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他对戈利金的揭发引起注意。可戴高乐感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操纵戈利金来诽
谤法国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乔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
被捕并被处以徒刑。在这之后，法国官方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称为“气球”的双重间谍案使事
情进一步复杂化。“气球”就是约翰·保罗·苏波特博。他是一个工业化学家，是
由东德情报机关和克格勃指挥的一名间谍，可比利时安全局使他成了双重间谍。他
供出了他的两名间谍，他们都在英国柯达公司工作，曾向他递送过有关商业工艺方
面机密的细节材料。比利时把这件事告诉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开始对柯达公司的这
两个职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两个职员一个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另一个叫戈
弗雷·康韦。苏波特博还告诉比利时，有一个名叫赫伯特·斯坦布雷切的东德非法
分子，在法国协和式飞机装配车间里专门负责指挥间谍。这个情况被报至法国反间
谍局，于是他们就与军情六处合作进行调查。
不幸的是，这两个案件的结局都充满了闹剧性。康韦和罗伯茨虽然被抓，可他
们后来又被宣判无罪。对英法关系最为不利的是，在对斯坦布雷切进行调查的过程
当中，却发现军情六处曾招募过一名法国警察长，他的警区包括快到德国边境的那
些区域。他是一个“漂白”间谍，也就是说，军情六处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国隐
瞒了他的一切，从而利用他在法国侨民和德国侨民中搞间谍活动。法国被迫承认，
斯坦布雷切的间谍为俄国人获取了英法协和式飞机的高级电子系统的全部详细材料，
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争吵。
我找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格尔顿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
我向法国反间谍局提供“维诺纳”情报，证明科特和拉巴尔特是俄国间谍。他们虽
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起见。我在一九六
五年初来到法国反间谍局在巴黎的总部，该局副局长马塞尔·查利特在那里会见了
我。查利特个子矮小，干净利落，在战后才加入反间谍局。战争时期，他曾以极大
的勇气参加了约翰·莫林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点儿
也没能躲过盖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样，查利
特喜欢佩戴粉红色的丝绸带，流露着自豪骄傲的神情。他是一个好斗的反共分子，
可他钦佩莫林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胜过他一生当中所钦佩的任何一个人。
他好几次都跟我提到抵抗运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
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科特和拉巴尔特的真实角色的新情报，并把“维诺
纳”情报的有关密码译文拿给他看。他为这一材料所震惊，立即下决心进行全面的
调查。
“你不觉得他们太老了吗？”我问道。
马塞尔用他那富有威慑力的眼睛盯住我看。
“在你没有看到一个法国政客躺在他的棺材里变成绿色时，你不能说他太老了！”
不幸的是，拉巴尔特在马塞尔审问他时死于心脏病，科特则死得很安宁。这次
的情报交换在缓和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而使马塞尔成为我后半生事业中的伙伴。
我离开巴黎的那天晚上，他请我吃晚饭。餐馆的服务很周到，饭菜也做得很不
错。马塞尔是一个殷勤的主人，他要好几瓶最好的红葡萄酒，给我讲了一大串有关
法国情报工作冒险行为的尖刻的轶事。我们讨论了“维诺纳”，他一直入了迷似的
听着我讲述我们的成功规模。
“他们最近也使我们有一些成功，”他告诉我。他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法国
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内的密码室里发现了一个用保险丝盒改装的发报机。
“那玩艺儿不是西方产品的技术规格，其范围正好是在对面的俄国军事武官的
房子以内。”他说着便以典型的法国人作风，大嚼着他盘子里的牡蛎。我警觉起来。
自从法国的技术小组开始用金属板和铜管把法国驻伦敦大使馆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
馆内的密码室进行了屏蔽之后，针对这两个地方的“栅栏”便在最近停止了。显然，
俄国人也意识到可以从屏蔽状况不佳的机器里接收射线。但是，我想，至少法国人
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
查利特显然对整个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把那个保险丝盒提供给莱肯菲尔德大
楼，好让他们进行检查。他仍然微笑着，冷不防向我提了一个问题。
“你呢，亲爱的彼得，你在射线方面有没有碰上什么好运气……”
我听了他的提问，当即被红葡萄酒给呛住了。
“没碰上什么好运气。”我回答说。
马塞尔为我斟满了酒，显然对我说的每一个字都不相信。我们像真正的内行一
样，把话题转到别的事上面，再也没有讨论这件事。
尽管法国人的插曲很有趣，可D 处三科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研究“五人集团”。
我请求霍利斯把D 处的八个审讯员调到三科来，以便我们用他们来同每一个已知的，
同菲尔比、伯吉斯、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认识的人进行一次广泛的会谈。霍利斯同
意了，但指示我必须亲自主持每一个被认为是敏感的会谈，这自然是指一位勋爵，
一个爵士，一个政治家，一个高级文职官员，或一个间谍嫌疑犯。
我一共会见了一百多个人。像克里斯托弗·梅休以及当时的国防大臣丹尼斯·
希利等工党政治家拒绝同我见面，他们不愿意讨论对三十年代共产党的回忆。但其
他的人，如历史学家艾赛亚·柏林和作家阿瑟·马歇尔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他们定
期同我见面，谈论他们在牛津和剑桥的同学。柏林坚持要我们在改革俱乐部见面，
他认为在伯吉斯当年最为走红的地方谈论伯吉斯是最合适不过了。他对伯吉斯的社
会关系网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多年来已经改变了观点的人。他还就我如
何展开调查向我提出了一个忠告。
“别去找鲍勒。”他对我说，他指的是莫里斯·鲍勒，牛津大学很有声望的文
学教授。鲍勒是个同性恋者，也是伯吉斯的密友，在我认为对我有帮助的人的名单
上，他被排在了头几名。
“为什么不去找他呢？”我问。
“如果你去找他，他会在牛津的每一个导师的餐桌上去张扬。”
我接受了柏林的忠告，没有去找他。
马歇尔，大家称他“阿蒂”，几乎认识三十年代剑桥的每一个人，尤其是皇家
学院和三一学院那些秘密同性恋网的人。阿蒂对小道消息、阴谋诡计和丑闻有着超
乎寻常的记忆力，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
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
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
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
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
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
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
