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欲借红白喜事敛财。从前祖父过世时，他就拒收前来吊唁的同事朋友的银钱。可此番一大家子人还乡，要四五百两银子，无奈之下只能违背初衷，收取奠金，而内心“愧恨极矣”。28
好在几日后，江西省城送来的千两奠银救了他的急。三百两寄京还债，其余七百两，在长沙还账二百多，回乡治丧四百多。29其实，他欠朋友的，朋友也欠他的，总数亦将近千金。可欠他钱的多是些穷朋友，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这些钱后来还了没有，只有天知道。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30
俗谚，破家值万贯。京宦十四年，尤其做了大官之后，曾国藩自然会有些积蓄。可绝不是乡人乃至亲友们所想象的银钱。在给诸弟的家信中，曾国藩自况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31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32
果然，还乡之际，一身旧债，33两袖清风而已，曾国藩可称清官矣。
显宦高官做了十几年，到头来身背积欠，两手空空地还乡，在许多人看来，他这个官做得没味道。但今天商业社会所崇尚的金钱，却远不是那个时代衡量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尺度。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为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士）树立的人生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丁忧回乡那一年，曾国藩42岁，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中午。以仕途衡量，以一农家子做到二品大员，他算得上是成功者。以事业衡量，十几年循资升迁，庸碌无为，少有建树，他又是失败者。但以儒家所重的道德文章衡量，他却是厚积薄发，有着长足的进步，为其后半生的事业，奠立了深厚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曾国藩，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山村之中，尽管祖父与父亲鼓励他读书，但在家塾与乡塾中，除八股制艺外，没有条件博览群书，更难得接触学识优长的师长与朋友。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曾国藩于此刻骨铭心，后来曾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3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即道光十五年，是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在京读书）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35韩愈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36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每逢会试之年，全国各省成千上万经过层层考试筛选上来的优秀学子汇集于此，有幸成为进士者，不过百余名，而能留在翰林院者更少。这些人，可称是尖子中的尖子，精英中的精英。与这些人为伍，国藩自然境界大开。37谈到交友，他兴奋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38硕学鸿儒，青年才俊，有志之士，比比皆是，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中式的士子，会结下两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一是门生与座主的关系。无论乡、会试，都有主考官与同考（阅卷）官，一旦中式，士子与考官之间就有了师生之谊，其中主考被称为座师，同考被称作房师，士子们则自称门生。二是乡、会试同年的关系。即同榜考中的士子，互称同年，彼此互通声气，有着特殊的情谊。师生与同年之谊，会伴随他们终生，是种重要的政治资源。座主往往会对门生施以援手，同年之间也会互相照应汲引，在传统社会中，这是仕途上的极大助力。
曾国藩也不例外。他登第的那一科会试考官名位显赫，座师是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左都御史廖鸿荃，房师是刚刚卸任的山东学政季芝昌。有不少人揣测，曾国藩官运亨通，全在其座师提携。但从他留下的日记看，国藩于这些人，并无特殊的关系，除与同年们一起贺寿拜年而外，平时几乎不走动，也没钱走动。况且道光皇帝是个师心自用的君主，在用人上绝不可能被大臣左右。而戊戌科进士、翰林数十名，同样的门生座主关系，仕途蹭蹬，沉沦下僚者大有人在。所以，与其说曾氏以夤缘升官，莫不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运气好。两次大考翰詹，他都名列前茅，从而受到了皇帝的注意，所谓简在帝心者是也。故一遇到优缺，道光很自然就想到了他。
至于同年间的关系，则大为不同。此时的曾国藩，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或同乡，或同年，或同事，往来过从者，皆跻身翰苑，极一时之选者。除定期会课39外，曾国藩每日里与朋友谈诗论文，酒食征逐，几乎日不暇接。“留馆后，本要用功，而日日玩愒，不觉过了四十余天。”40静下心来后，他痛自反省：“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41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42
曾国藩是个酷爱读书之人，何以会痛贬自己“不学如故”呢？在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当时在京师士大夫当中流行的程朱之学。清代学术，有汉学与宋学之分，所谓宋学，指的就是宋儒程朱之学。乾嘉以降，汉学大兴，但程朱之学作为朝廷树立的正统，仍然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在20世纪的哲学教科书中，程朱理学被定位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学说，尤其在人性论上，更被认为是扼杀人性的毒药。故而在这个问题上，须略加辨析。
古代之儒学，做人与学问并重，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也。宋儒是以继承孔子道统为己任的，故其治学自然也贯彻了这一宗旨。其口号“存天理，灭人欲”，大为后世所诟病，如清儒戴震抨击其为“以理杀人”。其实“以理杀人”者，与程朱无涉，而是后人的一种误读。这个口号强调的是个人的修身（也就是做人），为的是培养起一个良好的人格后，再推及其他，如家庭、宗族乃至国家事务，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于后来的统治者认为理学有利于其统治，拿来为己所用，纳入国家意识形态，这个责任是不能算在学者身上的。宋儒选定“四书五经”，作为修齐治平的门径，是因为它们是儒学的原始经典，荟萃了儒家的基本理论，舍此无所谓儒学，没有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只能是零篇碎简，不可能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至于四书五经后来流于形式与教条，变为科举的敲门砖，则是与学术无关的另一个问题了。
