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政治谈判，井依靠军队来维持正常秩序。但要进行谈判，必须先找到格里瓦斯
并把他孤立起来，使他中立。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却始终找不到格里瓦斯。
读了这些文件以后，我很有把握地告诉马根，军情五处一定能做出成绩，只要有时
间，我们一定能找到格里瓦斯。我们采用的办法是跟踪他的通讯，就像现在跟踪苏
联人那样。
马根立即带我去见杰拉尔德·坦普勒爵士。坦普勒爵士曾在马来亚成功地领导
过平叛。他也很主张用情报手段解决殖民地问题。他热情地支持我的计划并同意代
军情五处向殖民部申说。但殖民部却固执己见，对自己的安全政策一意孤行，不让
军情五处参与。而军情五处预测塞浦路斯问题将发生巨大变化，也不愿意被牵扯进
去充当别人的炮灰。特别是霍利斯，坚决反对自动参与殖民地的事，他认为，军情
五处是个国内机构，仅仅只能向军队派防务联络官做他们的顾问，而决不能越过雷
池一步。
一九五八年，格里瓦斯加快了他的行动步伐，企图打破新总督休·富特爵士用
政治来解决问题的幻想。军队又对格里瓦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这次是在帕
荷斯山区。然而，格里瓦斯又一次漏网了。富特继续敦促用政治来解决问题，但局
势迅速恶化，他只好同意请军情五处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面临一场竞
赛：是否能抢在殖民部之前找到格里瓦斯。
马根坚信，地方警察特别处里一定有许多有关格里瓦斯行踪的情报，只是没有
人认真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这些情报。“约卡”已经完全
渗透地方警察特别处，一旦查阅档案的军情五处的官员暴露了身份，那就相当危险，
我们已经有一个官员在尼科西亚的闹市大街上被暗杀了。
马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曾在西北非洲和伊朗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和
土人在一起生活过。他会讲他们的话，也会用牛粪点火烧饭。他非常清楚恐怖分子
的危险，不愿把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下级，坚持要亲自走一趟。他要驻塞浦路斯的
联络官菲利普·柯尔比·格林上校做助手。格林长得十分彪悍，而且为人正直，非
常英勇。他还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画家呢。不久，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动，负
责技术方面的问题。这次行动的代号是“阳光”。
用“阳光’作为这次行动的代号，未免用污了这个漂亮的词语，因为这是一次
暗杀行动，但事实的确是这样。计划很简单：要让士兵们集中精力找出格里瓦斯。
我们知道，他是不会投降的，就像最近被军队包围的他那两个亲信一样，他宁愿被
打死。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我到尼科西亚。然后我立即去警察特别处研究了马根
对档案的分析。格里瓦斯很有组织能力，他在塞浦路斯组织了无数次行动默契的恐
怖主义罢工和聚众闹事。他肯定经常与各地的部下保持联络，我们估计“约卡”不
会通过电话或者邮电系统进行联络，尽管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研究了档案
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通讯全靠信使，而且这些信使大部分是妇女，她们主要的来
往工具是公共交通工具。我们设置了许多目测站和截听站。从全面的情况来分析，
利马索尔是游击队通讯网络的中枢。我们在离利马索尔几英里远的叶拉萨村和波洛
底亚村也设置了观察哨，我们相信格里瓦斯的总部就在这些村子里。
我们首先在马卡里奥斯官安装了一个安全电话窃听器。我们确信马卡里奥斯，
兴许还有“约卡”，有时会使用电话。他们以为使用电话是安全的，因为如果电话
上装了窃听器，他们在邮局的内线一定会报告。
我们决定在通往宫殿的高架电线上也安装一个隐蔽的窃听器，并用一台无线电
发射机把窃听的讯号发给一二英里外的接收机。这台发报机使用的电源是从电话线
上接下来的。我们得到了军情六处最好的技术员约翰·威克的帮助，威克是在柏林
隧道里真正安装窃听器的人。当时威克安装窃听器的时候，警察的脚就在他的头上。
整个行动充满了危险。威克必须在黑暗中爬上电线杆，而威克的脚下随时都有马卡
里奥斯的武装人员和“约卡”在巡逻。威克在电线杆的顶上钻了一个孔，把电子窃
听器装在里面，然后把它与电话线接通再加以隐蔽。我守在电线杆下，把工具送给
他。每隔五分钟，我们停下来，等巡逻兵走过，他们随时都可能开枪。两个小时后，
我们总算松了口气。窃听器终于成功地装好了，我们基本上能够监听马卡里奥斯了。
然而，“阳光”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格里瓦斯。我敢断定他也使用了无线电
接收机来监听英国军队的通讯，并知道军队随时都在搜捕他。因此我决定两路并进，
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搜查他的接收机的天线，然后着手在他的附近安装一台装有
无线电定向电波的接收机，它能向我们指示他的确切位置。我们知道埃及人向格里
瓦斯廉价出售了大批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从英国
人手上没收的。军情六处招募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购买了一批
接收机。我把接收机加以改装，并加上了定向电波，准备装在格里瓦斯的总部。
“阳光”行动的第一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格林、马根和我到利马索尔地区作
了一些战前侦察，看看天线在哪里，这得担很大风险。我们化装成欣赏风景的游客，
时而在遍地灰尘的小街上闲逛，时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场和广场上漫步。当我们走过
时，坐在树阴下乘凉的老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就连儿童也不时向我们投来怀疑的
目光，然后悄悄地从小巷子里溜走了。我觉得背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
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顶和古老的陵石墙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枪一直在对准我。
我在叶拉萨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顶的尖顶上有一根尖铁。乍一看去似乎
是避雷针。这根尖铁装在一个与屋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
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
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
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
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
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
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
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
“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
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
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
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
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
不安， 不知说什么好。 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
“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
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
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
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
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
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
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
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
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
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
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
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
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
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
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
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
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
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
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
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
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
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
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
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
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
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
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
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
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
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
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
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
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
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
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
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
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
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
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
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
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
·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
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
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
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
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
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
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
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