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怎么了？”我又问。
“我能说的只是他是盖伊最好的情报来源。但我不知道他究竟扮演的是个什么
角色，”他最后说，“我只知道他现在仍然在政府部门……”
“可你可以猜测……”我有些不耐烦了。
布伦特拉上窗帘，仿佛对外面广场上的嘈杂声。灰尘和风气有些失望。
“除非你有过这种生活，彼得，否则你是不会理解的……”
“哦，我有过那样的生活，安东尼，”我说，突然感到很生气，“或许我知道
的有关三十年代的事甚至比你知道的还多。我记得我父亲因为没有工作而发疯一样
地酗酒，我记得我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失去了我的世界，我的一切。我知道三十
年代的一切……”
在D 处三科的研究当中，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牛津大学有一个集团存在。
过去，苏联的招募工作主要是与剑桥大学有关，可当布伦特坦白之后，我们认为伯
吉斯和克卢格曼显然以同样的方式把牛津作为目标。牛津集团的第一个稳定的情报
源是布伦特在科道尔学院的同事菲比·普尔。布伦特承认她在三十年代是他的信使。
我迫切想要见到她，她同布伦特的关系很好，两个甚至合写过一本关于毕加索的书。
布伦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正处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中。他说如果
我直接找她谈话，她会闭口不谈的，或许更糟，因此他为我安排了一个代表——科
道尔学院的另一位高级人物阿妮塔·布鲁克纳，我可以让她把我提出的问题转告给
普尔。一定程度上的弄虚作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让布鲁克纳告诉普尔，我们正在
对三十年代的事进行新的调查。安东尼想知道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他可以报警。
菲比·普尔告诉阿妮塔·布鲁克纳，她过去常常为奥托把消息传递给彼得和伯
纳德·弗拉德兄弟俩。彼得过去是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馆长，已经去世了，可
他的弟弟伯纳德是一个高级的工党议员。普尔还说有一个叫珍妮弗·费希尔·威廉
斯的年青妇女也参与了这事。她敦促布鲁克纳保证安迪·科恩即高级外交家安德鲁
·科恩爵士也得到警报，因为此人当时也冒着风险。所有这些名字我都很熟悉。除
了安德鲁·科恩以外（科恩曾是一个“使徒”和剑桥的学生），其他的人都与“克
拉伦顿’有关，这是三十年代牛津大学的一个供左翼分子聚餐和讨论的俱乐部。该
俱乐部曾是苏联间谍招募中心，这是第一个有力的证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珍妮弗·费希尔·威廉斯的名字出现时，她已经同前军情
五处的官员赫伯特·哈特结了婚。我拜访了她的丈夫。他是牛津大学在学术上颇有
声望的法理学教授。我问他是否可以代我找一下他的妻子。他立即给她打了一个电
话，向她保证不使她的地位受到威胁，她同意来见我。
珍妮弗·哈特是一位讲究穿着的中产阶级妇女。我想，她这么大岁数还着时髦
的短裙和白色网眼长统袜，完全不合时宜。她很坦率地讲起她的故事。她带着一种
不以为然的优越感，仿佛把我对三十年代左翼政治的兴趣与窥视女士们裙子里面等
同起来。对她来说，这是很俗气的，而且是很不雅的。
她说她在三十年代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而且有一个俄国人拉拢过她。根据
她的描述，这个俄国人肯定就是奥托。奥托指示她转入地下活动，她常常在凯维花
园与奥托悄悄见面。她告诉我她仅仅是地下党的一员。一九三八年她进了内务部以
后就再没有同奥托见过面了。她在内务部的一个很机密的部门工作，该部门负责处
理那些截听电话的申请。她还告诉我，她从未传递过任何秘密消息。
她说她还有另外两个联系人。一个是伯纳德·弗拉德，也就是招募她的人；另
一个只在一段很短时间里指挥过她。她从一张照片上认出，这个人是阿瑟·温，他
是伊迪丝·杜德·哈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在加入行政机构之前是工会圈子里的积
极分子。
听了珍妮弗·哈特的话，我感到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以牛津大学为基地的单独的
间谍集团，但是，要进行调查是极其困难的。安德鲁·科恩爵士（曾在剑桥后来成
了外交官）差不多在不久后就死于心脏病，因此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彼
得·弗拉德已经死了，他的弟弟看来更有希望，哈罗德·威尔逊首相指名让他担任
工党政府里资历很浅的大臣级职务。军情五处受命为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我们反
对并请求允许根据珍妮弗·哈特的指控对弗拉德进行审讯。在当时，威尔逊是有权
禁止对任何议员进行审问的，但当他阅读了军情五处的文件之后，他却批准进行审
讯。
当我开始同弗拉德会谈时，他的态度很异常。他根本不把这当成一回事。我用
