入过共产党。还有几个曾经上过三军语言学院的高级官员，也因为无法把自己的来
历交待得前后一致而决定离开。甚至尼古拉·埃利奥特也受到了审查，因为在他最
后去贝鲁特索取菲尔比的供词前，他一直是菲尔比的支持者，有可能菲尔比曾设法
从他那儿得到情报。但是经过长时期的审讯之后，埃利奥特向他的审讯人阿瑟·马
丁证实了他的清白。
没有一桩是真正的背叛，但是因为情报部门中正常的审查规章在那么长的时间
里被弃置不用，一旦要把它付诸实施就感到突然和痛苦。他们把对军情六处内部清
洗的罪名归在军情五处，特别是归在像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和我这样的人头上，许
多人觉得军情五处借了菲尔比叛逃事件来算旧账。
自从我审查了潘可夫斯基的案子以后，我在军情六处的某些部门内就不受欢迎
了。然而真正使我和军情六处那班老将结下不解之仇的还是埃利斯的案子，而这冤
仇恰好是我获得成就的标志。
同菲尔比案件一样，埃利斯案件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造成了长时间的摩
擦。它一开始是由伯吉斯、麦克莱恩的叛逃引起的。当时军情五处着手重新分析由
叛逃者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提供的情报。克里维茨基的情报中有关于一个住在巴黎、
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冯·彼得洛夫的白俄流亡分子的一系列情况。克里维茨基宣称：
彼得洛夫在战前曾是格鲁乌第四局的一个重要的谍报人员，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可靠
的情报来源。他在这两个国家活动，并作为双重间谍同时为德国和俄国服务。
军情五处对找出谁是那些情报的供应者产生了兴趣。因此，他们研究了冯·彼
得洛夫的档案，并发现了一些战争结束时德国情报局官员所作的一些情况汇报。德
国情报局官员证实了彼得洛夫作为他们的间谍受着他们的管辖，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彼得洛夫也同样为俄国人工作。有几份报告提到冯·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有
个内线，此人得到我们的作战指令及重大行动的细节，如我们对连接希特勒和他驻
伦敦大使里宾特洛甫的秘密电话的窃听情况。有一个德国情报局官员甚至记得彼得
洛夫的那个内线的名字，他是一个叫埃利斯上尉的澳大利亚人，一个出色的语言学
家，有一个俄国妻子。
查尔斯·“迪基”·埃利斯当时是军情六处的一个高级官员，刚从军情六处远
东事务负责人升任为负责南美和北美所有行动的主管。他在二十年代加入军情六处，
当时，他以巴黎为基地，负责在白俄流亡者中招募间谍。就在这期间，他招募了一
个和彼得洛夫接近的间谍。
战前的白俄流亡者社会是一帮靠不住的保皇党人聚成的乌合之众。当军情五处
提出对埃利斯的怀疑时，军情六处否定了他是个间谍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坚持说更
有可能是彼得洛夫为埃利斯工作而不是相反，彼得洛夫为保护他自己而撒谎。无论
如何，埃利斯是自愿选择提前退休并打算返回澳大利亚去的。由于对菲尔比的怀疑
逐渐增多，军情五处和六处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濒于破裂。新任军情五处局长的狄
克·怀特，为了不再激化这种紧张关系，同意搁置埃利斯案件。于是这个案子就放
在了档案室变霉，直到我接手D 处三科的工作为止。
在菲尔波茨当上了反间谍处的头之后，我以一个“流畅”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跑
去找他，问他是否打算支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联合调查埃利斯案件，以使此案最
终了结。他去找了怀特，怀特表示同意。于是，我就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一个名
叫邦尼·潘切夫的年轻反间谍官员一道开始工作。
埃利斯一案中的真正困难，是要想法确定他是为德国人工作还是为俄国人工作，
或者是同时为两国工作。早些时候，当我们追踪战前窃听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之间
通话行动的记录时，我们证实了德国情报局官员所叙述的故事。当时负责整理窃听
记录的官员就是埃利斯。问题是他在向彼得洛夫提供情报时，是否知道他是一个俄
国间谍，还是以为他只是为德国人工作。
最初使我确信埃利斯始终是个俄国间谍的，是德国情报局官员分发的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谈到了彼得洛夫在英国情报机构里的内线是埃利斯上尉。这份报告照常规
送给了反间谍处的金·菲尔比。他在页边的空白处草草地写下：“这个埃利斯是谁？
NFA 。”意思是“到此为止”，然后把它埋进了档案夹。当时埃利斯的办公室在走
廊上和他只相隔几个门。依我看，一向目光锐利的菲尔比发生这样的疏忽，是最值
得怀疑的。
在菲尔比和埃利斯的工作经历之间存在着许多有趣的联系，这只是其中的一例。
在菲尔比受到怀疑后的一年内，埃利斯申请由于健康原因提前退休。他旅居澳大利
亚，担任了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处——澳大利亚收集海外情报的机构——的顾问。一
个澳大利亚人向他汇报，贝利亚的亲信弗拉基米尔·彼得洛夫选择了留在西方而不
想去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