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大的信息，那就是作者对于朝廷、对于儒家学说的忠诚和他们学做圣
贤所达到的程度（当然这种空言并不完全可信，但长期说这类话、长期沉浸
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也会对其情感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任何时代都需要
这类“废话”。文革中的大量的学用文章、致敬电、效忠信、表态文章也属
于不传达任何新信息的，文中的内容也都在题目上，谁也不敢作离题的发挥，
不敢自己独立造词造句，甚至不敢擅自颠倒语序。例如十年浩劫当中，有位
领导干部把“灭资兴无”改为“兴无灭资”（这样更顺口一些），就因此而
遭到批判斗争。这类不传达信息的文章是远离文学的，其中以八股为最。言
志缘情、形象思维都与它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不能表达属于个人的情感与思
想（表达了个人怎么“代圣贤立言”呢），而个人性、独特性是文学的灵魂。
蒲松龄写得那么漂亮的文章而中不了举，就是因为他不能远离文学。他的童
子试题目为《蚤起》，其“起讲”为“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于朝，
小人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
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所视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
耳”！这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如出一辙。如果当时山东学政不是大诗人
施闰章（他是爱重文学的），这样充满感慨与讥刺的八股文是不会中式的。
蒲松龄的科考上得意仅此一次而已。
因为八股能给读书人带来富贵，许多缺少社会关怀、意在猎取富贵的人
们，是除了几本儒家经典和时文墨卷（即八股文）之外什么书也不读的。而
八股题目又在“四书”里转，特别是在童生考秀才的时候，多出小题（即字
数极少的题），童生水平又较低，所以常常出些笑话。这里举几例以结束本
文。如有个童生应试作文引《尚书·秦誓》“昧昧我思之”，误为“妹妹我
思之”。试官也有趣，在文旁批曰：“哥哥，你错了。”有文题“事父母”，
八股的第二股“承题”都要就第一股“破题”之义而阐明之，于是有应试者
此基础上写道：“夫父母，何物也？”阅者评曰：“父，阳物也；母，阴物
也。阴阳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有些小题就一个字，如有以“鸡”为题
者。像这样的题能发挥什么经义、代什么圣贤立言？但应试者也要作。有的
“中股”就有这样可笑的句子：“其为黑鸡耶，其为白鸡耶，其为不黑不白
之鸡耶？”批阅者调侃曰“芦花鸡”。其后股写道：“其为公鸡耶，其为母
鸡耶，其为不公不母之鸡耶？”批者曰“阉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没
话找话”（启功先生对八股的评语），是八股中最下乘者。当然这与题目出
得不当也有关系。
说《钦定熙朝雅颂集》
现在出书像歌星“亮像”一样最讲究的就是包装。所谓“包装”不仅指
设计别致、装帧华美，而且一等名人题笺、二等名人做序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用这把尺子衡量出版于一百九十多年前的《钦定熙朝雅颂集》，不仅完
全合格，而且是超标准的。首先，“钦定”二字就确定了它的最高的身分和
地位。此书由内务府刊印，黄缎子封面，绵白纸作衬，刊刻精美、墨色鲜亮，
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虽然它多的是富贵气，少的是文墨气（如果与传世的
宋刻世采堂本的韩、柳集一比可知）。赐名、题笺、作序是嘉庆皇帝（在当
时自然是超级名人了）一人包办，并由著名学者纪昀、朱珪、彭元瑞校阅。
这是何等的气派！
《钦定熙朝雅颂集》是嘉庆初年山东巡抚铁保编定的一部旗人诗歌总
集。全书共138 卷，收入旗人诗作者六百余人。这部书不仅在“包装”上很
“时髦”，而且在编纂过程中也颇具“现代精神”。铁保作为负责一省军政
的大员当然只是挂名的主编，实际的操作者乃是当时北方诗坛的盟主蒙古诗
人法式善。式善字开文，号时帆，学者称梧门先生，乾隆四十五年（1780）
进士，官翰林最久，结交文人士大夫遍天下。《批本随园诗话》中批语说到
式善时云：“其人诗学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铁冶亭（即铁保）辑八旗人诗
为《熙朝雅颂集》，使时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诗选》；后半部
则竟当作卖买做。凡我旗中人有势力者，其子孙为其祖父要求，或为改作，
或为代作，皆得入选。竟有目不识丁，以及小儿女子，莫不滥厕其间。”这
些话听来并不陌生，仿佛说的是现代的某些爆炒得纷纷扬扬的宏编巨著。于
是，《钦定熙朝雅颂集》的来头虽大、卷帙虽繁、装帧虽美，却很少受到文