珍妮弗·哈特所指控的事来给他施加压力，可他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他招募过她。
“如果我记不起这些事了，我怎么能否认呢？”他一再重复地说这话。
我对他很不客气，我知道他那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妻子最近自杀了。可弗拉德渴
望结束这次会谈，大概是被那份官位诱引了。我清楚地向他解释，既然我有责任在
他的安全合格证明上提出意见，那么如果他对哈特的故事不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
释的话，我就不大可能给他提供安全合格证明。可他仍然坚持说他记忆不好。这次
会谈没什么结果便结束了。第二天我又让他来参加进一步的会谈，我从他那里没有
获得任何进展，他坚持说他回忆不起招募哈特的事。
第二天早晨，我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是用煤气和毯子来自杀的。不久以后，
布伦特打电话来告诉我更多的坏消息。
“菲比死了。”他说。
“天哪，她怎么死的？”我透不过气来。
“她跳到地铁下……”
在我们正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调查的时候，在这么一小群人当中，竟有三人死了，
这远不是一个运气差的问题。军情五处害怕这几个人的死讯传出去，所有进一步的
调查工作都暂停了。报纸上已经绘声绘色地连载了菲尔比充当“第三人”角色的事
情，并首次发现他在军情六处的重要地位。有关布伦特受牵连的流言也开始在舰队
街冒了出来。整个丑闻的帷幕正处在被拉开的危险之中。阿瑟·温的问题仍然被搁
置在那里。非常巧，他也很快要被提拔为贸易部副大臣，也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安全
合格证明。
“我们怎么办？”琼斯紧张不安地说。
“我们应该告诉他，如果他讲出间谍集团的真情，我们就为他提供合格证明，
否则不予办理……”
“但那是讹诈呀。”他说，竭力做出吃惊的样子。
我不明白我的提议有什么不公正的地方，但是当然，正如我告诉琼斯的那样，
我注命当不了外交家或政治家。
“所有这些自杀事件，”他说，“将破坏我们的形象，我们并不是那种机构。”
牛津集团结束了我对三十年代阴谋的调查。六十年代末，这个任务彻底完成了。
那些有牵连的人正接近或已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识别出了“五人集团”的每一个
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员和联系人。我们知道了“五人集团”在不同时期是怎样开展
工作的，他们的通讯方式是什么。他们依靠哪些人工作、到什么地方去请求援助。
我们查出一个一直未暴露的间谍沃森，俄国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五一年的最重要的情
报源普罗克特以及在牛津的新的间谍集团。我们共查出了死去的或还活着的间谍嫌
疑犯近四十名。此外，我们还细致地重新检查了英国社会生活当中各行业的几十个
人的档案，多数人都被证明是清白的，有一部分人则被发现是秘密的共产党人或是
共产党的合作者。这部分人被调离那些能够接触到机密的地方，或被暗中动员退休。
当然，还有一些无头案。克卢格曼带走了他的秘密，奥托从未被查出，“红色
乐团”在英国的情况我们从未发现。但我们了解到了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了解到
了这个阴谋扩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我们不必再担心。审查整个
一代人是很麻烦的，这当然要比当线索还保持清晰的时候进行调查更为麻烦。可我
们驱走了过去，最终又回到了现在。不能忘记，可能还有三十年代人物遗留下来的
东西存在。
抓间谍者
第十八章
整个六十年代留下了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许这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军情
五处内部有没有一个尚未被发现的“老鼠”。负责研究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的历史
的“流畅”工作小组与负责调查的D 处三科齐头并进展开工作。霍利斯对“流畅”
项目很没兴趣，主要是因为这个项目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这个他将退休的时间之前，
提不出报告。霍利斯仍然认为，渗透问题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讨论第二个西蒙兹报
告的会议之后就结束了。他命令所有参与米切尔案件的不得讨论该案件，甚至在他
们之间也不允许。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要求。有一起事件引起了预料当中的愤怒
和惊恐，那就是霍利斯在一九六三年的几次访问。他访问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并向
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通报了米切尔可能是间谍。在霍
