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信，大和（今奈良）人，于比叡山出家，师事良源，广学佛教义理，著书70余部，150余卷。其中《一乘要决》论释天台宗教义；《往生要集》专论弥陀净土法门。曾以天台疑义27条托人送宋天台宗僧知礼（960—1028）
致问。
《往生要集》3卷，是日本佛教史上首次把160余种经典中有关净土的经文编在一起，以系统论释弥陀净土教义的文集。全书分十门（章），其第四门为“正修念佛”，讲念佛的修行方法，引进《往生论》，说应修礼拜、赞叹、作愿、观察、回向这五种念佛法门，在介绍“观察门”时详述观念念佛的修行方法，此为全书的中心。所谓“观察”，是心注一处，观想阿弥陀佛，包括从阿弥陀佛的身体的具体部位观想（别相观），到从总体上观想阿弥陀佛，以至透过色身观察无形相的“法身”，在观想中立誓愿往生西方净土，此书不重视称颂“南无阿弥陀佛”的口称念佛，把这一法门列入“散业”
（与观念念佛的“禅观”相对而言）之中。
然而在源信后期的著作《观心略要集》、《阿弥陀经略记》中，已开始重视口称念佛。口称念佛简单易行，容易在信徒中普及。源信的《往生要集》及其他净土信仰著作，对镰仓时代日本净土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平安时代后期，由于班田制逐渐破坏，地方上直接控制土地和农民的中上层武士势力日增，古天皇制和由藤原氏掌握实权的政治结构日趋瓦解，社会危机四伏，内乱相继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一般民众，都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情况反映到佛教中，促成“未法”思想和净土信仰的迅速传播。按照佛教一般说法，释迦死后头一千年是“正法”时代，此时“教”、“行”（修行）、“证”（果位，达到觉悟解脱）并存：后一千年为“像法”时代，只有“教”、“行”而无“证”；最后一万年为“末法”
时代，唯有“教”存在。平安末期日本流行一本假托最澄著的《末法灯明记》，说永承七年（1052）为进入“末法”的日期，此后僧人不必按佛法的要求去持戒修行。此时正值源、平二氏组织武士集团急剧扩张势力的时期，简单易行的净土信仰特别受到欢迎。当空也、良忍以口称念佛开展传教活动时，受到贵族和一般民众的普遍支持。贵族一般都有自己的寺院，在这里举行丧仪和追荐祖先的法会。在净土信仰开始流行后，他们在寺院里建立阿弥陀堂，塑弥陀三尊（阿弥陀佛、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像，除用以追荐祖先亡灵外，还作念佛修行之用，发愿死后往生西方净土。如担任摄政要位的藤原道长（966—1027）在法成寺建阿弥陀堂，临死前在这里发愿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
其子藤原赖通（990—1074），任摄政、关白，把在宇治的别墅改为寺院，称“平等院”，又在此建阿弥陀堂，祭祀阿弥陀佛塑像（此堂今存，名“凤凰堂”），建筑豪华，塑像端庄丰满。此外、天皇、皇族和贵族，还在法胜寺、尊胜寺、最胜寺、圆胜寺、成胜寺、延胜寺建有华丽的阿弥陀堂。
与净土信仰相应，在佛教著述中，也陆续出现记载往生阿弥陀净土者传说的《往生传》。如庆滋保胤在宽和元年（985著的《日本往生极乐记》，记40余人净土信仰者的传说。此后11、12世纪又出现大江匡房的《续本朝往生传》，三善为康的《拾遗往生传》、《后拾遗往生传》，莲禅的《三外往生传》、藤原宗友的《本朝新修往生传》等。净土信仰的流传，是佛教在社会上广泛普及的一种反映。
奈良佛教和平安佛教是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前后两个阶段。在这一时期是日本人对中国佛教开始接受、认识和消化吸收的过程。与中国初传期佛教相比，它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的影响较大，信仰色彩更浓，而哲学思辨较少。
佛教史
第八章 藏传佛教的再兴及其向国内外的传播（公元11—18世纪）
西藏佛教形成教派之后，萨迦、噶举、宁玛、觉囊、格鲁诸派即先后向国内外传播。传播的范围，国内有川、滇、甘、青的藏族地区，内蒙古及新疆的蒙古唉地区；国外有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的布里雅特自治共和国和图瓦自治共和国以及锡金、不丹、尼泊尔等。
蒙古族与藏传佛教的接触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时期。据《蒙古源流》记载，岁次丙寅（1206），成吉思汗征伐土伯特（吐蕃）之库鲁格多尔济合罕，曾致书仪于两喇嘛，其中说到：“‘我且于此奉汝（教），汝其在彼佑我乎！’由是收服格哩三部以下之三地八十万黑土伯特之众”。窝阔台继位后，了解到当时萨迦派在西藏的重要地位，曾想邀请萨迦三世扎巴坚赞，因事耽延。
