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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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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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诸圣,在人文大圈内,则一齐融化了。各有品,各有德,集此各品各德,放大光辉,此之谓人文,此之谓文化。人生所得,便是得了此文化。得了此人文之大化。而其基础,则在各人所得之一品一德上。

  以上述说了中国人关于德的观念之大义竟。但我以上所述,多引用了孟子话,因关于此一面,孟子的话,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儒家全部的意见。其实道家也极重德,庄老书中德字,较之《论语》《孟子》更多了。而且《庄子》书中也提出许多关于理想人的话,惟庄子不喜称圣人,故改称至人与真人。而在至人真人之上,也同样有神人,那即是人而神,与孟子同一想像。此一种人而神的观念,在道家传统之演进里,变成了后世神仙思想之渊源。
  其次再说到佛家,南朝生公已竭力主张人皆有佛性,惟其人皆有佛性,故人人皆可成佛,岂不与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异途同归吗?但生公所谓之顿悟,还是指其悟于理而言。到唐代禅宗兴起,始单提直指,专言“明心见性”。禅宗之所谓性,乃指一种觉。其实凡所谓得于性,则必然成其为一种觉。此觉,乃一种内在之自觉。若说人生一切空,惟此一种内在之自觉则决不空。由禅宗说来,一旦大彻大悟,觉性当下呈露,即现前具足,立地可成佛。如是则涅槃即在眼前,烦恼世界转瞬成为极乐净土,更何待于出世,更何待于再生?当知此即仍是中国传统思想里之所谓德。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则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子是修行佛法,可以不必再出世,即在尘俗中,一样可正果。于是把原始佛教的出世情绪冲淡了,仍转回到中国传统思想所侧重的那一番内在自觉之德上。
  惟其中国传统思想里德的一观念,有如是深潜的力量,因此直到宋儒格物穷理一派,如朱熹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那岂不已完成了穷格物理的终极境界了吗?而他还得补一句再说:“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当知此一句,便是指的内在自觉之德了。若有德,则在他自己心下该无不明。若没有了这一德,则外面一切物理,尽使穷格无遗,还是与自己人生无交涉,人生毕竟仍是一场大脱空。试问穷格了物理,人生所得者又何在呢?若说是有所得,则仍必回到肉体人生一切衣食住行种种物质享受上。但那些,如我上面所述,早己为各派宗教所看不起,认为到头一场空。我们若明白得此意,便知宋儒格物穷理之学,毕竟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仍不同。而如我上面所说,在中国思想里,科学与宗教可以会通合一之点,也可由此参入了。

  中国人重德,因此更重行。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若说思想,毕竟仅属知一边,好之便开始转到行的方面来,乐之则纯出行的一面,即是所谓德了。人生毕竟重在行,重在德。仅是知,包括不了全人生。而且凭空人哪得会有知?必是行了才有知,而且知了仍须行。知只如夏萤在飞行时那尾巴后梢发的光。所以中国人一向看重行,更胜于看重知。中国古代《尚书》里早说:“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这是教人须重行。明代王阳明也说:“即知即行,不行仍是未知”,仍是教人去重行。他又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但此所谓知,所指是良知。良知则不求知而早自知。良知即是天所赋予人之性,如是则仍是重在行。最近孙中山先生又说:“知难行易”,他的意思,还是鼓励人去行。如是则在中国社会,便不易产出如西方般的思想家。
  法国哲学家孔德,曾把人类思想分成三阶段,起先是神学的,宗教的。其次是玄想的,哲学的。最后始是实证的,科学的。如照孔德分法,中国思想很早便走上第三阶段,即孔德所谓的实证。于何实证?则只有实证之于行。科学的长处,长在可以随时切断,随处切断,逐步求实证。如演算草,二十二加三十一,尽可分开算。二加一等于三,先把此一节切断,看它对不对。如对了,再算二加三,等于五,又对了,那总数是五十三,再也不会错。当知一切科学,全可如此把来切断,逐步去求证一步对了再一步。
  研求自然真理当如此,研求人生真理,也得该如此。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此可以切断下文,单从这一句求实证。你试且学而时习之,看己心悦不悦,尽不必连看下一句。纵使下一句有错,这一句先可实证确定它不错。然后再及下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也尽可不连上,不接下,切断看,单去实证它对不对。如有朋自远方来,且看你心乐不乐。待你学养工夫深了,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一样可切断看。遇人不我知,试看我心愠不愠。若我心觉有愠,试问为何生有此一愠,成不成君子?因此孔子这些话,在中国人说来是德言,即所谓有德者之言,此乃由人生实践确有所得了才如此说,不是凭空由思想来。你要明白孔子这三句话,也只有如孔子般,同样去人生实际求实证。
  或有人怀疑,中国一向无哲学,甚至说中国没有系统严密的思想。在中国,一些传诵古今的话,只像是格言,零零碎碎,各不相顾,奸像只是些经验谈,又像是平浅,又像是武断,又像是神秘。其实这是中国人把行为实证与语言思想,融合成一片,相顾并进而有此。中国人思想,则务求与体验合一,不让思想一条线单独地直向前,这是中国思想之妥当稳健处。中国人务求把思想与行为交融互化,一以贯之,此乃中国思想一大特点。若以言证言,又以言引言,说了一大套,到头只是一番闲说话,距离人生实际反远了。骤然看,不是没有奇伟深密处,但回头配合到实际人生来,便总有所不合。
  西方思想,正为好从一条线引申推演到尽头处。如说宇宙何由始,万物何由生,人生终极到底为的是什么?不论宗教家和哲学家,都好在此等处用心思,尽推演,尽引申,未尝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自成了一套理论,但与实际人生则愈离而愈远。而且那一套,又是有头有尾,竟体完密。若说它错了,竟可是通体错。于是只可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不得不从头另再来一套。于是真理是真理,人生是人生。这一派是这一派,那一家是那一家。我们读西洋哲学史,真可说是上天下地,无奇不搜。极斑斓,但也极驳杂。极齐整,但也极破碎。若仅是一哲学家,著书立说,托之空言,还不打紧。若认真要把此某一家所发现主张的真理来确实表现到人生,来强人以必从,又或凭借政治力量来推行实现此真理,这总不免会出大毛病。即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幸而在当时,没有人切实去推行。其病则在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上来求真理,真理只在思索上,只在言辩上。不知一切思索言辩,本从人生实际来,而人生实际,则并不从思索与言辩来。纯思维纯理智的路,越走越远,只能说人生中可有此一境,但此一境则走偏了,决不是人生之大全,而且也不是人生主要的中心。
  人生实际,则彻头彻尾是一个行。在马克思当时,对他资本主义之弊害,亦非无所见。若能见到这里,从这里下手,且把当时所见资本主义之弊害,就人性人道人生实践中,随宜逐步求改变,初看好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不彻底了,但如此决不见大毛病。现在则所见只在一点上,由此一点演绎引申,自成一大全体,此一全体,则是纯思维,纯理智的,只成为一个哲学思想的体系。这一套真理,则是一套哲学的真理。由此再回头来,把他那套真理推进实际人生,则早不是那么一回事。
  让我再说一浅譬吧!譬如医生诊病,就病论病来治病是应该的,却不该因见了病,而推演引申开去,从思辨上,在意想中,创造出一个不会有病的理想体格来,然后再回头,把此理想体格来改造人身之结构。如此的医理,则非杀尽天下人不可。所恨者,杀尽了天下人,而此一种理想体格,除却在其思想理论中出现以外,仍不能在人生实际中出现。