程朱提出“理”的概念，认为理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乃至于人生之中的准则。推及到个人，若想消解欲念与烦恼，走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就必须认识、把握这个准则，也就是要“穷理”，而后躬亲实践，方能达到“不逾矩”的圣贤境界。正如西哲斯宾诺莎所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认识了必然，遵循于必然，人生才会自由。同样，认识并遵循于理，方能真正实践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
那么如何认识与把握这个“理”呢？大程（程颢）主静，强调摒除杂念，“正心诚意”；小程（程颐）主敬，强调循序渐进，“格物致知”。两人都主张知行合一，穷理与实践密不可分，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即遵循天理，排除不合于理（准则）的欲念，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前进。朱熹学识渊博，他从注解儒学经典入手，是宋儒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扬弃了二程的学说，又从易学太极理论中推导出一种理气学说：太极之理为至上之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反映在人性上，则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之分；前者为至善，后者则有清浊善恶之分。因此要通过“居敬”，“穷理”，以提升人自身之气质，激浊扬清，光大善念，摒除恶念，养成高尚的人格，并躬亲实践于修齐治平之中，致君尧舜，造福万民。此即“存天理，灭人欲”之真义所在。程朱理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不是靠断章取义或武断的批判所能打倒的。
儒学自始至终倡导一种世俗的理性主义，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没有走入政教合一的黑暗道路，统治者本身并无教主的地位，从而为人们的思想留下了自由的空间。如此，处于学术正宗地位的儒学，又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来源。欲统治中华，必先尊崇孔子与儒学，非如此不足以号召士大夫，并通过士大夫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与服从。儒学体现着一种久远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文化的力量。程朱理学上承孔子的道统，推动了传统儒学的复兴，并逐渐成为新时代儒学的主流。由此就不难理解，元明清三代的统治者，为何均取程朱理学为己用。程朱理学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明清尤甚。朱明起家于草莽，满清则以区区百余万人入主中华，如何使天下人承认其合法性，对于维持统治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要使民心归附，统治者除去实行德政，镇压反对派而外，一大关键就是要认同传统的主流文化，以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以此笼络住社会中的精英阶层。于是尊孔必不可少，推崇儒学必不可少，恢复科举，给士大夫以进身之阶必不可少。这些做到了，才会得到士大夫（古代知识阶层）与民众的认同，这个政权的统治基础方能稳固，统治者宗奉程朱理学的深层动机即在于此。但在政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理学亦难免流为形式与教条，正如今日本应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教育，蜕变为应试教育一样，理学原有的生机被窒息，逐渐演变成为入仕做官的敲门砖。
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代始自康熙。在皇帝倡导下，涌现出一大批理学名臣，如魏象枢、43魏裔介、44熊赐履、45汤斌、46李光地、47陆陇其、48张伯行49等，君臣孜孜为学，励精图治，开风气之先，揭开了康雍乾盛世的序幕。此后程朱理学一直高踞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提到理学名臣，道听途说者往往为偏见所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些道貌岸然，满口教条，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假道学。其实不然，他们大多是学识渊博，个人修养很高，勤政廉洁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是经过科举这道门槛进入仕途的，但八股制艺不过是个工具，得鱼忘筌，用过就丢掉了。皇帝没有教主的地位，帝国也没有统一编定、强制推行的教科书，所以学术仍有自由思想的空间。名臣宿儒的真学问源自研读原著，而非八股教条。譬如理学名臣张伯行所为，就很有代表性，其“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50这些在科举考试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尖子，都是头脑极聪明之人，是精英中的精英。程朱没有真思想，真学问，他们会自觉自愿地服膺理学并在实践中卓有建树？不可能嘛！交代了上述背景，读者就可以明白曾国藩为何会有“不学如故”的警语了。八股制艺并非真学问，京师士大夫风气所至，必会将他带入程朱理学。
自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开始致力于程朱之学。当时与之往来频繁、相与切磋学问者，主要有陈源兖、冯树堂、吴廷栋、何桂珍、窦垿、邵懿辰、汤海秋、黎吉云、朱琦等人，大多是翰林院的同事。而在问学修身上，对他影响最大者有两人，一为唐鉴，一为倭仁。
唐鉴（1777～1861），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官御史、府、道、臬、藩，后内召为为太常寺卿。鸦片战争时，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直声震天下”。51在学问上，唐鉴宗尚程朱之学，躬亲实践，是当时众所公认的大学者。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在与朋友的闲谈中，听说“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52从日记中看，曾国藩开始向这位前辈问学，始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集》为宗。时余新买此书，问及，因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又言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饰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53
唐鉴于他的点拨作用，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是“昭然若发蒙也”。蒙者，幼稚无知也。旧时称学前儿童为童蒙，教儿童识字读书称为发蒙。曾国藩以此作譬喻，可见这番谈话对他震动之大。此后一段时间内，他之读书修身，处处以唐鉴所言为法，可说是亦步亦趋。譬如唐鉴自称最喜读《易》，曾国藩也开始读《易》；唐鉴每日省身自检，写入日记，曾国藩也开始于日记中自省；唐鉴讲要戒欺，曾国藩亦将每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