最早皈依西藏佛教的蒙古族王室成员是阔端王子。窝阔台继位执政后，曾派他镇抚秦、蜀、吐蕃等地。1240年，吐蕃全境归元。翌年，率兵入藏的多达那布向在凉州的阔端报告说：“现今藏土唯噶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法王（达隆噶举派）最有德行，直贡巴（直贡噶举）京俄大师具大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请我主设法迎致之。”①阔端由此确定了利用宗教统辖西藏的策略，并选中萨迦派作为联系的对象。
1244年，阔端写信邀请萨迦四祖萨班。贡噶坚赞到凉州会晤，次年，萨班派八思巴等赴凉，他自己则于1247年与阔端会面。《蒙古源流笺征》（卷四）中说：“岁次丁未，（萨班）年六十六岁时谒见合罕（即阔端），遂塑狮吼观音菩萨像，收服龙君，并与合罕灌顶，合罕之病即时痊愈，众皆欢喜。
此后，（阔端）即遵萨斯嘉。班第达之言，首兴宗教于边界蒙古地方。“《西藏王臣记》将阔端误为元帝，作了类似的记载。从此喇嘛教在西部蒙古开始传播，蒙藏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
阔端信仰喇嘛教有强烈的政治意向。他对萨班说过：“现在我以世人之法为治，你以佛法护持，这样，佛法豈不广传天涯海角吗？”②萨班则写信给西藏地方僧俗首领说：“此蒙古王之军队，多至不可胜数，字内当已悉附于彼。从彼者则祸福与共，非真诚归附，阳奉阴违者，则王不认其为臣属，且终必灭绝之。畏兀之境未遭涂炭，较前益为昌盛，人畜皆彼等所有。文官、税吏及伯克皆自任之。汉人、唐兀（指西夏）、素波及其它诸国未灭亡之前，虽来朝贡，然不听命，后皆穷促归降为臣属，今此各地既皆听命，其伯克、税吏、武官、文官亦多委派本土之贤者。”①萨班明确表示臣属于蒙古，阔端则承认萨迦派教主主持西藏政务。这样，蒙古贵族通过以教辅政的办法，更顺利地收服了西藏。
①《续藏史鉴》，1945年成都版。
②《萨迦班智达全集》德格版。
①《萨迦班智达全集》德格版。
阔端之后，蒙古王室大力扶植喇嘛教的是忽必烈。1253年，忽必烈西征入大理，班师途经六盘山，派使到凉州迎请萨班，表达了他对喇嘛教的敬意。
此后接八思巴到上都与之会晤。据《历代佛祖通载》记，八思巴时年15，见忽必烈，“知真命有归，驰驿诣王府世祖官闱，东宫皆秉受戒法，特加尊礼。”
1258年，忽必烈主持佛道辩论，八思巴为佛教代表，一举夺魁。表明忽必烈支持喇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态度。1260年，忽必烈称汗于开平，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忽必烈接受八思巴为之举行的灌顶仪式，并领受三次金刚乘密法甘露。至元六年（1269），遂升八思巴为“大宝法王”，“统领天下释教”。至元十七年（1280）八思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②据《缀耕录》记，自阔端至元亡的百余年中，“累朝皇帝，先受戒九次，方正大宝”。上自皇帝、宗室、后妃，下至王公、大臣、显宦、庶士，无不归敬喇嘛教。有元一代，京城广建寺庙，香火缭绕。这对于当时的和以后的蒙古社会，影响至深。
蒙古统治者扶植的喇嘛教不限于萨迦派，对于噶玛噶举也是关照备至。
从忽必烈和蒙哥分别接见噶玛拔希，并由此发展为黑帽系以来，直至元顺帝父子，这一系统也一直在皇室中传授密法。
在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普遍归依喇嘛教的时候，蒙古族民间依然信奉传统的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信仰，与西藏的苯教在形式上没有大的差别。
虽有少数喇嘛活动，但影响不大。喇嘛教广传于蒙古族民间，是元亡以后的事了。
元亡以后，蒙古各部在大漠南北裂土割据，各自为政，互相征伐，与明帝国也屡开战端。连年的战争使脆弱的游牧经济受到摧残，人口锐减。广大牧民渴望和平与安定，一些部族首领则力图扩大自己的实力范围，有的还想重新恢复蒙古的统一。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使蒙古各部普遍注目于喇嘛教，其中，16世纪中叶兴起的漠南蒙古土默特俺答汗（1507—1581），在将喇嘛教推行到蒙古地区方面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俺答汗的从孙彻辰台吉奉命进兵藏区时，向那里的地方首领和大喇嘛提出：“尔等若归附于我，我等共此经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结果，“收复三部落图伯特”，彻辰台吉本人为军事上的需要，首先皈依了喇嘛教。此后，他就向俺答汗进言：“今汗寿已高，渐至于老，事之有益于今生以及来世者，唯在经教，先贤曾言之。今闻西方纯雪地方（指西藏），有大悲观世音菩萨出现，祈遣使请来”。①同时劝请俺答汗仿效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故事。隆庆五年（1571），黄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派阿升喇嘛向俺答汗传教，“因而俺答汗、钟金哈屯（三娘子）以下，举国部属始皈佛教。”②从万历二年（1574）起，俺答汗多次派人赴藏邀请索南嘉措前来蒙古。据说青海湖畔的“仰华寺”就是俺答汗为邀请索南嘉措所建，并请万历赐名的。
