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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清军相持月余后，太平军继续北进，连克兴安、全州。四月二十三日，弃全州北进的太平军，原想乘湘江涨水，由水路进军湖南，但在蓑衣渡水塘湾遭到江忠源所部乡勇的伏击。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船只被虏获三百余只；这是起事以来，太平军首次遭到重创，也是湖南乡勇初次崭露头角。
水路受挫，太平军改由旱路北上，一路连克永州、道州，修整两个月，其间当地会党及周边民众，踊跃投军，增员二万之众。尤其是郴州煤矿数千矿工的加入，极大地增强了太平军的力量。此后太平军便有了一支精于穴地攻坚的土营。六月底，全军取道桂阳、郴州、安仁、荼陵、醴陵直趋长沙，一路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洪杨大军尚在郴州，前锋萧朝贵部二千余人已兵临长沙城下，攻城时，萧朝贵中炮伤重而亡，自八月至十月，太平军数次穴地攻城不得手，给养渐形匮乏，遂掳益阳民船北进武昌，攻克武昌后，太平军力量急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数十万人舳舻千里，直下江宁，最后定鼎金陵，成为与大清抗衡十四年的割据政权。
前后不过两年，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何以能够从容周旋于多路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最终猛虎出山，将大江南北搅了个天翻地覆。除去本章前述分析，我们还是用参与广西围剿的清方将帅自己的话作一总结。
乌兰泰继周天爵之后，一度为前敌统帅，拨归其麾下的贵州绿营各军，竟是临阵磨枪、平日全无训练之辈，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咸丰元年五月中坪独鳌山一战，黔军威宁、古州二营临敌竟不知挖壕筑垒以为凭借，甚至接到军令亦趑趄不前。结果面对七名冲杀过来的太平军，一千官兵竟不战而溃，事后“经奴才营官兵辱骂殴打，即奴才亲自吓喊欲杀，尚不敢出营，其怯懦不用命，亦可概见”。而“军营之弊往往以败仗报胜仗，杀贼以少报多，藉以邀功保人。伤亡官兵以多报少，俟获胜仗，陆续填报，借以避罪”。93清军将领与士卒如此素质，难怪与敌作战会望风披靡了。
赛尚阿继李星沅后出任钦差大臣，赴前敌督师，他在奏报中向皇帝说了实话。紫荆山一带的作战，太平军“由金田而东乡，由东乡而庙旺，由庙旺而中坪、寺村，屡次奏牍但言穷蹙思窜，其实该匪定期捉夫，从容而走，官兵壁上环观，竟有无可如何之势”。94
邹鸣鹤继周天爵后出任广西巡抚，其呈报广西吏治废弛则云：“迨任事后，检阅卷宗，咨询舆论，如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藉以人证难齐、屡催莫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迭更，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稽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之废弛尤甚。除大股小股匪徒已成滋事巨案不计外，具报连劫数家数十家，甚至截江焚村、拒捕劫官之案，屡见迭出。行旅处处戒严，通省无一完善之区。臣触目惊心，不得不细询乡绅之诚实者，均谓：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95积案如山，盗匪如毛，地方糜烂至此，难怪官员们视广西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了。
江忠源奉调随军，在乌兰泰营中出任幕僚，他将清军的不中用归结为两点：一、将帅不和，上下隔膜。“逆匪滋事以来，蔓延两省，辗转两年，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遂至溃烂不可收拾。”96二、将帅赏罚不明，致使军心不服。“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97
太平军攻占永安后，江忠源还乡募集乡勇千人赴援广西，蓑衣渡一战，江部重挫太平军，在与太平军作战上颇有心得。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说：“贼众虽称万人，其实能打仗者不过二三千人，且此二三千人亦非异常骁勇。我前彼仍退，我退彼乃前，惜各营将惫不能忍此须臾。以忠源身经数十战所历验不爽者，务望宣示乡勇，俾临阵保有把握。又驻扎地方，必须先筑营盘，深沟高垒。贼初来时，但在营中用枪炮轰击，俟贼威势既竭，然后出而击之，靡不胜矣。”又论太平军之战法曰：“然贼亦无他伎俩，不过到来之先，遣奸细以虚词恐骇之；将到之际，遣前队以甘言笼络之；既到则杀戮淫掠，无所不至。愚民至此，虽知被绐，而已悔不可追矣。”98在他看来，清军在广西，本来是有机会的。
