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由三万六千人剧增至十六万八千人。全部军校的训练期限都由三年改成了两年。与此同时，还组织了为数众多的少尉训练班。所有这些，无疑对战争爆发前指挥人员的缺额有所弥补，但远远不够。
记得仅在我们军区，到1941年5月前就还缺三万多名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我已说过，我们把1941年的很大希望寄托在各军校5月份毕业的学员身上。但是年轻的中尉们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才到部队的，他们当然来不及熟悉情况和研究自己的部属。我们得到的一个安慰是，大量预备役指挥员要在宣布动员后立即到我们这里。
最复杂的问题，是军队中各种武器，特别是新式坦克、飞机和火炮的装备。党中央和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研制了第一流的军事技术装备样品。出色的“米格”、“雅克”、“伊尔”型飞机，最完美的T－34中型坦克和KB重型坦克，以及其他多种武器，就是在当时投入成批生产的。这是工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最伟大的劳动功勋。可是工业部门仍不能满足军队对技术兵器的需要。我们只好安于许多武器装备不足的现状，而寄希望于以后逐月增加。
在战争开始时，经常可以听到人们批评高级军事机关、国防工业部门的设计师和领导人，说他们在研制新型技术兵器方面落后了。那些对真实情况认识十分模糊的人可能这样说。
研制复杂的新式武器，组织其成批生产和大规模装备到军队，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它要求做出很大努力，而主要的是需要时间。
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人都很知道T－34坦克极为良
好的战斗性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没有哪一种坦克可以同这种坦克媲美。但是让我们好好探究一下，我们的设计师在研究成功这种出色的坦克，并将其投入成批生产之前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
从1932年到1939年，工业部门主要向军队提供T－26、KM－7、T－28坦克。人们认为这些坦克的主要战斗性能是快速性高，火力强。但由于德军特种反坦克炮兵得到发展，加强我军坦克装甲的问题便提出来了。在1938年至1939年间，设计局和坦克驾驶教练场上开展了紧张工作，以便研制十八吨重的A－20型轮履式新坦克。这种车辆颇有前途，但武器装备差。设计师M·A·科什金和A·A莫罗佐夫继续工作，不久，一种装备76毫米加农炮和两挺机枪的A－32型坦克出厂了。总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8月选定了这种坦克，但要求设计师们进一步改进行动部分和增强装甲防护力。设计师们达到了这一要求。这样，当时坦克制造业的杰作——T－34坦克，经过紧张工作后终于诞生了。1940年初，这种坦克通过了全部试验，投入成批生产。到同年年底，工业部门已生产这种出色的坦克一千二百二十五辆，到战争即将爆发时又增加了一千多辆。
后来享有盛名的作战飞机的研制，也是以同样的毅力开展的。
遗憾的是，完全用新型坦克、飞机装备军队和实际掌握它们的时间不够。再有一两年就好了！……
我们军区最新式的飞机当时只占飞机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坦克也是这种情况。事情不好办，还因为工业部门自从转产新技术装备后，急剧缩减了旧装备的备件生产。所以，当旧装备因加紧使用而损坏时，就没有办法修理。战争头几个月旧式坦克和飞机较快报销，是不足为奇的。
在战斗准备方面，我们军区所属军队中较好的是步兵军和师，特别是编入国界掩护军队的那些军、师。配置在军区纵深、实际上编为军区战役第二梯队的步兵军所属各师，无论是人员补充和装备都要差得多。最使军区首长忧虑的，是火炮和迫击炮及部分枪械缺额，这在新组建的部队和兵团中特别严重。迫击炮、高射炮、大口径机枪、轻机枪和冲锋枪都不足。
军区装甲坦克兵的情况简直糟透了。对1940年开始组建的几个机械化军，首先是利用原来就有的独立坦克和机械化旅及各步兵师独立坦克营的人员、武器装备和战斗车辆进行补充的。到战争即将爆发时，没有一个机械化军完成了组建工作。
在军区所有装甲坦克兵中，机械化第4、8军的战斗准备做得最好，军区自1941年初以后获得CB和T—34坦克都优先给了这两个军。但是，就是这两个军也还缺乏战斗车辆、枪炮和其他技术器材。两军所属各师装备的新坦克，只及规定数量的一半。由于时间不足，新坦克乘员的训练程度和战斗协同都还达不到应有水平。
机诫化第15军组建稍晚。战争爆发前它的战斗准备程度比前两个军差得多。该军得到最好补充的是坦克第10师，共编有CB和T—34坦克近一百辆。坦克第37师总共只有三十二辆新的中型坦克和一辆CB型坦克。其余都是陈旧的KM－7和T－26型坦克。乘员刚开始学习驾驶新坦克。而该军摩托化第212师，实际上只不过那么叫它罢了，因为它不仅没有供人员乘坐的汽车，而且也没有运送重装备、弹药和油料的汽车。师炮兵的牵引工具只够牵引一个营，而且还没有后勤。军炮兵团总共只有五辆拖拉机，只能牵引一个连。其余火炮要离开原地，只有等国民经济系统的车辆开来之后，也就是等宣布动员之后，才有可能。该军摩托车团的处境更困难。它的指挥人员只补充到三分之一。所补充的士兵是未经训练的应征公民。
