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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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没有桨手的小舟，
像顶风乱飞的小鸟，
锚和绳索都拴不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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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我无法触动她，就把她装在心里。
…………………
其次，人们指责我玩乐，但一旦
这玩乐让我赤身露体浑身发冷，
我的灵魂就里外冒热气。
恰好此时我的缪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们谈谈酒馆的歌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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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这首诗看上去空洞无物，只是显示了一种——让人惦念天才的——有关维庸的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具有一种透彻的先见：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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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纯洁灵魂。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定规，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在这种挑衅性的道德沦丧和对色欲的赞颂里，——这在哥利亚德那里经常达到猥亵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图，对教会戒律及传统道德的否定，这难道太大胆？难道哥利亚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员，他们的目的不正是要把习俗和语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吗？
在浪游诗歌里常常反复出现的命运之轮的情景，不再仅仅是诗歌的主题；它所表现的东西，无疑要比同时代那些虽然尚未摆脱大教堂中的隐秘信念，但并无恶意的人所能见到的多。然而这一自我旋转的和掌管着永恒轮回的命运之轮，以及这个盲目地拨动轮叶的偶然，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题：它们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它们可能会引起社会变革，但仅在对更远大的未来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哥利亚德对那些虽不属于革命但却是叛逆性的主题的偏爱，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咏唱它们，在自己的小幅装饰画里描绘它们。
社会批判
这一点很突出，哥利亚德的诗歌——在市民文学中流传开来以前很久——反对中世纪盛期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对僧侣，反对贵族，甚至反对农民。
在教会内部，哥利亚德喜欢攻击那些在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同封建社会结构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
哥利亚德反对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激情，同其他两种思潮交相呼应，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色：一是基卜林派思潮，他们集中批评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二是道德化思潮，这一思潮抨击大祭司和罗马教廷对时代风气的容忍，抨击他们的奢靡和贪图金钱。肯定的，在皇帝党中有哥利亚德——例如那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哥利亚德诗歌也经常是针对教皇的讽刺作品的样板，但它们时常满足于咀嚼一些人们已习以为常和失却锋芒的题材。不过在风格和精神上哥利亚德十分明显地不同于基卜林派。他们抨击罗马大祭司和他周围的人物，目的是攻击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更准确地说是每种僧侣等级制社会制度的头面人物与维护者，因为哥利亚德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者。教皇制度经过格雷高里改革试图取消封建性质的结构，现在不仅依靠老式的领地政权，而且也依靠时下的新式金钱政权，这时哥利亚德转而反对这一新的政策，并继续攻击老的传统。
格雷高里七世声称：“上帝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道德风范。”哥利亚德谴责他的继任者，这些继任的教皇们把“我的名字是金钱”这句话说成是上帝的金口玉言：
神圣的福音在银钱交易后开始
当时教皇告诉罗马人说：“当人子将来到我们的陛下的宝座前面时，一开头就要问他：‘朋友！你来干什么？’如果他继续走上来，而不给您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把他推回到漆黑的夜里。”正好这时有一个穷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恳求道：“请发发慈悲吧，教皇大门的守护人，只因为贫穷落到了我头上。我是穷人，需要救济。因此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他们注意听他说完，却怒气冲冲地说道：“朋友！但愿你的贫困会跟着你直到你倒毙！真见鬼，你不知道金钱的威力，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不把你最后一块钱掏出来，你不会分享到上帝的欢乐。”于是穷人离开那里，卖掉了身上的大褂、上衣和穿戴的一切，然后把换得的钱给了枢机主教、门卫和侍从。但他们说：“怎么？那么多人就给这么一点钱？”就叫他在大门口坐等。这个遭驱逐的人痛苦地大哭起来，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安慰。
接着一个胖胖的家伙、吃得肥头大耳的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曾在一次动乱中杀死过一个人。他先把钱给门卫，接着给侍从，最后给枢机主教。于是他们彼此商量作出决定，各自从中应得的好处。
当教皇这时得知，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吏们都得到了这个教士的大笔捐赠时，顿时就重重地病倒了。但这个富人也送给他一个用金银制成的灵药，结果教皇的病很快就好了。然后他把手下的部属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兄弟们，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用空话糊弄你们。你们要向我学习，我怎样对付他们，你们也照这样办。”
天主教教士先是同贵族交往，现在又同商人交往。以前同封建主一起嚎叫的教会，现在又同商人们一起嚎叫。哥利亚德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喉舌，想要在城市范围内促进一种世俗文化，他们严厉谴责这种发展趋势：
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视；
修女沦落作婊子，
贵妇人变成卖淫妇。
（Sponsa Christi fit mercalis，generosa generalis）
在中世纪盛期，金钱的微小作用把圣职买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可现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使得它到处都起作用。