七八月在新墟时，四面合围，本可歼旃，因在事诸公各存意见，遂至困禽漏网。及攻陷永安，向军门（即向荣，军门乃提督之别称）相隔百余里，坐拥重兵八千，迁延五十余日不敢进。
……去年六月，贼至桂平、新墟时，忠源方在乌都护（即乌兰泰）幕中，力主围贼之议，都护深韪其言。因诸将各怀意见，其后遂有官村之败。自贼据永安，以东路空虚，为都护作书请兵，十上而说不行，遂有大东（洞）之败。至自桂林窜出，攻陷全州，忠源先军桥头堵其西窜新宁之陆路，并钉塞河道，断其北窜零陵之水路。请于河东扎营，以为合力攻剿之计。时乌都护因伤不起，向军门卧病未来，诸将无所统纪，互相推诿。贼果从河东小路窜出，鏖战两昼夜，夺获贼船三百余只，贼之精悍若无几矣！斯时吾楚若稍有防堵，前后夹攻，何难聚而歼之？乃自入永州境，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计。而地方文武，又皆望风先逃，一至道州，势遂复炽。……因诸将懦不用命，以致江华、永明相继失守。适贼至七里江窜走，定议以万一千人拦头，九千人追尾。无奈拦头之师迟延不进，而所过州县又皆开门揖盗，无能守住一二刻，以待追兵之至者。自嘉禾以至桂阳、郴州，贼皆入无人之境。贼又知我兵不能拦头也，而以后队敌追兵，以前队攻城池，由是而永兴、安仁、攸、醴一带遂不保，且渐渐逼近省垣矣。99
耗时两年，军费千万，却是这样一种结果，咸丰震怒了。所有带兵大员均遭处分，而身为统帅的赛尚阿处分尤重，不仅被罢黜了钦差大臣在内的一切职务，而且被逮问，处以斩监侯（死刑待决）。改任两广总督徐广缙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其实如前所述，皇帝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用人不当，调度错谬，才是根本的败因。可在专制政体下，从来都是“天王圣明，臣罪当诛”，赛尚阿是不能不当这个替罪羊的。
武昌失守，继之以安庆、江宁（南京）沦陷，局势危笃，皇帝慌了，吃不住劲了，要动员百姓了。三年正月，咸丰发布了大办团练的上谕：
嘉庆年间，川楚教匪蔓延数载，嗣后行坚壁清野之法，令民团练保卫，旋即荡平。即今广西湖南地方，多有团勇保护乡里，贼不敢逼，且有杀贼立功者。况各处乡村，良民多而莠民少，若得公正绅耆董理其事，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地方间有土匪，一经约束，亦将驱邪归正，共保乡闾。惟有良有司素得民心，必可收众志成城之效。著各督抚分访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容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护卫身家。一切经费，均由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各团中如有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者，地方官即详申大吏，据实奏闻，朕必立加奖叙。如广西湖南各乡团出力者无不渥沛恩施。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皇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赀练族党乎！100
之后，朝廷在两个月内，相继任命了多名在籍大臣督办其所在省份的团练，连先前的曾国藩在内，共计四十三名。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说曾国藩。太平军如燎原的野火，一路烧过湖南后，湖南也开始有了动乱的征兆。原来蛰伏着的许多会党、土匪，受到太平军胜利的鼓励，开始蠢蠢欲动。湖南历来是会党之渊薮，说起来，湖南新宁天地会的雷在浩、李沅发之乱，正是引发广西大乱的星星之火。太平军入湘，天地会党徒，大多投奔而去，但仍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等名目繁多的民间会党，成群结伙，啸聚山谷。此外又有平日横行乡里之地痞流氓、散兵游勇及四处游走偷盗之徒，都是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之所以会如此，“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弥缝掩饰，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101