利斯访问后不久，我也去了加拿大。从一九五六年以来一直装在苏联大使馆墙里的
未被发现的“蚯蚓”话筒突然被一队苏联清查人员挖出来了。他们事先没有进行搜
查，但却确切地知道话筒在什么地方，我们听见他们在线路中断之前从墙里拿出了
话筒。
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怀疑是不是米切尔破坏了这个行动计划，当时骑警队反间谍
处处长吉姆·贝内特开始向我打听。要转移他的兴趣是不可能的，我把一份关于上
层渗透问题证据的简要报告给了他。实际上，我有我自己的理论，我敢肯定，“蚯
蚓”话筒的事早在一九五六年就被苏联人知道了，因此他们除了偶尔用这些房间来
进行领事业务外，没有用它们来办其他什么事务。然而，直到一九六四年他们才清
楚地知道这个系统的确切位置。这正与对米切尔的调查相吻合。这次调查详细地考
虑了米切尔可能在一九五六年出卖了“流畅”行动的可能性。霍利斯和米切尔都在
一九五六年收到了详细报告，包括“蚯蚓”系统的工作方法的细节。这个行动毫无
疑问是在那个时候泄漏出去的。不管是米切尔干的还是霍利斯干的，苏联人在不知
道话筒的确切位置时是没法取出它们的，除非让清查人员来找到它们。尽管苏联人
知道被监听的确切范围，但当时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搜寻，还是没有找出这些话筒。
琼斯听说我在加拿大谈到过渗透问题，气得大发脾气。我告诉他，在霍利斯那
次不成功的访问后，要避免谈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忽视这个问题只能使我们的盟友
认为更糟糕。
华盛顿对此兴趣也是同样的浓厚。我想起了在迈克尔·麦考尔家中的一切聚会。
此人在一九六四年接替哈里·斯通当了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秘密联络官。安格尔顿
和我躲在一边不与其他人谈话，他紧追不舍地问我军情五处的内部情况。
“你们那帮人捣了什么鬼，”他不断地说，“霍利斯到这里来讲了一些关于米
切尔的荒诞故事。他仿佛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也没有进行过审讯，现在他却说
没有问题了！……”
我试图把整个案子向他说清楚。我告诉他，我们认为米切尔的事已经澄清了。
我说，就阿瑟和我而言，霍利斯是我们的下一个怀疑对象。我问他是否有什么情况
可以提供给我们来帮助侦破此案，他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那时是中央情报局
的一个困难时期，肯尼迪刚刚遇刺，沃伦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安格尔顿还有自己
那摊子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
一九六五年，英国安全部门仿佛在美国人眼里又一次出了纰漏。仅仅四年，一
系列间谍丑闻和灾难吞没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首先是霍顿被查出来，他出卖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水下探测系统的重要部分。虽然霍顿案件标志着军情五处新的
反间谍能力的胜利，但这引起了美国海军的愤怒，并对英国同行长期怀着敌意。霍
顿案件暴露不久，这种敌对情绪在国家安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表面化了。在这次
会议上，美国海军企图彻底断绝英美两国的情报和秘密交换关系。吉姆·安格尔顿
和联邦调查局的艾尔·贝尔蒙特掐掉了海军的这朵阴谋蓓蕾。 “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他们抓间谍，而我们不抓。”贝尔蒙特干巴
巴地说。
但是贝尔蒙特所说的话并不能减少接踵而来的一连串的灾难。一九六一年布莱
克的受审并判刑几乎使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所有行动，包括柏林隧道行动在内，都
受到了怀疑。第二年，即一九六二年，瓦萨尔又被抓获；由于一个英国间谍，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的极有价值的海军机密再度被透露给东方。一九六三年一月菲尔比叛
逃，这显然是因为英国当局沉默和无能。同年，富有安全含义的普罗富莫事件发生
了。苏联人通过克里斯廷·基勒向普罗富莫索取核机密情报，联邦调查局在当时对
这一点深信不疑。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六四年坦白了，其他的案件干脆
被丢人现眼地在法庭败露。一九六四年的柯达案件就是其中的一起，但是在美国人
眼里，更糟糕的是在一九六五年初发生的马尔特里案件。
马尔特里案件开始于一九六三年。“费多拉”指控说，克格勃在英国的一个核
研究集团内部有一个专搞理论情报的外国人，他只是在最近的一两年当中才频频活
动。这说明叛逃者戈利金并不知道他，因此就大大缩小了嫌疑分子的范围。我们在
走了几步错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