哥利亚德的讽刺作品《斗兽士》（Betiarius），在浪漫主义的怪诞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装饰纹样，带有变形为动物的神职人员的图案。于是在商会三角门楣上，出现了一个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狮子吞吃着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贪得无厌的放牧者，当着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猎物的山猫；他的大长老是条猎狗，在主教的猎手即众官吏的协助下，设置陷阱，追捕猎物。按照哥利亚德文学来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利亚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会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和身处穷困与受剥削的兄弟，一般不责备他们，而对修士则严加谴责。这种攻击的内容不止是有关修士们的坏习气的普通笑话，比如贪吃、游手好闲和放荡。与世俗观点关系密切的现世精神，在谴责修士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夺走了穷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争执在大学里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出现。并且还要更进一步，那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时代精神，逃避现实，献身于孤寂、苦修、贫穷、禁欲，甚至作为放弃精神财富的愚昧无知的那一方面。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边是人间乐园，另一边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寻求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修士与哥利亚德的对立，就在这点上，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即写作《天父－佑护者》（Deus
Pater，adiuva）的诗人，他带着一个年轻的教士脱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领略瓦拉对“带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
cucul－lata）的抨击。
作为城市人，哥利亚德同样睥睨农村世界里的人，对体现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只感到厌恶。在那首著名的《乡巴佬变格表》。里，哥利亚德丑化农民说：
这个卑鄙的家伙
这个笨蛋
这个魔鬼
这个小偷
噢，这些强盗胚！
因这劫道的
这该杀的
这倒霉蛋
这说谎的
这大废物
噢，可恨的！
因这些不信教的。
最后，贵族是哥利亚德第三个攻击目标。哥利亚德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贵族是美德使他高贵的人，
卑贱者是不带一点美德的人。
针对旧规章，哥利亚德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实际功绩之上的新规章：
人的高贵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贵在于具备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贵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贵在于帮助普通人，
人的高贵在于由自然赋予了公正，
人的高贵在于知耻。
在憎恨贵族的同时，哥利亚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对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斗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兵役的憎恶，他说：“我讨厌行伍服役。”（me
terruit labormilitaris）哥利亚德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阿贝拉尔，出于同样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传的作品里也是这样写的，当时人们在圣热内维耶伏山上朗诵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们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样。
贵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即两性关系上。教士们和骑士们声名狼藉的争斗（由此产生了许多诗歌）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里的人对女人的争夺。对哥利亚德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阶级大人们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土是比骑士更美好的情人。社会学家应该从这句话中看到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牛争的有倾向性的表达。在《菲丽与芙洛拉之歌》里，两个女主人公中，一个爱上教士，另一个爱上骑士（miles），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既符合科学，
也同传统看法一致，
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
比骑士更为擅长。
虽然哥利亚德有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识分子运动的边缘上。他们无疑曾提出一些未来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在其长期发展过程里褪了色。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我们以后在大学教职员那里，在吕特勃夫的诗歌中，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尤其是 1277年在巴黎被判决为异端的学说原理中，重新发现这一切。但在13世纪，他们却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们进行毁灭性批评的倾向，使他们在大学建设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们有时还对知识分子生活不感兴趣，而去寻求比较懒散的逍遥，或热衷于浪游，这样，知识分子运动只限于在几个有组织的中心大学里展开，终于导致这一背井离乡的族群的灭绝。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
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静，总是出现在发生矛盾纠葛的地方。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
阿贝拉尔在知识上的“十字军征战”，势必驱使他去巴黎。在巴黎地进一步展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怀有摧毁偶像的强烈欲望。他公开承认的自信心——他喜欢说自我意识（de
me Presumens），这不是指过份优先考虑自我，而是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促使他同巴黎最有名望的教师尚波的威廉发生了激烈冲突。威廉向他挑衅，把他逼入困境，争取公众站到自己一边。威廉逼他离开巴黎。但这个年轻的天才不让自己被人扼杀。阿贝拉尔成了一位教师。他的学生们先跟随他去默伦，然后又去科贝尔，他在那里讲课。他的身体因他只注重智力的生活方式突然出了毛病，他病倒了，不得不回布列塔尼待了几年。
健康恢复后，他回到巴黎，找他的死对头尚波的威廉。结果发生了新的论争。威廉的信念动摇了，考虑了他的年轻对手的批评意见，修正自己的学说。但这位远没有满意并且说话语气更为激烈，结果事情落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