②《元史纪事本末》第18卷。
①《蒙古源流笺证》卷6。②《俺答汗传》。
万厉六年（1578），俺答汗与索南嘉措在仰华寺会面，并召开规模宏大的法会，聚众10万人，受戒的蒙族多达千人，仅土默特部就有108人出家为僧。以俺答汗为首的蒙古贵族接受灌顶，奉献驮马珠宝无算。索南嘉措则为蒙古喇嘛制定了若干条例。他强调戒杀行善，用以劝止蒙古大量宰杀牲畜和殉葬祭祀的习俗，同时商定舍弃萨满教，将供昂古特神改供佛像。在彻辰台吉的启发下，俺答汗宣称自己是忽必烈的化身，索南嘉措是八思巴的化身，并互赠尊号，此前一年，俺答汗曾发兵进攻西藏，中途败北。至此，他宣布皈依佛教，停止攻击。及至他回到土默特川，开始扶植喇嘛教在蒙古地方的传播，在今呼和浩特立庙，以八宝装饰佛像，博硕克图济农（卜失兔）将一百零八函《甘珠尔》也饰以宝石金银供养。这就是内蒙古地区的第一座寺庙甘珠尔庙。此后，黄教寺庙接连建成，如今呼和浩特一带著名的大召（明廷赐名弘慈寺）、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等都是。
万历十一年（1583），俺答汗卒，他的继承人僧格都棱汗邀请蒙古各部汗王及三世达赖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来后，借机讲经说法，蒙古右翼各部先后皈依黄教。有的汗王还强制他的属民信仰黄教，违者“抄没其帐房和牲畜”。十四年（1536），索南嘉措在今呼和浩特为俺答汗举行了祈祷仪式和葬礼。次年，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由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同年，漠北喀尔喀部阿巴岱汗，远道前来拜会素南嘉措，索南嘉措赠给他“诺门汗牙齐瓦齐尔可汗”的尊号。喀尔喀蒙古早有红教传播，至此，阿巴岱汗改信黄教，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回去，在今乌兰巴托建立了喀尔喀第一座黄教寺院额尔德尼召（光显寺）。此后，阿巴岱汗曾派人赴藏延请喇嘛，也邀请土默特部的迈达里呼图克图到喀尔喀传教。
索南嘉措对格鲁派喇嘛教向内外蒙古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他回藏后，安排栋科尔呼图克图（又号察汗诺们汗）为代理人常驻蒙古，继续将黄教向东西蒙古推广。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曾迎栋科尔到西蒙传教，影响所及，各部领主纷纷皈依，32个首领各派一子出家，著名的咱雅班第达就是拜巴噶斯的义子。
萦南嘉措临终留下遗言，说他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于是俺答汗的孙，苏密尔代青洪台吉之子成了转世“灵童”，是为四世达赖。“达赖喇嘛的化身既降生于达延可汗的黄金氏族，而今才将宗喀巴的宗教在蒙古之国显扬得如太阳一般。”
17世纪初，察哈尔部的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黄教在蒙古族地区如此迅速广泛地传播，反映了蒙古社会的重大变化。
蒙古各部之间长期处在武装割据的状态，宗法的军事统治是主要的统治形式，原始的萨满教已经不能满足维系部族团结、稳定民心的需要，更不能成为联合各部统一的文化宗教纽带。在各部族的内部，疲惫不堪的战争使经济枯竭，人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饥饿，阶级对抗日趋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曾经利用喇嘛教成功地控制过西藏的蒙古封建主，再次选择了喇嘛教来解决本民族的内外困境，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有一定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两个民族的社会文化条件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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