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赢弱的苏
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
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
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
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
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
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
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
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
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
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
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
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
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
党，尔后又急于保住自己的性命；凯恩克罗斯则是个始终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
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固执，俗守着他的信仰。同样不像
朗，凯恩克罗斯尽他所能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急于想回老家，认为同我们的
合作是他赢得入境许可的最好办法。
凯恩克罗斯说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告发任何人，但是他能认出两名高级文职
人员，他们是他在剑桥时的共产党伙伴。其中的一个随后就被要求辞职，而另一个
则被禁止接触和防卫有关的机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凯恩克罗斯能够告诉我们有
关政府通讯总部的事情。迄今为止，表面上看来那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逃出了俄国
情报机构的视线，然而我们却非常怀疑，因为那里雇用的人员队伍非常庞大。
凯恩克罗斯告诉我们，政府通讯总部中有四个人他认为值得进一步调查。其中
一个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讯总部的空中处共过事，此人谈起过他想要把英国的信号情
报材料弄到苏联去。凯恩克罗斯虽然对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态度感到有趣，但是他无
从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这第二个人，据
凯恩克罗斯说，他在这次回牛津时把在政府通讯总部内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
从前的导师，他的导师为他的这种轻率而大惊失色，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政府通
讯总部，随后他就被解雇了。凯恩克罗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样，早已离开
政府通讯总部而进入他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
府通讯总部技术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经过充分的调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处和C处根据凯恩克罗斯提供的信息所进行的调查，激起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强
烈反应。他们警惕地卫护着他们自己尊贵的帝国，并且对他们看来是干涉他们内部
事务的事情大为忿恨，特别是当我以挖苦的口吻评论他们应该如何改进他们的人员
检审工作时更是如此。
在我们D 处三科追踪这些线索时我仔细斟酌了如何处理布伦特的问题，如今他
归我负责了。在我同布伦特会面之前，我必须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
恩的情况报告。我们在他的皇宫内的办公室里会了面。他谨慎周到而又举止得体，
并且向我保证，王室对情报机关认为适宜提出的任何询问都愿意给予合作。他说话
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好像并不希望对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说：“女王陛下充分
了解安东尼爵士的情况，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采取任何方式女王都会满意
的。”
还有一项防止误解的说明。
阿迪恩说：“你会时不时地发现布伦特提到他代表王室从事的一项委派任务
战争结束时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请不要追问这件事。严格地说，它和国家安全方面
的考虑毫无关系。”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带到门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对待布伦特的问题
上，他的技巧圆熟和军情五处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间该有多大差别！军情五处既要为
他可能会叛逃而担惊受怕，又要为丑闻的泄漏而有所顾忌。虽然我花了数百个小时
和布伦特呆在一起，但我却从未得知他出使德国的秘密。但是，王室毕竟已在学习
遮盖丑闻的困难艺术方面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经验，而军情五处只不过是在一九
0 九年才开始干这行当的。
我接手布伦特案件后，在我考虑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期间，停止了和他的一切会
见。很清楚，正面质问不再会起作用：首先是因为霍利斯激烈地反对做任何会激起
他叛逃或发表公开声明的事情；其次是布伦特本人清楚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微弱的，
我们还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审讯他时处于盲目无知而不是强有力的地位。我决
定，我们必须采用智取的办法，尝试在他的性格特点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伦特想
让我们认为他是乐意帮忙的，尽管他从来不这样做。另外，他很不喜欢被人揭穿他
在撒谎。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逐渐积累压力的过程来从他身上提取情报，在
某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不要全线出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拥有远远超过军
情五处当时所具有的更丰富的知识。
我还决定把会谈场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让他来到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公寓，他
总是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防卫状态，并觉察到他的话
被录了音。我觉得转移到他的住所可以减轻他的紧张感，并使得我们之间能够形成
某种关系。
在以后的六年中，布伦特和我大约每个月都在科道尔德学院内他的书房里全面。
布伦特的书房是一间很大的、按豪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
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
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
八十英镑买的。（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这
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这是个讨论背叛行
为的理想场所。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靠在普桑的
绘画下面。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
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