其余机械化军组建更晚，它们的状况太差了。所有坦克都已陈旧，而且多半是已消耗掉大部分摩托小时的教练战斗坦克。由于这些坦克已停止生产，所以几乎没来过备件，一有严重损坏，通常就意味着彻底报废了。大家估计，在KB和T－34坦克到来之前，人们将暂时先用这些坦克练习。
读者看见了，各机械化军还处于早期组建阶段，不能认为已完全做好战斗准备。
运输工具少是我们军区所有地面军队的弱点。汽车和拖拉机只及应有数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就连国界旁的那些师也未装备够数。在绝大多数机械化军中，被认为已经摩托化的步兵，却只能徒步行进，而相当大一部分师和军的炮兵，则由于缺乏牵引工具成了不可机动的炮兵了。
原因很简单。我国还没有富强到可以向迅速发展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汽车和拖拉机的程度。原来考虑的是军队将在动员的头几天获得汽车和拖拉机。每个师都知道这些技术装备应从什么地方，从哪些企业和机关调来。
法西斯军队在这方面占有不容置辩的优势。它已充分动员，早已转入战时轨道的整个德国经济以及为法西斯所奴役的欧洲各国的经济，都在为它工作。被占领各国军队的大量技术兵器供它支配。同时，法西斯德军已在欧洲展开军事行动，并在行动过程中取得了很多作战经验。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希特勒分子已在战场上试验了自己的武器装备，并且安排了最完善样品的成批生产。
我们明白，一旦法西斯德国进犯我国，我们要打退其猛攻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要在难以置信的困难条件下奋战。
8．最后的准备
军事委员会讨论提高军队战斗准备的新措施后还不到一昼夜，莫斯科就发来了电报。总参谋部质问：各筑垒地域部队为什么收到了占领前地的命令？那样的行动可能刺激德国人挑起武装冲突。这一号令要立即撤销。
电报使司令员很扫兴。因为这本来是他机断行事的结果，而现在他却要撤销原先下达的命令。
而军队中却传来了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息。
我的骑兵老同事、第5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
斯基将军飞到了基辅。基尔波诺斯、瓦舒金和普尔卡耶夫立即听取他的汇报。皮萨列夫斯基报告说，德国人已一天天加强自己的部署。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法西斯分子已开始撤去设置在国界上的全部工程障碍物。现在他们正急急忙忙地积聚炮弹和航空炸弹，而且直接放在地面上，就是说不打算长期保存。袭击随时都可能发生了。而我军却还在常驻地点。如要占领沿国界构筑的防御阵地，至少需要一天，或者是两天。而敌人会不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呢？集团军参谋长在结束自己的情况报告时问道：现在还不该向国界掩护军队宣布战斗警报吗？
基尔波诺斯皱起了眉头。他说，他完全愿意与集团军首长分忧。国界的确不平静，军区军事委员会将采取一切可能做到的办法。现在不能宣布战斗警报，但是要认真考虑将集团军第一梯队师调近国界。最后，司令员表示相信，莫斯科一切都知道，在需要时会预先通知我们，会下命令。显然，那样的时刻尚未到来。
但我们明白这一时刻正在逼近。就在那一天，第26集团军参谋长A·C·瓦连尼科夫的报告来了：上校说“德国人正在构筑进攻出发地位”。
莫斯科无疑比我们更知道边界那边的情况，我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终于采取措施了。6月15日，我们收到命令，从6月17日起将第二梯队全部五个步兵军开往边界。我们对此早已准备就绪。读者记得，我们早在5月初就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拟好了给各军的训令，勘察了行进路线和集中地域。现在剩下要做的只是给执行者一个口令而已。我们立即做完了这件事。
给各军准备强行军机动的时间是二至三昼夜。一部分师要在6月17日傍晚出发，其余师则晚一昼夜出发。他们要携带一切战斗必需品。为隐蔽起见，军队只在夜间移动。他们总共需八至十二个夜间行程。
计划写得很详尽。步兵第31军应于6月28日凌晨由科
罗斯坚地域到达科韦利附近边境。军司令部在6月22日以前应留在原地；步兵第36军应于6月27日凌晨占领杜布诺、科津、克列梅涅茨边境地域；步兵第37军6月25日凌晨即应集中于佩列梅什利亚内、布列扎内、杜纳尤夫地域；步兵第55军（欠一个师，该师留原地）于6月25日，步兵第49军于6月30日前分别进抵边境。
为使希特勒分子无法察明我军移动，各军集中地域均未选在国界附近，而选在国界以东几昼夜行程处。
军事委员会要求集团军派司令部作战处代表到每一个师监督行军的组织。但作战处人员根本不够，所以只好从其他处抽调军官担任。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要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要按各主要战役方向准备战役地图，要写行进路线说明，要研究和总结各军和集团军的勘察资料。还要接待和安置两个集团军，调各军去边界……