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
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
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
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
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
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
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
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
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
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
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
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围分子则不同。当我
会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被后来的生活中的体面所淹没。可是，在他们高傲而文雅
的谈吐里，隐藏着罪恶与恐惧。他们会告诉我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过错而不是
他们的过错，让我把这事搁一边。他们说我是麦卡锡主义者，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
同。当然，当间谍是错的，但当时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是“贪图安逸的一代”，他
们追求政治上的时髦，这种时髦仿佛是些时装目录。他们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着三
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缄默的誓言。他们不喜欢我。我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青人时
就看透了现行英国统治集团的内心秘密。我知道他们的丑闻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
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处三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后档
案里的一个始终没有调查过的线索进行重新审查。这个线索是由伯吉斯和布伦特的
朋友戈伦韦·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学认识他们的，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
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立即找到了当时
的反间谍处处长狄克·怀特，说他知道伯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苏联间谍。他还说，
伯吉斯在战前企图招募他，因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后感到幻想破灭，
于是拒绝保持秘密关系。里斯还声称，布伦特、盖伊·利德尔，前军情六处的官员
罗滨·扎纳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位了不起的无线电安全局的官员）都是同
伙。但是布伦特毫无疑问是一个苏联间谍，而对其他三个人的指控被证明是站不住
脚的。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
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
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
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
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在布伦特坦白之后，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时的证词的色彩就走样了。里斯
声称他在战前就放弃了对苏联事业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谨慎地重新审查他是否在说
谎，也许仅仅是满足自己。开始，他很不情愿同我谈。他的妻子指责我是盖世太保
作风，这么多年以后还再提那过时的事。由于那些文章，他们的遭遇是很不幸的。
里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后，就被撵出了学术界。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
艰难地度着日子，英国统治集团也回避着他们。里斯终于同意见我，他又把他那故
事重复了一遍，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所说的那几个人是同伙，可他说，所有这些人在
战前那个关键时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对利德尔的指控显然是荒谬的。军情五处里所有认识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
信利德尔是绝对忠诚的。他离开军情五处时留下了他那被称为“墙花”的日记。读
了这些日记，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间谍。但是对罗滨·扎纳的指控却使人想到要
把他同沃尔科夫在中东的间谍对比一番。扎纳曾在中东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我对扎纳的档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在波斯负责反间谍活动。
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通往俄国的铁路线上繁忙地运送着重要的军需物资，
这条铁路是德国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扎纳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他大部分时间是在
黑暗中度过的，会流利地讲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阴暗残酷的反破坏世界里展开活动。
大战结束后，他的任务却更加艰难了。俄国人企图自己控制这条铁路，扎纳则不得
不在俄国的边境线附近工作，常常冒着被亲德或亲俄的阿拉伯人出卖和暗杀的危险。
从表面上看，扎纳能够活下来这一事实使里斯的指控有一点可信。
战后扎纳离开了情报界，到了牛津大学担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约他到“全灵大
楼”见面。牛津大学和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坚固的关系，在以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去
过牛津。这次同扎纳见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
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
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
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
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
弄错了。
“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