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
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
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
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
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
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
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
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
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
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
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
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
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
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
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
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
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
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
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
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
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
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
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
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
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
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
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
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
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
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
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
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
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
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
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战争爆发后，我所在的农业经济学院停课了。我的指导老师斯科特·沃森成了
农业部的首席科学家。他带着大部分的教职员接下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国
家准备食品供给。这时，我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个未能为战争中的国家贡献力量的人。
我弟弟进了电子研究实验室工作，妹妹是威恩斯公司的监听员（她后来在信号情报
处和琼斯一起工作，以后与电子研究实验室主任罗伯特·萨顿结了婚）。我给布伦
德里特写了信，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在英国海军部为我找份差事。万万没有想
到，他会来电报邀我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布伦德里特早在好几年前就认识我。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农场主，曾经成功地培
育出了弗里西亚良种牛。他对我在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那段经历很感兴趣。他问我
能在海军部干些什么。我向他解释说，我连续几年观察过我父亲干的工作，在电子
技术知识方面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与大学里的本科生相比。仅仅只
用了十分钟，他就答应我在下个星期到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
我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所属的小组是由斯蒂芬·巴特沃思负责。他有出色的组
织才能。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山姆”。他是个细高个子，一头髦曲蓬乱的
黑发，一刻不停地抽烟斗。他干起活来，就像疯了似的，非常玩命。他组织了一批
精明强干的青年科学家在他的周围，包括梅西、冈恩、威格尔斯沃思、贝茨和克里
克。由于我的资历很浅，在这个实验室工作，我感到有一种不安全感，于是我拼命
学习。每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我们汉普顿威克城的公寓里的厨房桌边，通宵达旦
地学习高等物理学，德国飞机的炸弹就在公寓周围轰鸣。巴特沃思常常鼓励我。他
的弱点也正是他的最大潜力所在：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工作，让别人去夸夸其谈。战
争结束时，他的才华和他无声无息从事的一切所得到的报酬，仅是一枚毫无价值的
帝国勋章。
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对赢得这场战争所作的贡献被人们全然忽视了。战争刚爆发
时，磁性水雷所造成的威胁，成了英国最伤脑筋的问题之一。海军实验室已着手研
制一种消磁系统来消去我们的船舰的磁场，以免战斗力遭到破坏。在一九四O 年，
如果没有一种真正有效的消磁系统，我们的作战能力是很成问题的。
例如，德国人在敦刻尔克海边的浅水域里布下了成千上万颗磁性水雷。希特勒
坚信，这些水雷可使英国军队的大撤退无法成功。巴特沃思知道，德国的水雷只要
碰上磁北极向下的磁场才会爆炸，他建议我们的船舰的磁场改为磁南极向下，这样，
我们的船舰遇到水雷时就可以自动排开它。于是英国海军部又着手搞了一项庞大的
磁场转换工程，所有要去敦刻尔克的船舰，都要进行这种磁场转换。结果表明，没
有任何一艘船只遭到水雷的破坏。
在战争的动乱中，除了让青年人充分开动脑筋，别无选择。敦颠尔克大撤退以
后，我和另外一个在海军部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雷·戈斯基奉命为“威尔士亲
王号”战舰消磁。这艘战舰停泊在罗塞斯的干船坞里，它的下一次航行任务是送温
斯顿·丘吉尔去出席大西洋会议，与罗斯福会晤。它是由贝尔法斯特的一个造船厂
