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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7精英阶层历来为开风气者，其所为必会影响到民间，因而其他社会阶层也形不成坚定的宗教信仰，而是对所有外来与本土的神祇，都抱有一种开放的、实用主义的态度。譬如山神、土地、灶王爷，上帝、阎罗、小鬼，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被奉为神灵的祖师爷，延及动物，鬼怪、狐仙、黄仙（黄鼠狼），乃至历史人物（如关公）、神话人物（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与故去的死人，只要听说显灵，无论何方神圣，普通民众的心态是开放的，一概来者不拒。可其态度又是实用主义的。譬如人们最熟悉的灶王爷，传说是古炎帝的化身，主火；民间认为他每年腊月二十四日要升天，向天帝陈说人间善恶，所以都赶在这一天祭拜灶王爷，即所谓过小年。以为好吃好喝贿赂他老人家一回，他会在天帝面前为自己隐恶扬善，即所谓“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是也。这种对待神祇的亦庄亦谐态度，在中国民间随处可见。再举一例，龙，是帝王之象征，崇高之至；可中国民间赛会及喜庆场合，无不舞龙，龙由天子之化身，一变而为芸芸众生嬉戏之对象。在用得着的时候，人们对神是虔敬的，所谓“祭神如神在”，但在平时，神大都被置诸脑后，直到下一个祭日的到来。此外，只要传说什么东西显了灵，为了趋利避害，中国老百姓都会为之建祠，以香火祭拜他，即所谓“淫祠”。闭塞落后、文教不兴的山区，尤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洪秀全在广西亲自参与捣毁的，即这种淫祠中的偶像。如赐谷村附近的六乌庙，供奉的就是一对殉情男女；象州的甘王庙，祭拜的是当地一个杀母的浪荡子，传说谁得罪了他，会肚子痛；武宣的九仙庙，也是这一类的淫祠。洪秀全敢砸偶像，又自称是自上帝身边下凡来拯救众生者，专能除灾免病教化世人，岂不是活神仙下凡，对百姓之诱惑力尤大。“是以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具（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38可见文化开放程度决定了人们对拜上帝的接受程度，从前洪在花县乡下传教，人们多视其为疯子，可在这山深林密的紫荆山中，闭塞愚昧为其提供了发展信徒的丰厚土壤。时至今日，在广大农村乡野地带，百姓为避祸攘灾而建的“山神庙”，仍然比比皆是。笔者在一中等城市市郊的亲戚处，曾亲眼目睹他们依照巫医指示，建造山神庙以祛除灾病的全过程。20世纪90年代兴盛一时的所谓祛病健身的几大气功门派，如法轮功、中功等，都是这类邪教的现代翻版。可见，国人祛除迷信，昌明科学的道路依旧漫长。
有了适宜的土壤，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大清帝国的衰败腐朽，才是洪秀全等所以能够逞雄一时的最根本条件。大清在康雍乾三朝达到鼎盛，在接下来的嘉庆、道光两朝就走了下坡路。乾隆禅位伊始，鄂豫川陕就相继发生了白莲教之乱，朝廷以举国之力，足足用了九年才扑灭了这次动乱。而南方各省之天地会、北方之天理教与捻子都已开始露头。外患方面则有西北张格尔的叛乱，以及持续一年多的中英鸦片战争。连年不靖的内忧外患暴露了帝国体制与国力的衰落，这种衰落，不在于经济，而在于专制集权所导致的风气败坏，以及由此而致的吏治的腐败、政治的腐败。
满清以少数统治中国，除去以高度集权镇压汉人的反抗外，更多地采用怀柔政策羁縻汉人，如以大兴科举，轻徭薄赋，蠲免钱粮等种种手段收揽人心。康熙五十年，下诏永不加赋，后来又实行摊丁入亩，逢水旱灾年，朝廷除赈济平粜外，还会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无论这些措施在执行上如何，平心而论，清廷主观上是想要减轻百姓负担，维持一个太平繁荣的局面的。但钳制言论，皇权独尊的体制必然会导致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风气盛行，“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39为投上所好，官员们报喜不报忧，层层将问题掩盖起来，营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对于当时的士习吏治，有冷眼旁观极清楚者。有个叫管同的人，是桐城姚鼐的弟子，他认为吏治之败坏，在于士风，因为官员都出自士大夫阶层，士风不正，官风自然难正。