  我此上之所说,并不是在批评马克思,我是在批评那些把知行分别开,让思想单独演进,于纯思维纯理智中见真理,而再回头来强人以必从的那一套。若从中国人观点,言顾行,行顾言,不把言语单独地演进,因此名言逻辑之学,在中国思想史里特别不长进、而中国也遂没有了哲学家。中国人未尝不思想,但想了一头绪,便转向当前人生实际求可能之体验与实证。因此不会有大出错。所以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孔子又曾说:“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则罔。”又说:“我尝终日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效也,觉也。须知与行合一并进始是学。而且学已偏重在行的一边了。因此在中国,则特别重视一学者。中国人又常称此人有学问,不称此人有思想。学之极致则为圣。中国人所看重的圣人,则毋宁是看重此圣人之德行,尤胜于看重此圣人之思辨。此因中国人认为人生真理当由行为见,行为中即包有思辨与理智。若单从纯思辨、纯理智的路去求真理,则决不能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若要把握到人生真理之主要处,则惟有以人生实践为中心,而一切思想理论,则常环绕此中心,不许其驰离得太远去。至于如何是人生主要真理,其最要一项目,即如上述,乃在人生须确然有所得。因此中国人常好以“德行”两字连言。若求人生之真实确然有所得,则自必重于行。因此在中国人德行一观念之下,不仅个人与社会获得了调和,而且天人之际即人生与大自然也获得了调和。
  我们又可说,中国人的重德观念,颇近于西方人之宗教精神。而中国人的重行观念,则颇近于西方人之科学精神。惟在西方,宗教与科学,各走一端,而各走不到尽头处,若求走到尽头,反会出大毛病。只有中国,乃求以人文科学之实践精神,即体验方法,来求到达与完成中国人人文宗教之理想与追求。中国人以人文为中心,即以人性为中心,故可尽教人走到尽头处。愈能走尽则愈好。因此中国人希望有全德,有大德。如是则在中国人德行合一的观念下,西方宗教与科学两途,也可获得了调和。 
第四讲 气运
  上面三讲,第一第二讲道理与性命,乃从抽象的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述说中国思想里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三讲德行,则承续第二讲,从人生原理具体落实下来讲到人生之实践。今天轮到第四讲,我的题目是“气运”二字。此讲承续第一讲,从宇宙原理具体落实到人生实践时所发生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换言之,前两讲是抽象的来讲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后两讲是具体的来讲人生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会合此四讲,我希望能描述出中国思想一个大概的轮廓。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尤其在时代黑暗,社会动乱,乃及个人遭遇不幸、困难、挫折、失败时,总喜欢说到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两观念,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柢固的立足点。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普遍流传到全社会,深人人心,而有其坚厚的外围,与其深微的内涵的,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想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该涵有两要义。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为相似了。若不相似,应该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乃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因此亦常以“气”“质”连言。
  试问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
  此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来,只有两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分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俗语则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俗语称之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只在气之流动处分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包有“正”“反”两面,道可么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着。
  气既是极微相似,必积而成变。所谓变,只是变出许多的不相似。那些不相似,则由所积之数量来。所以我们说气数,此数字即指数量。气之聚,积到某种数量便可发生变。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过程则称化。如就气候言,一年四季,从春到夏,而秋,而冬,这是变。但变以渐,不以骤。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乃是开春以来,一天一天地在变,但其变甚微,看不出有变。我们该等待着,春天不会立刻忽然地变成了夏天,只是一天天微微地在变。此种变,我们则称之为化。等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便忽然间变了。到那时,则早不是春天,而已是夏天了。
  再以火候来说,如火煮米,不会即刻便熟的。但究在哪一时米忽然煮熟了的呢?这不能专指定某一时而言。还是积微成著,热量从很小的数字积起,我们仍得等候。锅中米虽不立刻熟,但实一秒一秒钟在变,惟此等变,极微不易觉,像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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