这一切迫使我再次向普尔卡耶夫将军提起我早先关于增加作战部人员的请求。谈话时在场的安东诺夫将军摇着头说：
“哎呀，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哪能谈得上增加！听说总参谋部奉命在两周内拟定压缩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机关编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这样你还得盘算盘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这个命令在哪儿？”普尔卡耶夫气忿地说。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的这位“组织和动员”专家平静地回答。
“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再考虑吧。”普尔卡耶夫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过我不允许压缩作战部。您找其他部作牺牲品吧。”
“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安东诺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只能感到高兴：参谋长不允许压缩……（我们终于没来得及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战争爆发了。我后来觉得，开始战斗前一周简直不可能有那样的命令。我写此书时，决定检查一下是不是记性作弄了我。结果发现还真有过那样的命令。）
关于各军向边界开进的训令刚发到执行者手里，问题和请求便接踵而来。
步兵第55军军长首先给普尔卡耶夫打来了电话。他问：参加伞兵集训的那些分队怎么办？还要不要按计划规定再派去三个营？
普尔卡耶夫与司令员交换意见后才对我说：
“通知军长：所有出缺分队立即归建，以后一个营也不得派出集训。”
后来我得知，参加集训的分队终于未能在战争爆发前返回本军。
参谋长的电话铃声不断：有的请求把军区首长调来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归军建制，有的要求迅速归还靶场的炮兵，有的要求补充运输工具。我们的一切训练计划、经济计划和施工计划都是着眼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却要火速进行彻底修改。
但未经莫斯科准许，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们作主。
在6月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有一次会见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我埋头工作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响亮而愉快的声音。
我从地图上移开视线，看见面前站着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早在1927年，机缘就使我们首次在古尔祖夫疗养院相遇了，我们在那里相处得很好。我新认识的这个同志性格直爽，机敏过人。他读了很多书，空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上。
当时我同他谈了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军队生活问题。通过这次谈话，我觉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个思维独特而又富于创造性的指挥员，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是军队战斗训练法专家。我发现科涅夫有某种特别的本领，他能看出军事发展中新的和进步的萌芽。他对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锐批评。
我们有点一见如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兴趣在许多方面相同，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团长。
几年以后，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相逢了。虽然我在基本系学习，他在特别系学习，但我们仍经常找时间亲切交谈。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了。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在职务上的迅速提升，真诚地为他的成绩高兴。到战争前夕，他已指挥北高，加索军区了，该军区主要兵力已编成我们新的第19集团军。科涅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