今之士不外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贤无其志；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功立业无其心；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螯。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
又曰：
国家承平百七十年矣，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天下幸无事，畏懦而隐忍，无敢先动者；一旦有变，则乐祸而或乘（机）以起。而议者皆曰：“必无是事。”彼无他，恐触忌讳而已。天下以忌讳而酿成今日之祸，而犹为是言。40
这段话揭示了嘉道以来，政治腐败的最根本表现——官吏的不作为。所谓“不富不教”，指的是孔子与弟子冉有之间关于人口问题的一段对话。冉有问人口多了怎么办？孔子答曰：富裕他们。冉有再问百姓富起来后又怎么办，孔子答曰：教化他们。41古代称府县两级为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这称呼隐含着一种责任，即为官者要向父母对待子女一样，为他们谋幸福。让他们致富，富裕之后则要施以教化，即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而官员一旦只知谋自身之私利，而置治下的百姓于不顾，任其饥寒交迫，自生自灭，甚至有冤屈者无处说理，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民，势必与统治者离心离德，甚至巴不得通过一场大乱改变自己贫寒无助的地位，人心思乱；社会之不公发展到这个程度，政权也就危在旦夕了。而官员们仍会层层欺瞒，粉饰太平，甚至不承认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下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看小乱是如何酿成大乱的。朝廷之风气如此，地方上就更甚。丁忧在籍，曾在家乡帮办团练的龙启瑞42曾如此描述过道光末年的几位广西巡抚：“金田会匪，芽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龙自称）做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肯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43信中所言“巡抚某公”、“继之者”、“又继之者”，指的是自道光十六年至三十年出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周之琦和郑祖琛，时相指的是当时的大学士、军机首辅穆彰阿。穆彰阿如前所述，是靠揣摩皇帝心思，先意承旨以保禄位的佞臣，那么郑祖琛既是同类之人，上行下效也就不奇怪了。而且这位巡抚佞佛，讲求慈悲心肠，所以报经他审结的案子，宁宽毋严，许多人犯轻易逃脱了惩罚。44上峰如此，各级官衙自然上行下效，而官府的宽纵，必然助长地方恶势力的气焰与扩张。而老百姓在难以得到官府保护的局面下，只有两条道路好走，一是屈服与依附于恶势力，以避免自家受害；一是在当地士绅阶层倡导下武装起来，建立团练，守望相助，保家卫乡。团练是官府可以依靠的力量，可它若为劣绅或恶势力控制，则会成为横霸一方，与官府相抗衡的独立王国。接替郑祖琛署理广西巡抚的周天爵，也曾在家书中论及广西民乱的成因：
其地土广，民惰且愚，客民寄食其地，良少莠多。莠者结土匪，而土匪资其凶焰以害土著之良。土著之良不堪其扰，且欲大逐客民，于是仇结互杀，而桀黠者乘间啸聚，以千计以万计者多矣，劫掠左右江千里之间。其始激于州县不为理其曲直，而民嗟怨，邪教乘民怨抑而蛊惑招诱，以俗好鬼，设为鬼神之说。而大吏郑祖琛又笃信佛教，以不杀一人为功德。于是一省鼎沸，鱼烂日馁。盖自丁未（道光二十七年）至今，无月不损兵折将，而俱为讳饰之。……而李石梧继之。其为人力袒梦白（即郑祖琛，梦白是其字），一切查问失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45
所以到了道光末季，地方官员的姑息养奸，导致广西各类非政府组织与武装蜂起。“窜扰无定，击散复聚”者，为流贼；“招纳亡命负隅抗拒”者，为土贼；“创立堂号，阳若乡团，而阴为贼盗”者，为堂匪；46此外还有天地会等会党、横行于江河水道劫掠财物的“艇贼”；等等。总的可以归纳为三大势力：团练、土匪与会党。拜上帝会亦可以归入会党一类，不同的是，它以宗教迷信作为信仰基础，更具邪教色彩。