和友谊，爱情和背叛。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魁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他能讲五种
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
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
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
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
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
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
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
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
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
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
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
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负担
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
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但是，他保
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
到了厅的最深处。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
这一点。
“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们决不能用那个玩艺儿在那儿听到我。”
起初，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是相当困难
的，因此我不得不设法采用一种暗中记录谈话内容的方式。最后，紧邻科道尔德学
院的房子要改装成现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个探针话筒，穿过墙通到了布伦特的
书房。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测量必须十分精确，才能确保探针放在挨着我们座位
的布伦特这一边的正确位置上。A 处二科安排了一位布伦特的艺术家朋友在我访问
他的预定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趁他出去到厅里听电话时，我用我的卷尺为话筒的安
装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量。话筒安装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
色。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
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
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
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
“你会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他一边倒茶一边告诉我，“但是任何很了解盖
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说，“他只是想要英国成为共产主义！他死之前，
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布伦特神经质地慢慢喝着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里微微地颤抖。然后他走向
他的书桌，取出一封信给我。
“这是最后一封，”他说，“你们没有漏检它，它是被亲手交来的……”随即，
他离开了房间。
这是一封凄楚动人的信，相当松散而充满情绪低落的观察见闻。伯吉斯谈论莫
斯科的生活，并试图把它说得像过去那样生机勃勃。时不时他提起往日，提起“改
革俱乐部”，提起他们两人共同认识的人和三十年前他们两人共享的爱情。他知道
自己快死了，但临终前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呼唤。我读完这封信时，布伦特回到
了房间里，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对他仍然意味着什么，这就更
增加了我的怀疑。我第一次赢得了一个关键性的胜利。他第一次撩开遮在脸上的面
纱，允许我探视那个把那“五人集团”紧密维系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伦特是在俄国情报机构的全盛期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时期现在被西方反间
谍界称为“伟大的非法者”时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对伦敦苏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搜
捕，在这次搜捕中军情五处得以破坏了俄国间谍机构的一大部分。在这之后，俄国
人得出了教训，认为他们的合法住宅、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类似地点，作为间谍指
挥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后，他们的谍报人员就改由“非法者指挥，这些人如
西奥多·马利、多伊奇、“奥托”、理查德·佐尔格、亚历山大·拉多、“索尼亚”、
利奥波德·特雷普尔、皮克夫妇、普里基茨夫妇以及克里维茨基等。他们根本就不
是俄国人，虽然他们都有俄国国籍。他们都是信奉国际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托派
分子。他们搞地下工作，常常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并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潜在的招
募对象。他们是俄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挥者。他们彼此都熟悉，
相互招募并建立起高级间谍组织，如在英国的“五人集团”，在中国和日本的佐尔
格小组，在瑞士的“红色三人小组”，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红色乐团”，这些
都是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组织，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的生存和胜利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
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一样，布伦特从没有见过他们的第一任指挥者“西奥”。
他从前是个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奥多·马利。马利理解像菲尔比和伯吉斯这一类
人的理想主义和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愿望。他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个具有强烈感染力
的导师，他的学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马利由“奥托”接替。
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伦特的人正是“奥托”。和西奥一样，“奥托”是个东欧的
中产者，也许是捷克人。他能够使得苏联的革命事业具有吸引力，而他并不只是通
过谈论政治原因来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同他的年轻的招募对象分享相同的欧洲文
化背景来达到。布伦特在许多场合下对我承认，若是由俄国人提出让他参加，那么
他是否会这样做很值得怀疑。
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从未能够识别出“奥托”的身份。菲尔比、布伦特和凯恩
克罗斯都声称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尽管菲尔比在他的供认中告诉尼古
拉·埃利奥特，他在华盛顿时从联邦调查局档案里的照片中认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