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嫉妒心理，Gregory White 和Therese Helbick（1988）开发出了一个针对夫妻的嫉妒控制培训程序，该程序需要两天时间，它的目标包括五个：一是通过教育让夫妻双方明白嫉妒的原因和结果；二是帮助夫妻双方提高他们的沟通与协商技巧；三是帮助双方认识和评价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四是帮助夫妻双方设计更为建设性的应对策略；五是增加双方讨论寻求咨询的可能性。
5．亲密关系的终结
尽管人们喜欢与他人建立并维持亲密关系，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以圆满结束，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亲密关系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破裂。
（1）对待不满的策略
当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失去其价值的时候，Caryl Rusbult（1984）指出人们往往采取四种不同的对待方式，这四种对策与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满意与承诺水平有关，满意感越高、承诺越大则这种关系越难以终止，这四种对策分别是：
真诚（loyalty）：表现为被动地去弥和双方出现的裂痕，采用这种策略的人由于害怕对方的拒绝行为，所以很少说话，往往是耐心地等待、祈求，希望自己的真诚能使对方回心转意。
忽视（neglect）：这是许多男性经常采用的一种消极策略，他们回故意忽略对方，与对方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在一些与所探讨问题无关的话题上挑剔对方的缺点，这种策略经常被那些不知如何处理自己的消极情绪，或不想改善但也不想终止这种关系的人使用。
退出（exit）：当人们认为没有必要挽回这种关系的时候，人们常常用这种方式。它是一种主动的、破坏性的策略。
表达（voice）：双方讨论所遇到的问题、寻求妥协并尽力维持亲密关系，这是一种主动的、建设性的方式。
（2）情感伤痛
亲密关系的破裂往往会给双方造成情感上的伤害，心理学家发现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希望赶快终止与异性的关系。对男女双方来说，当爱与友情一旦成为往事的时候，他们都要经历情感上的伤痛。
有一项因素对双方伤痛程度有影响，它就是在关系结束时是谁先提出来的。Hill等人（1976）发现，一般来说先提出结束关系的一方痛苦少一些，但是这种效应在男性身上表现得更明显（Helgeson 1994）。另外，在恋爱关系中如果遭到拒绝的话，男性比女性更容易紧张和痛苦，对此的解释有两个：一是从传统性别角色的角度讲，由于男性被看成是控制和权力的中心，因此当这种关系破裂的主动权被女性所控制的时候，男性会体验到较高的对自尊的威胁和情绪紧张。第二，由于男性在恋爱中往往只对一个人专一，把所有的鸡旦放在了一个篮子中，当这个篮子被打破的时候受的损失与伤害更大。
为了应付这种伤害，男性和女性经常用自我安慰的话语来平息自己的伤痛，比如他们经常说“我总算摆脱那个恶魔了”等。有时候人们还会借助于体力活动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女性经常还会通过哭、把事情告诉朋友、读书以及咨询等方式缓解由此带来的压力。
（3）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当恋爱等亲密破裂的时候，人们也经常通过寻求社会支持来减轻压力。社会支持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的关心和支持（Raschke 1977），社会支持的来源不仅包括家人、朋友、同事等，也可能来自与我们关系一般的其他人，甚至陌生人，而支持的形式既可能是情绪上的，也可能是物质援助。心理学家Gore（1984）和Thoits（1982）认为当人们失去亲密关系的时候，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往往会成为应付紧张的缓冲器。专栏5…4就探讨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病人和失足青少年的影响。
专栏5…4：生活中的社会支持
人们总是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这种网络给我们提供所有必需的东西，包括来自他人的社会支持。Berkman Lisa（1990）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他从三个方面区分了老年人的社会关系情况：一是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与成分，二是通过该网络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的形式与数量，三是老年人对社会支持的知觉满意度。结果三个维度的评价都证实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生活与人格健康有积极的作用，老年人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他们的身心健康状况就越好。
Mery等人（1990）从生理的角度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免疫功能和应激行为的影响，发现社会支持在压力、应激源及应激行为之间起着缓冲作用，社会支持通过减轻压力和应激而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Elizabeth还证明社会支持对抑郁症有影响：来自病友的社会支持可以解释37％的抑郁变异，而社会与经济压力只能解释其中的13％。
除了上述影响，社会支持也影响青少年的心理与行为，来自父母的支持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必需的。Keneth对比了即将升入大学的与被学校开除的高中生生活情况，发现他们的亲社会行为与来自父母和朋友的社会支持有关。
第三节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
从人际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人也许与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有着一样的过程，但是如果从特征及其影响来看，中国人却有着自身文化所决定的独特的人际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人际关系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特色。
1、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形成
（1）关系的建立
除了与西方人同样的发展思路，中国人建立人际关系的方法还很有自己的特色。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1982）在谈到中国人关系建立的时候就指出：随着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开始盛行，各种各样的关系学大行其道。正如一副漫画的配诗所言（见人民日报1979年5月8日第4版）：
文学、医学、经济学，
数学、化学、物理学……
这学那学不用学，
最最实用关系学。
老乡、老友、老上级，
七姑，八姨，舅子哥，
四面八方拉关系，
关系越多好处多。
在这里，关系学是指建立和维持关系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存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包括以下几种：
拉或套关系：指与本来没有关系或关系疏远的人建立或加强关系。在中国社会中，请客送礼是拉关系的最常用的方法。也正是因为有人热衷于拉关系，套近乎，才使得一些不正之风蔓延。
认或联关系：是指主动地认一些原来不熟悉的亲戚、朋友、老乡。中国人在见到同姓的人的时候常常会用“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话来认关系。另外，认亲、认老乡、认干爹干妈等都是认关系的体现。比如《水浒》中的高衙内就是因为认高俅为干爹而使自己的身价倍增，从而可以横行乡里，这样的例子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不少。
钻关系：钻在这里指钻营，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钻的定义是：“设法巴结有权势的人以谋求私利。”比如某人办一个公司需要有关领导的批准，怎么办呢？他先是通过领导的司机认识了领导的儿子，然后通过儿子的联系把这件事情办了。我们没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但有些中国人在钻上确实有一套。
袭关系：袭即世袭、继承。有些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比如出身与门第，后人只要继承下来，自然是身价百倍。这种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可能存在，但在中国的利用价值却更大，只要你是某某官员的公子或女婿，自然有人为你捧场，很多人会主动与你拉关系。