学史家们的重视。在这篇小文中我要一谈此书，如同现今一些评论家评论王
朔的小说一样，说它出现的文化意义大于它在文学上的意义。
《钦定熙朝雅颂集》可以说是专收旗人诗歌作品的第一个总集。当然在
此之前不是没有旗人诗总集的编纂。如乾隆初年宗室诗人文昭曾编《宸萼
集》。此集只收皇室近支28 家的诗歌作品，共367 首，首载雍正皇帝诗，但
未敢刊刻，更未流传。后又有伊福纳的《白山诗钞》、卓图奇的《白山诗存》，
但二者皆未编成，更未刊刻。我曾见过《白山诗钞诗人小传》的钞本，得知
此书仅收60 位诗人的作品。至于铁保在进《钦定熙朝雅颂集》之前曾刻《白
山诗介》，它只是前者的雏形，两者不能视为二书。那么这个事实便引出一
个问题，从清初到《钦定熙朝雅颂集》编成已经近二百年了，在这个时期内
清诗各种总集（如以流派、地域、时代划分的各种总集）出了有数十种之多，
旗人能诗者成百上千，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又都爱诗、能诗（乾隆是
中国古代最多产的“诗人”），为什么到嘉庆间才有旗人总集的出版呢？
一
还是在满洲人入关之前，许多归附满洲贵族的汉族士人与一些热衷汉族
文化的满洲贵族子弟就开始学习写作汉文诗了，也出现了鄂貌图、卞三元、
范承谟等小有名气的诗歌作者。后来满洲人金戈铁马，大军南下，以屠戮为
业的满洲将领有些也在杀人放火之余，附庸风雅，学写汉诗。清初有位坚持
民族立场的遗民诗人钱澄之在其长篇叙事诗《髯绝篇》中，就描写了阉党才
子阮大铖投降南下清兵后、随军向浙闽进兵过程中教授满族权贵学习写诗的
情景：“有酋（黑姓者）求学诗，唱和到五更。”在其《皖髯纪实》中更进
一步写道：“其中有黑内院者，满人，喜文墨。大铖教以声偶，令作诗，才
得押韵协律，即抚掌击节，赞赏其佳。”后来随着满人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稳
定与其汉化程度的加深，旗人中出现了不少诗人。前面所说的皇帝诗人之外，
还出了许多贵族诗人。如康熙的二十一子胤禧（慎郡王）、明珠之子揆叙、
纳兰性德以及曹寅、永忠等等，皆有个人的别集刻印。唯有旗人总集付之阙
如，而且连有志此者都不多。
《雅颂集》刊于嘉庆九年（1804），距乾隆逝世仅五年。可以设想如果
老皇帝在世，它不可能刊刻，更不可能如此大作张扬。因为《雅颂集》中不
仅收录了一些为乾隆皇帝所恶作者的诗章，而且它亦与雍正、乾隆以来的文
化政策不相合。书中所选录的犯忌作者中较有名望的有赛尔赫（清太祖努尔
哈赤之弟穆尔哈齐的曾孙，著有《晓亭诗钞》），《雅颂集》录其诗98 首、
对他十分推重，而赛氏曾被乾隆点名。在查纠胡中藻诗案时（胡曾为内阁学
士，乾隆十五六年间向皇帝呈进所著《坚磨生诗集》。乾隆二十年三月，突
然下了一道上谕，指责胡诗集中多“悖逆”之词，胡遂下狱），在鄂昌家抄
出赛之《晓亭诗钞》。经过乾隆亲自勘察，斥责其为宁夏协领明泰妾所写的
《杜姬诗》是“变乱黑白”的“矫诬”之作。另外还有鄂尔泰，他是乾隆初
掌大权的辅政大学士，后也因赞许胡中藻而为乾隆皇帝所切齿。其上谕言：
“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诫。”而《雅
颂集》中竟录鄂诗75 首。由此可见，入选之人有不少是有干禁例的。从这点
来看，如果乾隆健在时刊刻此书，最轻也会受到如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一
样的处分：毁版、修订重刊。但更为严重的问题，更能引起乾隆皇帝不快的
还不在这里。
编纂旗人诗歌总集等于提倡旗人写诗，为旗人作诗提供范本和发表诗作
的阵地。这与雍正以来对待旗人的文化政策是互相悖谬的。八旗是满清统治
的支柱，满清历代皇帝对旗人都十分重视。物质上，旗人从上到下每个男人
都能按照等级得到一份钱粮（所谓铁杆庄稼），因此所有旗人都是满清皇帝
的天然雇员，从而对他们思想意识和行为就有所要求和规范，不许他们等同
汉人。乾隆即位后几次整顿旗务。在“胡中藻诗案”发生后，他几次以“上
谕”的形式警告旗人：“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
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
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慢，渐成恶习。即如鄂
昌（鄂尔泰之侄）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逆诗词，
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清代文学狱档》）
还说：“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于学习清语技艺之
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
同年行辈往来者，殊属恶习。。。（鄂昌）又以史贻直系与伊伯父鄂尔泰同
年举人，因效汉人之习呼为伯父。卑鄙至此，尚可比于人数乎？此等习气不
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
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觉，决不宽待。著通行晓喻部院八旗知之。”（《东