治乱世，用重典。曾国藩所论，堪称安定地方，抑强扶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一条铁律。古今中外，凡有人群之处，必有强弱、良莠之分，故一地乃至一国之政府，必得扶弱抑强，安良去莠，方能使社会安定，人民乐业。官府若放任恃强凌弱，以众暴寡，社会将会失去公正而沦入无政府状态，人与人之间也将蜕化为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起支配作用的是丛林原则，也就是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关系。谁的胳膊粗，拳头硬，谁人多势众，就可以攫取更多的资源。得不到政府与法律保护的百姓，为求自保，或组织起来自卫，或屈服或依附于黑社会，二者均会削弱统治者的权威，最终导致剧烈的社会动乱，颠覆既有的政治秩序。所以历朝历代，都有一套保持社会平衡与稳定的制度体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抑强扶弱，除暴安良。
当然，光有制度、法律还远远不够，还要看这个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贯彻执行。中国传统社会是个以家庭、宗族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也是个阶级没有充分分化的社会。国家由高高在上的皇帝与官僚集团构成金字塔尖的上层，下面是由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构成的塔基。其中只有士这个阶层因掌握文化而有能力参与政治，他们进可以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僚集团而跻身统治阶层，退可以以士绅身份影响地方事务，从而成为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官僚与绅士都属于精英阶层，也都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穷人也可以通过科举，富人更可以通过捐纳跻身于其中。帝国的行政延伸到县一级，再往下通常要通过民间自治组织——保甲实施政令，完粮纳税，而士绅阶层对此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士绅与官僚阶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士绅原本就是官僚或官僚在乡村的眷属，故与统治者休戚相关；但士绅又是地方性的、具有自身利益的集团，官府的作为如果越了界，侵害到他们的利益，就会遭到普遍的抵制，导致政令不通。故一个地方的治绩好坏，常常取决于官绅间的互动。通常，官员若廉洁公正，会得到地方精英集团（即士绅阶层）的拥护与合作，其施政会顺利得多；官员若贪贿不公，则会遭到他们的抵制，不仅难于施政，甚至会引发士绅们的反弹，他们会利用自己在官僚集团中的同乡、同年、戚友等各种关系，将其劣迹举报给其上司甚至朝廷，最终将其挤走。
曾国藩家族所在的湘乡，也是这样。国藩做京官那十几年，家乡几任父母官的官声都不佳，“先是，湘乡钱漕地丁悉由书吏征解，浮收倍取，恣为奸诈”。102道光二十八年，县中士绅甚至推生员王錱为代表，赴京上告（王錱因病于武昌折回，没有告成）。但曾国藩极不愿家人干预地方事务，给人以武断乡曲的劣绅形象，故为家人出了个应付的主意，要家人在地方事务中，保持一种置身于事外的超然立场。“我县新官加赋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场。凡大员之家，无半字涉公庭，乃为得体。”103
但清官则不同。道光三十年，酃县知县朱孙诒调任湘乡，这是位清官，下车伊始，即召见王錱等士绅，询问一县之利弊，随后便对赋税的征收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革。“朱公易为民自投纳，官给以劵，不复假手书吏，祛百年积弊。”104故大得全县绅士百姓的支持。不用书吏，那么征收的工作交给谁？朱孙诒决定交给绅士们来做，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以至于一向置身于事外的曾家，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场改革。在给国藩的家书中，竹亭公之兴奋溢于言表：“今年钱粮公事办得极好。朱石翘父台（石翘为朱孙诒之字，父台为对父母官的尊称）不受钱，有能有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