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圈看下来，齐天翔真的是对郝涵刮目相看了，这个看似文弱的女人胸中有着一盘大文章，再也不是那个忧郁多感的学生了，而是有着清晰思路和规划的干才了。
刚才看的社区叫七里河社区，是一个已经完全失去土地的纯城镇化社区，与其他征地拆迁乡镇不同的是，社区把所有的补偿款统一使用，不但建起了两栋高层安居楼，而且成立了物业公司、超市、幼儿园、小学，专门服务附近的几个商业小区，所有的住房归社区集体所有，社区居民均免费入住，而且只有居住权，没有处分权，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农转非之后居民的支出，也有了财力建设相关的服务设施。正如刚才社区主任所讲，“以前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分到各家各户，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低下、土地产出不足的问题，主要要解决的是吃饱饭的问题。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增加收入就成了主要矛盾，毕竟经济社会离开钱是不行的，因此有些头脑的就开始琢磨做生意，没有经济头脑的就出去打工挣钱，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可地是农民自己的，怎么处分是人家自己的事，村里管不着也没法管，土地流转对于人均土地多的地方还可以，对于只有亩把土地的地方，流转的费用还真不放在农民眼里，而且把土地交给大户农民心里也不踏实。国家征地解决了大难题了，土地加上宅基地补偿就很客观，分了也就没有了，我们就琢磨集中起来办大事，这还真亏了郝县长的支持，帮我们做了不少工作，逐家逐户地解释集中财力的好处，这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现在我们社区没有出去打工的，自己家门口的事情都干不完，出去跟别人干什么。”
听着社区主任的介绍，齐天翔向郝涵悄悄竖起了大拇指。
郝涵红了脸，轻声地说：“还不是受了你的启发？”看齐天翔莫名其妙的的神情，郝涵轻轻地朗诵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辟天下寒士尽欢颜。。。。。”
齐天翔猛然想起了自己发在校报上的那篇文章《居者何必有其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两句耳熟能详的诗出自“诗圣”杜甫，这位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诗人无奈的呐喊，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所引用，被无数渴望安居的人们所期盼，无形中也成为一个社会安定、富足的象征。
安居乐业，似乎是我们这个长期处在农耕文明阶段的国家和民族人们的生存标准之一，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无论是穴居、是山洞，还是茅屋，有了栖身之所才有了家的安定与祥和，因此中国的方块文字的“国”、“屋”、“家”，象形的意味下都是围起来有顶才能成形。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安居情结，无论是封建王朝，还是割据朝廷，都把居者有其屋视为百姓安居、国家安定的大事，都不敢在这件大事上大意，而历届王朝的统计数据里，房屋多少间也是和人口一样的统计上报，可见其重视程度。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更是重视百姓的安居之事，无论是社会分配，还是企业统筹，或是农村宅基地划分，居者有其屋成为现实，只不过居者拥有的只是有使用权，处分权还是国家或企业的。这样的形式持续了很多年，尽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享受住房的乐趣，但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
进入私有化以来，住房商品化成为私有化的标志，国家和企业退居到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可以说放任住房商品化趋势的发展。于是乎广厦一座座拔地而起，寒士却急剧增加，形成了城市越繁荣，无房户越多的畸形态势。房子越盖越多，买不起房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不是老百姓改变了多年的安居情结，而是房价增高的让人不敢奢望。以往几百几千一平米的房子，而今暴涨到近几千元上万元，近十倍的价格增长，而工资又增长了多少？
