览表上数了一下，在他活动期间，仅在英国就有一千七百人看过他提供的材料。军
情六处、军情五处、政府通讯总部、联合情报委员会、各军种首领和他们的参谋，
以及外交部和各研究集团等，都有被指定看潘可夫斯基提供的部分材料的人员名单，
尽管能看到全部材料的人寥寥无几。当然，同一切间谍报告一样，这些情报上并不
注明它们的来源。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此广泛的散发范围真是令人吃惊。这
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保持高度警惕的俄国情报部门是否已经发觉了我们的行动？因
为他们在一九六三年就曾表明，他们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对英国安全部门的上层进行
渗透。
在莫斯科所作的安排也是超乎寻常的。军情六处让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公园里
把已冲好的胶卷交给奇泽姆夫人，她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的官员罗里·奇泽姆的妻
子。这样的交接活动进行了十几次，并且潘可夫斯基和奇泽姆夫人都早已发现克格
勃对他们的行动进行了监视。在我阅读潘可夫斯基的档案时，我从布莱克的监狱汇
报中得知，俄国人知道奇泽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如果
俄国人在伦敦指挥间谍的方式与军情六处在莫斯科指挥间谍的方式一样，那么军情
五处尽管力量薄弱并受到习惯和法律的限制，也不会不发现潘可夫斯基的行动。
我散发我写的潘可夫斯基的报告时，迎来的却是愤怒的吼声。这个潘可夫斯基
行动被冠以勇气与胆量称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当我发表不
同意见时，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冲动。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经办官员哈里·谢尔戈德
在军情六处的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
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
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
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
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
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
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
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
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
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
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
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
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
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
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
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
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
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
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
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
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多拉”。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上
了关系。“费多拉”与潘可夫斯基一样，是个科技官员。两个间谍，尤其是“费多
拉”提供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即苏联的火箭技术明显地不如西方
先进。“费多拉”还提供了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以及“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情报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使
美国人在创造一个适合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产生缓和时代的气氛中充
满信心。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帮助苏联消除西方的疑虑达十年以上，使我
们在苏联导弹发展的真正状态方面受了骗。
七十年代中期，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怀疑又产生了。卫星摄影侦察有了更大的
改进。用复杂的方法对弹着点进行了测量，然后用这些测量数据对苏联的洲际弹道
导弹的精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比以前用遥测信号
和无线电通讯所测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释是苏联故意在他们的信号里掺了假，
使美国的跟踪系统受骗。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在战后最为辉煌的胜利，与此
同时，美国情报界各部门却正式认定“大礼帽”和“费多拉”是被派来诱惑我们步
入骗局的。后来发现“费多拉”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没有过关的情报是假的，甚至
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在他们的导弹上装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仪，使导弹看上去比实际
的精度要差。
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
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
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
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
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
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
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
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
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抓间谍者