华录》）真是两篇奇文，为什么称汉人为“伯父”，与“汉人互相唱和，较
论同年行辈往来者”就使得皇帝如此愤怒、斥以“卑鄙至此”和“不齿于人
类”呢？乾隆初即位时不是曾布告天下“人主君临天下，普天率土，均属一
体，无论满洲汉人，未尝分别，即远而蒙古番夷，亦并无歧视”吗？实际上
“布告”只是一种姿态，谁若认真对待必然会“自贻伊戚”的，杭世骏即是
一例（见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满清统治者既然把八旗作为立国基础
和统治汉人的工具，把旗人视为战争机器，那么他们就必须保持与汉人不同
的民族特质。所谓“朴实忠敬”就是要求他们绝对忠诚、愚昧听话，绝不允
许有离心离德倾向。在乾隆看来，一旦沾染了汉人习气，离心离德就不可避
免。“胡中藻诗案”中鄂昌的表现证实了乾隆的这个想法，所以他才大动肝
火。
二
顺治、乾隆以来入关的旗人迅速接受了汉文化，它给清统治者带来的种
种问题也非始料所及。
八旗制度本来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起来的生产、军事、行政三合一的
组织，它机动灵活、便于生产和作战，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又保留了一些氏
族部落的民主因素。它很快就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战斗力，只几十年的功
夫就兼并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大清，继而入关统一了中国。清建立后随之而
来的两大问题，使之必须学习汉文化。一是以文化落后、人口很少的民族统
治文化先进、人口众多的汉族；武力屠戮只能强迫汉人改变服制、薙发，如
果要征服汉人的心，便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与之合作这不是仅用武力就
可以奏效的了。还是这个可以“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万古常新
的老道理摆到满清统治者面前。为此那些先行投降的汉族士大夫如范承谟、
冯诠、洪承畴等先后向顺治皇帝建言要拢络汉族士大夫，起用明朝旧人，征
用隐逸，开科举士，以明朝尊奉的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等等。谁去做这些事
情，首先是满洲皇帝及亲贵，乃至满洲大小官员。为了实现满清开国国策，
就要求满人学习汉文化。这方面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是积极分子，起了带
头作用。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巡河，又值其五十大寿，诸臣进献鞍马等物，表
示念念不忘满清的起家立国之本。康熙不收，并说：“朕素嗜文学，诸臣有
以诗文献者，朕当留览焉。”以此表示崇尚文治和对汉文化的喜爱。这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大清帝国统治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这一点在满民
族传统中是没有根的。如八旗制度初建立时，清太祖仅是一旗之主（正黄旗），
后来皇帝发展成为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旗主，但其他旗主仍有很大
权力。这是满洲社会中残存的氏族部落的民主因素，但兵权分享导致满洲贵
族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残酷。入关后满洲贵族迅速变为高度封建专制社会
的统治集团，兵权分享制必然会影响统治的稳固，所以必须抑制各旗主权力，
因此也就必须违背祖制，加速汉化。清史专家孟森说：“太宗（皇太极）以
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
主之名。使各旗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
而法制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
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禀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世宗
制《朋党论》，其实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分。太祖所制为纲常，
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见《清史讲义》）
这说明在雍正初年，皇帝已经轻而易举地破除了各旗旗主对自己旗下拥有绝
对权力的分权局面，其原因就在入关后80 年中大力提倡孔孟之道（实际上是
程朱理学），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