其实，茅屋也好，广厦也罢，老百姓需要的是遮风挡雨的所在，是有一个相对宽松的地方“安居”，并不是人人都想着产业的拥有和流传。居住条件的改善是要有个渐进的过程的，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和身家千万的私营业主对住房就有不同的需求，新婚燕尔与三代同堂的想法也不一样，但一套住房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价格，让刚刚小康的百姓如何承受？因此一味地强调住房市场化和私有化，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政府的失职，起码是政府职责缺位的表现。
发展廉租住房远比房地产救市来得实在，而对安定社会也远比政府盖房子或经济适用房卖给老百姓实在，因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消费压力不仅仅只有住房，还有“教育”、“医疗”、“养老”等等难题，省下老百姓买房的钱解决一下其它的生活难题，或者改善生活质量，不是最大的惠及百姓之举吗？
百姓需要住房，并不是百姓需要买房，发出千年感叹的“诗圣”，也只是需要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不是到处买房子当“富家翁。”
想到了这里，也明白了郝涵所指，齐天翔脸上也泛起了红晕。
郝涵自称是齐天翔的学生，也的确如此。她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齐天翔是学院副教授，读博士的时候，齐天翔已然是教授和行政学院副院长了。只不过是当时齐天翔是行政法学系，郝涵在政法系，由于都在一个大院里面，因此经常听齐天翔的课是肯定的。她了解齐天翔，但在首都政法学院齐天翔却不是很了解她。
齐天翔在学院很知名，不仅仅是学院年轻的学者，而是他的行为做派，这点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用齐天翔的话说，做到极致也就做到了最好，这也是常年教学与大学生们斗智斗勇的结果。
曾经齐天翔穿着汗衫大裤头就走进了讲堂，而且是大课的讲堂，面对学生们的瞠目结舌，齐天翔坦然地开讲，而且不是预先设定好的行政法与社会转型，而是《时尚与美学》，一堂一个半小时的课洋洋洒洒讲了三个小时，从传统讲到时尚，从古希腊的盔甲皮革讲到秦帝国的宽袍大袖，从维纳斯的震撼讲到泰国的人妖，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引发了学生的喝彩和阵阵掌声，而此后齐天翔的课堂上再也没有穿着大裤衩和拖鞋的男生，以及浓妆艳抹、袒胸露背的女孩。
这就是齐天翔所说的“我尊重你，首先应该是在你尊重我的基础上，尊重应该是互相的。我西装革履不是代表我讲究，而是我尊重你们，同样的也要求你们尊重我，这是必需的，而且很重要。”
齐天翔认为，论痞子你要比他们更痞，卖萌你也比他们更萌，玩文艺你要更有文艺范，时不时地来几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今晚酒醒何处，杨柳岸、断桥旁”，或者“昨夜梦回他乡，小轩窗、正梳妆”、“梦里依稀都不见，唯有泪千行。”随便在讲课中穿插些这样的词句，就能收到意外的效果，而且中国的唐宋诗词包罗万象，不管是豪放派、婉约派，李白、苏轼、辛弃疾，柳永、秦观、李清照，到处都可信手拈来，随意发挥，只要真正重视和研究学生，才能最终征服学生，赢得学生的爱戴和信赖。
郝涵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么久了，还能想起自己很久以前的文章，使他心里不由暖暖的。
第十六章 米兰花开
一大早，闫勇就到了。
一进市委大院，谭平山远远就看到闫勇的绿色越野车停在办公楼下，就示意司机把车开到跟前停下，走到车前敲敲窗户玻璃。笑着说：“你小子，这么早，吃饭了吗？”
“没有。”看到谭平山，闫勇赶紧下了车，笑眯眯地望着谭平山，老老实实地说。
“要不咱们一起去吃点”，谭平山亲切地征求闫勇的意见，看到闫勇摇头拒绝后不免恨恨地说：“你小子，总是没有这个习惯，也是快五十的人了，身体早晚会抗议的。”
“哪有时间啊！”闫勇转身打开车门从车里拿出自己的挎包，紧走几步跟着谭平山走进市委大楼，边走边说：“早上不到七点就出来了，怕你上午事多就早点来呗。”
谭平山摆摆手止住了闫勇的解释，径直往办公室走着，并对迎上来的秘书小韩说：“我和老闫说点事，先不要让人进来。”说着话走进办公室，示意闫勇先坐，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包饼干，走过来递给闫勇，“先垫垫吧”，说着话拿起茶杯给闫勇倒水，“有事？”
“是有点事，不过还是想来看看你。”闫勇将饼干放在茶几上，转身拿过自己的挎包，边往外拿东西边说：“给你带了两包茶叶，这可都是好茶啊！”
“有钱烧的。”谭平山看着闫勇，声音有些不高兴，“有点钱存着不行吗？每回来都变着花样，救济你大哥呢？”
“反正比你宽裕”，闫勇拿完东西，直直地看着谭平山，不客气地说着，随即话题一转，嬉皮笑脸地说：“不过不是买的，是你侄女他们单位发的。银行真好，除了不发媳妇，什么都发，而且还真上档次，你看看这茶，正宗的西湖龙井，味正的很。”