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
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
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
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
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接着，当我们正等着西蒙兹有关米切尔的第二个报告时，突然一桩旧案落到了
我们手里。安东尼·布伦特爵士，这位军情五处战时的高级官员、女王陛下藏画的
鉴定官、国际美术史专家，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月里供认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在为
俄国人从事间谍活动。此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底露馅的，当时军情五处被联邦调查局
告知，说美国公民迈克尔·惠特尼·斯特雷特曾告诉他们，三十年代和他在剑桥的
同学布伦特曾招他为苏联工作。为此阿瑟·马丁飞去美国会晤了斯特雷特，后者肯
定了这一事实，并同意要是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在英国法庭上作证。
为了考虑如何来处理布伦特案件的问题，我们在霍利斯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连
串的会议。局长把这个案件视为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在各情报部门之间旷日持
久的争宠夺利当中，只有军情六处曾藏匿过被确认的叛徒，但军情五处迄今为止还
没有出过这样的事，这对于我们情报部门在白厅中的声望极为重要。特别是霍利斯，
渴望着得到内阁和内政部官员青睐，深恐布伦特案件影响军情五处的地位。此外，
还存在着人们对发生丑闻的恐惧。霍利斯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都十分敏感，也非常
清楚，如果布伦特事件见诸公众，则对他们自身，对军情五处，对现任的保守党政
府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哈罗德·麦克米伦在一连串的有关安全的丑闻打击下终
于辞职，普罗富莫事件曾是这些丑闻的高潮。尽管霍利斯因敌视工党而对此毫不隐
讳，但当时工党在公共舆论中声望很高。霍利斯非常清楚，由于对布伦特的起诉所
激起的丑闻的巨涛，将会把本来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府摧垮吞没。
阿瑟和我的动机很简单。我们想及早地插手布伦特案件，看看布伦特能否对军
情五处更深的渗透提供一点线索。牵涉到斯特雷特的一场审判无论如何都不大可能
在获得布伦特的合作上成功，反而会耽误——如果不是彻底破坏——这种合作的机
会。豁免对布伦特的起诉，这可能是有关军情五处被渗透问题上惟一值得注意的决
定。这个决定得到了本部各方的一致同意。在检察总长的批准之后，阿瑟·马丁就
去找了布伦特，后者几乎立即承认了他曾为苏联罗致人才和充当间谍。
在布伦特供认后数天的一个黄昏，霍利斯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局长办公
室去。霍利斯和琼斯坐在他的办公桌的两旁，神情严肃。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站在
窗前茫然地凝视着前面的格林公园。
“维克托，你好！”我说。对他事先没有同我说起而径自来到办公楼，我略略
有点吃惊。
“感谢你到这里来，彼得。”他用一种冷淡的口吻回答道，一边掉转身来面对
着我。他看上去非常激动不安。
“我刚刚把安东尼的事告诉了维克托。”霍利斯迅速地打断说。
维克托看上去神情颓丧，这一点也不奇怪。布伦特是他近三十年的好朋友，最
初在剑桥，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又共同服务于军情五处。战后，各自的事业使他
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一个日益变得灰暗的世界里，他们是一对奇才，彼此过从
甚密。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维克托也和布伦特一样受到怀疑。他早在大学时
代就同伯吉斯是好朋友。他原先曾租了本廷克街五号靠近维尔贝克街的一幢房子，
在整个战时，布伦特和伯吉斯也住在那儿。对维克托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但同
时对布伦特的怀疑却持续着，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考特尼·扬和他会面之后。 被告知真相后，维克托主要关心的是怎样对他的妻子特斯说这一消息。他和我
都清楚，布伦特叛变的消息会给特斯带来比他更大的精神创伤。在一九五八年我第
一次会见维克托之后，我就逐渐了解了特斯。她富有魁力并且具有女性的温柔。她
和布伦特过从甚密，在许多方面甚至要超过维克托。她理解他性格中脆弱的一面，
并能同他共享对艺术的热爱。在三十年代，她是剑桥学生中才华横溢的左翼知识分
子圈子的成员，他们在伦敦举行聚会，在费拉特角度假，此时，整个世界正步履蹒
跚地走向二次大战。
战争爆发后，特斯·迈耶（这是她当时的名字）加入了军情五处。在那里她同
她未来的丈夫并肩英勇战斗，功绩卓著。那时，她同布伦特和伯吉斯他们一样，在
本廷克街五号也有几个房间。和她同屋的帕特·罗顿·史密斯，后来成了卢埃林·
戴维斯爵士夫人。特斯非常了解在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军情五处对布伦特的怀
疑，但她还是竭力为他开脱。她和她丈夫维克托了解他的清白是来自切身的体验，
他们认为布伦特遭人怀疑是因为他和盖伊·伯吉斯是好朋友。她觉得布伦特是个脆
弱而极具天赋的人，但却因命运的拨弄和伯吉斯的叛变而被残酷地长期怀疑，背上
了沉重的包袱。
“安东尼过去常常喝得烂醉回本廷克街，有时候甚至醉得需要我帮助他上床，”
她常这样说，“如果他是间谍的话，那我会知道的……”
维克托认识到，既然布伦特已经供认了，那么就有必要和特斯谈，但是他仍然
害怕告诉她真情。
“这就是我请你到罗杰的办公室来的原因，”他平静地说，“我觉得由你来把
这消息告诉她会好些。”
我知道他需要离开莱肯菲尔德大楼，好去独自地清理纷乱的思绪。
“当然可以，”我尽量温和地说，并提议让伊夫琳·麦克巴尼特陪我同去，因
为特斯认识她。
几天后，伊夫琳和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去圣詹姆斯广场。我们被带进了维克托的
书房。这是一个明亮的、具有十足的学者气派的房间，面对着格林公园。房间随处
可见他不同凡响的个性的烙印：绘画、科学图表、乐器、各种古代和现代书籍，以
及挂在墙上的他自己设计的巨大计算尺。房间里还放着一架钢琴，维克托用它来弹
奏爵士音乐，技巧娴熟而富有激情。维克托此刻坐立不安。我看得出特斯已感觉到
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了几分钟，维克托对她说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她，然后就轻
轻地溜出了房间。
“出了什么事，彼得？”她情绪紧张地问道。
“是有关安东尼的，”我告诉她，“他终于供认了。”
“什么？你不是说他是个间谍吧？”
“不，特斯，我是这个意思。”
有一两秒钟她把手举到嘴边，好像感受到了疼痛，然后又让它缓慢地滑落到膝
上。我尽我所能地告诉她事情的原委：关于他如何承认他在一九三七年，即继菲尔
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之后一两年被招募；以及他如何写出一个冗长而详尽的报告，
谈论他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