在生活中，这几种方法常常掺和在一起，使得中国人最终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把与我们有往来，并且给我们好处的人或团体叫做“关系户”或“关系单位”，不论是个体还是团体，关系户的存在是其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2）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取向
对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取向问题，东西方的研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20世纪70年代的Parsons、Jacobs、80年代的Triandis、以及90年代的Markus等人都用这种观点看待中国人及中国社会。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此持不同观点，比如费孝通（1947）就认为中国人从本质上讲实际上是典型的个人取向。他用差序格局描述之——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具有上伸缩性的社会关系网。
随着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开展，杨国枢等人进一步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取向进行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一些表现：
获得别人的赞赏或称赞；
维持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谐；
使比恶人对自己有好的印象；
维护自己的面子；
使别人接受自己；
避免他人的责罚、讥笑和报复；
避免困境与尴尬；
避免与人发生冲突。
后来，受生态学和互动论观点的影响，他又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特征，这些分析对我们认识中国人有着重要的意义。
2、中国人人际关系社会取向的特征
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杨国枢教授提出中国人的社会取向有四个主要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从内在关系上看，这四种取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分别代表着个体如何与团体融合（家族取向），如何与个体融合（关系取向），如何与权威（权威取向），以及如何与特定他人融合（他人取向）。
（1）家族取向
家族主义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不论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还是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家族主义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甚至人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功能单位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并且它的盛行与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有关。
叶明华（1990）在分析家族主义的时候指出，作为一种心理与行为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情感和意愿三个方面：从认知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强调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足以及家族荣耀；从情感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忠诚）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赖、忍耐、顺从、为家奋斗、长幼有序以及内外有别等。正是在此基础上，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在运作上处处以家族为主，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在这里，家族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团体的原则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因而是一种内团体的集体主义（Ingroup collectivism），而不是普遍意义的集体主义（Universal collectivism），称它为家族集体主义（Familial collectivism）更合适一些。
（2）关系取向
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层面，梁漱溟（1963）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做“关系本位”，这种关系取向的特征包括：
关系角色化：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来界定自己的身份，比如“我是某某的儿子”、“我是某人的学生”等。何友晖和赵志裕等人将这种以关系界定的身份称为“关系性身份”，这种身份在现实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关系的互赖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很强的互赖性，中国人与他人发展关系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利用这种由互赖性所引起的回报。
关系的和谐性：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和谐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人强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性甚至到了不求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和谐，不论他是否有理，都是不对的。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候要处处小心，要注意给他人面子，尽可能地避免冲突。
关系决定论：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作用却远远超出在其它社会中的影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依亲疏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人们往往依据与他人不同的亲疏程度决定利益的分配。
（3）权威取向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实行父权家长制，在这种制度下，父亲是家庭的权威和领导者，不论是在经济上、思想上、家庭法规方面还是尊卑等级上，父权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当这种思想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的时候，就体现在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上，这种崇拜的具体表现有：
权威敏感：中国人对权威的存在非常警觉与敏感，他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总是细心观察有没有权威的存在。比如人们见面时总是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打听他人的信息，以获取每个人的辈分、年龄、职位等资料，并据此对他人性进行排序，以确定老幼尊卑。
权威崇拜：中国人很崇拜权威，不论权威是死是活，并且采取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绝对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常常是无条件地崇拜，而且不加批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的，或犯错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应该的，人们常常用“圣人也是人”来为权威的过错开脱。其次，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范围很广，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权威（职位），那么在其它方面也会变成权威（如学问和道德）。这种权威泛化很容易形成“全能权威”的观念。最后，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时间上也有绝对化的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并无时间上的限制，家长永远是家长，老师永远是老师，仿佛是“一日权威，一世权威”。
权威依赖：由于认为权威是可信的、全能的、永远的，所以在行为上会对权威产生依赖。这种依赖表现在面对权威的时候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