“那烟也是发的？什么单位给女员工发烟抽，你给我也介绍一个。”谭平山依旧不依不饶。
“老爷子发的，不行啊！”闫勇知道谭平山不高兴，但也不客气地顶撞着。“烟嘛，谁抽不是抽，哪那么多事。”
“抽，抽，我抽死了你也就高兴了。”话虽这么说，谭平山还是讲烟和茶叶抱起来放到了柜子里。
对闫勇他没有办法，也不想有什么办法。谭平山这么多年有个原则，不吃请不收礼，更反对下属们以任何理由到家中拜访。曾近有一个县里的干部提出到家中看看惠芬，他瞪着眼睛直冲冲问：“你认识她，还是有什么交情，为什么要去看她？不还是为了看我吗？拐这个弯、费这个心思干什么，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比什么都强。”
一席话堵的人家下不来台，也给人家闹了个大红脸，而且还有把人家送的东西当面让人拿回去的事，但也只是到此为止，绝对不会将礼品或财物上缴纪委的事，而且过后也不再计较。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但人情可以不收，却不可以亵渎。
次数多了，时间长了，下边的人也就明白了谭平山的习惯和禁忌，送礼也就绕着他走了，过年过节也不敢往家里去了。这在清河市，乃至河海省都传的范围很广。
闫勇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而且有事没事过来或路过还要专程过来，捎一些烟、酒、茶叶之类的，有些确实是小贝银行发的，有些是花钱买的。大哥太不容易了，嫂子加上小美，折腾的他精疲力尽，还有他刚正的秉性，工作上明的暗的树敌太多，不帮他做点什么觉得太过意不去了，这样的行为就是支持，就是帮助。
谭平山和阎勇是老战友，一起参加过那场著名的自卫反击作战，是从战场上出生入死回来的铁哥们，不但有同生共死的战友情分，而且还是闫勇的救命恩人。
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政治需要，军事上采取的是快速闪击作战，推进的快，后撤的也快，而且各部队任务不同，方式也不同，很少有整体的协同和协作，很多时候都是在敌我交叉的形势下进行的小规模战斗。部队回撤时闫勇的腿不幸摔伤，谭平山为救治闫勇也与连队失去了联系。面对掉队的危险，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小股敌军袭扰，谭平山不但没有慌乱，而且尽力安抚着闫勇这个新兵蛋子的情绪，连背带扶地走了一天多才赶上大部队，而他当时也不过是个小排长，大阎勇三岁。这样的经历，使得谭平山与阎勇的战友情更近了一层，尽管此后各自的变得很大，几十年的关系却一以贯之，唯一不变的就是亲情和友情。
自从有了那次救命之恩，伤愈回到部队，当阎勇再见到谭平山时，满含热泪敬礼郑重地喊着排长报告时，遭到谭平山大声地呵斥：“什么排长，叫哥。”自此阎勇一直称呼谭平山为哥，而且不加姓氏，俨然就是他亲哥，南战结束不久谭平山就上了军校，阎勇几年后退伍，回到省城河州市当了公安，只要一有时间就往清河市谭家跑，对待谭平山的父母比自己的父母都亲。美其名曰来爹娘这混饭吃，其实就是代替部队的哥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干些买煤买面之类出力的累活，不管工作再忙，一月总要去上一两次，就是离开河州市到北京上公安大学的几年，也是寒暑假回河州市，必是先到清河市下车，第一站总是谭家，以至于老娘经常挂在嘴边的“小勇小勇”让哥都嫉妒。这之后不管是哥在部队，还是上军校，阎勇都承担着谭家的事情，哥结婚后也是一样，只是避讳嫂子张惠芬的关系，以往晚上来的就住在家里，现在是尽量中午来，而且是东西一放干完活就走，很少在家吃饭。哥有了孩子小美后，孩子就像他的亲骨肉，以至于自己女儿小贝都说阎勇是小美的亲爹，也难怪，从小他就带着小美玩，骑马打枪游泳搏击，这些大男孩玩的东西，他早早就让小美学，以至于嫂子张惠芬都有意见，埋怨哥不主持公道，哥说的很轻松：“你管他干什么，那是他姑娘。”孩子因为高烧引起脑膜炎，很长一段时间像要了闫勇的命一样，能去的医院，不管是清河、河州，还是北京，都跑遍了，看遍了，可心中始终存着愧疚，觉得大哥在部队，是他没有照顾好小美，以前婉芬在的时候，每年总要把小美接过去住上几个月、半年，尽心给她最好的呵护。很长一个时期，他和哥对老人的称呼常常分不清，后来才约定……咱爸咱妈是阎勇的父母，咱爹咱娘是哥的父母。
谭平山转业回到了清河市，走动的更勤了，关系也更紧密了些，不管是在企业，还是机关，两家就像亲戚一样地交往，没有功利，更没有什么计较。
谭平山没有政治野心，而且很平淡地对待自己和仕途。他习惯于在家里吃饭喝酒，只要有机会，他总是在家里弄上几个菜，尽兴地喝。用他的话说，两个猪蹄、一包花生米、一瓶老白干，不值当送也没必要接，荡涤污流不容易，但不同流合污容易。但因为正直，妻子多年在车间工作，无论是他当书记还是到市里，妻子始终是一线工人，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