清代在南方各省流传最广的会党要数天地会。其创立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创始人是福建漳浦（清代为云霄县）高溪的僧人，俗名郑开，僧名万提喜，又号洪二和尚。47会党对百姓的吸引力在于，“入会之后，遇事互相帮助，免人欺凌，在家可保身家性命，出外可得同会照应。”48这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尤其具有吸引力，官府既然不能除暴安良，给人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百姓为了自保，必然会寻求有组织的保护。会党的创立者的目的则大不相同，这些人多是些野心家与勇敢分子，其中，借机敛财者有之，愚弄会众自我神化者有之，聚众生事、作奸犯科者亦有之，会党往往成为他们追求财富、地位与权势的工具，其下流者，往往凭借会党的力量，从事偷盗、抢劫、走私、窝娼聚赌、绑票勒赎等违法勾当，堕落成为社会中的黑恶势力。“许多秘密社会的首领，虽然在教内、会内拥有很大的权威和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平日，只能作为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所以，当秘密社会组织逐渐发展，其势力日益壮大后，首领们便不再满足于平民百姓的地位，而希望跻身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萌发了登基称帝的野心。他们往往利用手下教徒、会众的虔诚与无知，蒙蔽他们去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卖命。许多教首、会首在农村的小土屋里登基称帝，大封‘文武百官’与‘三宫六院’。为此，使大批教徒、会众付出了血的代价。”49譬如天地会的创始人万提喜，就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
秦宝琦先生对秘密会党首领的归纳，也十分切合拜上帝会的实际。它起初也行事诡秘，在拜上帝、反偶像的活动后面，其真实的政治意图——造反打天下是密而不宣的；它也同样通过各种方式向会众敛财；它以禁欲主义约束会众，其领袖却广置妾媵以满足自身的淫欲。还在金田大山中时，据被清军俘获的拜上帝教徒的招供，会首们（当时洪杨等尚未建号称王，故被会众称为“头子”）“俱着黄衣，每人妻妾三十六口，出门打黄伞执事，夜间设有更役巡查。”
嘉道以降，天地会已发展成为一个组织严密，拥有丰富复杂的仪式与暗号系统，分支遍及中南各省的黑社会组织，成为社会动乱的渊薮。广西的天地会组织，多由客家人建立传播，它的可怕之处即在于，任何一个天地会党徒，都可以凭借其独有的仪式与暗语，在其居留处发展新成员，建立分支，如同癌组织，在整个肌体中随机转移，四处繁殖。
广西之乱，起于道光二十七年湖南新宁会党雷再浩之乱及继之而起的李沅发之乱。新宁密迩广西，故得到广西各地会党的响应，战火在湘桂边界蔓延了数年。会党之乱甫平，匪患又起，而当地的土客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动乱的形势，后来竟发展到邀集土匪参与土客族群械斗，数年之间，处处烽烟，官府穷于应付。大批客家人为求自保，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当时官府的注意力在会党、土匪身上，故其活动起初并未引起重视，拜上帝会遂得以在动乱中悄然发展。即使有当地的士绅向官府举报，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第一次冲突发生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桂平县生员王作新“以冯云山等迷惑乡民，结盟拜会，践踏社稷神明”，率本地团练抓了冯，交保正押解赴官，途中为拜上帝会成员曾亚孙、卢六等聚众抢回。十二月，王作新等具状呈控于县，却遭知县王烈的批驳，不予受理。王作新遂于当月十二日再捕冯云山、洪秀全、曾玉珍、卢六，转送大黄江巡检司，由巡检司押送冯、卢赴县，洪秀全、曾玉珍被释。这一次，王作新提供了证据——传教的妖书，说他们“阳为拜教，阴谋图叛”。51据说王还向县官行了贿，冯、卢遂被收监羁押，而卢六不久瘐死狱中。洪秀全记起两广总督耆英曾奏准许可中国人信仰及传播基督教，于是返回广东，打算向总督衙门申诉，请求释放因信教而入狱的冯、卢二人。不巧的是，他赶到广州时，耆英已于十日前离任赴京了。52这期间，拜上帝会亦积极开展营救，除筹集数百串钱用以运动官府外，还向浔州府上诉呈递了该会十诫文书，以证明其为信教劝善之组织。而王作新等亦向府台衙门呈控，知府顾元恺将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