建造的。其磁场是在船身周围，而不是从船头到船尾。原来的消磁方法失效了。它
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出海，是极不安全的。
戈斯基和我搞了一个临时的简易系统来消除横跨舰体中心线的磁场。用一个巨
大的线圈，把舰体绕起来，然后把它接在潜艇的电瓶上充电，这样就可以产生一种
磁场以抵销船上原来的磁场。这项工作花了好几天时间，动用了舰上的所有人员。
我们在罗塞斯干船坞里看见成百上千的人按照我们的指令一致行动，尽管我们俩只
是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
战争期间的科学往往就是这样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你认为怎么干最好，你就
怎么干。战争的紧迫感不允许你事先作上十到十五年的准备工作，要是那样的话，
也许起步就迟了。战争铸造了我以后处理技术情报的能力，教会我懂得了“因陋就
简”的价值，同时让我明白了只要工作人员听从那些讲究实际和创造性科学的年青
人的指挥，工作效率将会是何等的高。可悲的是，战争结束时，这种态度完全消失
了，各色各样的委员会，伸出他们死神般的手，把这种生机扼杀并抛出了英国。
一九四二年，我开始研制最早的反袖珍潜艇的探测系统。这种系统在北非的火
炬登陆战和以后的西北欧登陆战中，成功地保护了港湾。这导致了我参与炸沉德国
第一流战舰“蒂皮兹号”的行动计划。这艘战舰停泊在阿尔登福约德湾，随时随地
都对英国的船舰造成威胁。我们拟定了一个用袖珍潜艇来搞掉它的方案。德国人用
潜艇探测器来保护阿尔登福约德湾。这种探测器是由铺在海底的几组线圈组成的，
能测出过往船只的磁通量，其原理与我在海军研究实验室研制的那些系统的原理相
似。因此，我被叫去，让我设法为我们X 型袖珍潜艇消磁，使它们能神出鬼没地开
进阿尔登福约德湾，不被德国人发现。
潜艇消磁技术远比普通船只消磁技术要复杂得多。最后，我发现如果在潜艇上
安放一块电磁铁，并通上一定量的电流，便可以作为一种补偿系统，来抵销袖珍潜
艇进人该区所造成的磁场变化。同时，我计算出，如果X 型潜艇在有磁暴的情况下
开进阿尔登福约德湾，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十至一百倍。我为此走访了埃
斯克代里米尔的磁异常观测站，了解到他们很有可能预测到具有足够规模的磁暴，
于是我向海军部呈交了我的调查结果。
一九四四年，经过消磁的英国X 型潜艇在磁暴的掩护下开进了阿尔登福约德湾，
官兵们非常勇敢，设法在“蒂皮兹号”上安放了炸药，使该舰遭到摧毁，完全丧失
了战斗力。那天的战绩使他们获得了三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是，如果没有海军
研究实验室在技术上援助，光有勇敢是无济于事的。
战争结束时，我再也无法改行了，虽然我最热爱的事业是务农，但所有的一切
注定我再也不能够重温那种大自然之梦了。我只得去参加战后的科学文官考试，主
考官叫斯诺。这次考试是专门为了从扩征的几百人当中挑选最优秀的科学家而举行
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个人并列第一名（满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热烈
地祝贺。过去那些守在厨房里的小桌子边攻读的日日夜夜总算没负我这片苦心，虽
然主要的功劳应归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亲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并担任了总工程师。同年，我也开
始了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新生活，担任了主任科学官。在以后的四年当中，父亲和
我一直在同一行当里并肩工作。我们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试的事。到了一九四
九年，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的一个电话，把我带进了军情五处这个新天地
里。
抓间谍者
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伦德里特的办公室与约翰·泰勒第一次见面后的几天，接
到了他的电话，邀我去伦敦。他建议去圣詹姆斯公园，我们在白金汉宫前面的桥上
见了面。我们来回漫步于鹤鹈鹕和鸭群之间，不时停下来顾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
用这种奇特的工作方法来处理国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着小胡子，阴郁的脸上流露着机警敏锐的表情。在北非战役
中，他是蒙哥马利手下的一名通讯官，尽管他现在是邮局的技术员，可他仍旧保持
着他那粗旷的军人举止。他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搞技术研究，实验室就设在多利斯山
邮局特别调查组里面。他非常肯定地说我知道他是负责官员。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让我有事不要到莱肯菲尔德大楼军情五处总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暂的
拜会。一般情况下，就通过他这个中间人来办事。泰勒劝我不要谈有关的“办公室”
的事，只是说我将被授予“特聘科学顾问”的头衔，但不支付报酬。好几年来，我
们每个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头，讨论我提交给布伦德里特委员会秘书莱特的有
关技术问题的书面报告（莱特后来当了国防部副部长）。
泰勒和我在技术任务上分了工，邮局方面负责研究红外线探测系统，我则开始
动用电子研究实验室的有利条件来研制一种新型话筒，并观察这种话筒对来自室内
家具的声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从事的反潜工作使我对共振原理非常熟悉。
当声波碰到一个硬介面时，如玻璃窗或档案柜时，就会产生大量的谐波。关键在于
要在空间找到失真度为最小的一点，从而收到清晰的说话声。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里带着焦虑。
“我们遇到麻烦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今天下午我们碰一次头好吗？”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对面公园的长椅上和他见了面。他向我描述说，英国驻莫
斯科大使馆的空军武官有一次在办公室里用接收器收听俄国军用飞机的通讯时，突
然，从接收器上听到自己响亮而清晰的声音。他意识到，他的谈话内容被人窃听了。
他立即把这件事作了报告。泰勒和我讨论了半天，推测他们有可能用什么样的话筒，
还安排了一个名叫唐·贝利的工程师去调查这件事。唐·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简
单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诉他怎样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窃听器。我开始第一次意识到，
英国情报部门在技术专业知识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连个相应的仪器设备都没有。
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仪器借给他用。他对我们的使馆进行了彻底的检查，但什么
也没有找到。显然俄国人已听到了风声，把窃听器关闭了。
贝利回来以后，我详细地问了他一些情况，弄清了他们用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无
线电话筒。这种窃听装置一旦开始工作，强无线电信号便以清晰的载波形式出现。
我猜测，俄国人和我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