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自成的养子张鼐告诉南明朝廷的大臣何腾蛟，李自成确实战死了，当时张鼐就在身旁。不过，何腾蛟没有献上李自成的首级。连张鼐都说李自成死了，这个消息应该假不了。如果李自成真的死了，为什么没有他的首级呢？只有一个原因，李自成的部下把他埋葬了，别人找不到。
认为李自成没死的一派又分为两种观点，这个传说流传极广，金庸在《鹿鼎记》里就采取了这个说法。李自成逃到了湖北石门县夹山一带，石门县的县志说李自成来到夹山以后，出家当了和尚，法名奉天玉和尚。1980年发掘出来的文物证明当年确实有这么一个奉天玉和尚，而且这个和尚死的时候没有按照僧规火化，却像寻常人一样安葬。据说，这个奉天玉和尚长得特别像李自成，在顺治元年出家，说话时满口陕西口音。加上李自成曾经自称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人们自然而然以为奉天玉和尚可能是奉天王的隐晦说法。
但是这个说法的疑点是，奉天玉和尚和地方官的联系特别密切，李自成的长相太明显了，如果真是李自成的话，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地跟官府联系。
李自成的后人还提出了青城归隐说，根据《李氏家谱》的记载，李自成兵败后，化妆成和尚投靠远在榆中青城（位于甘肃省内）的叔父李斌，据说李自成后半生非常老实，待在深山大沟里，最后葬在龙头堡子山下。
李自成是一代传奇的英雄人物，身前死后都让许多人牵挂，或恨之，或敬之。不管李自成是战死还是归隐，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李自成被历史抛弃了。历史虽然抛弃了李自成，文学家却没有抛弃李自成。李自成是中国梦古老的版本。
第三章南明的那些事儿
清军来了以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意思大家都懂。当时明军却是留发留头，无发无头——剃了发的都杀。这下可把老百姓苦死了，碰上清军，不留下要死，为了保命只好剃发了；万一再遇到明军，到哪里去找假发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当官的来了百姓遭殃，盗贼来了百姓还遭殃。
弘光政权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崇祯虽然明知国家已亡，仍然不死心，让自己的几个儿子逃出去，希望有一天还能东山再起。
大明的孤臣们跟着明朝的宗室后代逃到南方，明朝的一些遗老们决定在留都南京拥立朱家王朝的后代，然后效法太祖朱元璋挥师北上，重新夺回政权。这个想法绝对是好的，也是有志气的。
但是一到具体问题上，马上就发生了分歧。宗室后代一大堆，到底立谁呢？史可法主张立桂王朱常瀛，桂王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儿子。以钱谦益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此人是明神宗的侄子，多才多艺，素有贤名。最终被立为皇帝的是福王朱由菘，因为朱由菘获得了南京一些掌握军权的将领支持。
明朝所有的缺点南明都继承了，但就是没有继承一个优点。就说亡国之君崇祯，虽然缺点一大堆，但是还是个管事的主，还是希望把国家治理好。南明这个小朝廷的表现实在太让人失望了，国难当头，这些人没想过如何去抵抗清军、如何剿匪，反而把民间选美活动当成头等大事来抓。
崇祯自杀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南京的大臣们就开始考虑推选新的接班人，崇祯的儿子们，当然也包括太子，下落不明。
有道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朱由菘登上了帝位。
朱由菘是明神宗朱诩钧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长子，崇祯的堂弟。崇祯在北京自杀后，他于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称帝，次年改元“弘光”。
朱由菘以前跟父亲待在洛阳，1641年李自成攻破洛阳后，朱由菘落难到江淮。清兵入关后，他又逃到江苏淮安。后来在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总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等人的拥护下在南京称帝。
当时中国有四大政权，多尔衮的大清、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朱由菘的南明。南明政权当时控制着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资源是最丰富的，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可谓是半壁江山。
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了大半，但南明政权丝毫没有励精图治的打算，反而醉生梦死，腐败不堪。朱由菘当上皇帝后，企图与清军联合，共同剿灭李自成、张献忠。朱由菘当皇帝期间，极尽享乐之能事，将大权交给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钺这些人，排斥以史可法为首的东林党人。
朱由菘排斥东林党人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传统，发源于窝里斗。在万历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国本之争，万历皇帝非常宠爱郑贵妃，对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爱屋及乌。郑贵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上太子，不断地在万历耳边吹枕边风。渐渐地，万历也就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可惜，东林党人百般阻止，东林党人信奉祖宗法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坚决反对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年，朱常洵最后被封为福王，迁到洛阳。最后，朱常洵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杀死。因为这件事，朱由菘非常排斥东林党人。
东林党的两个代表人物钱谦益和史可法在福王上台之前，可以说极力阻挠，他们很清楚，福王一旦上台，东林党难逃被整的命运。幸好，福王的人品指数确实非常低，不用东林党去抹黑，他自己就已经够黑了。
东林党人总结出福王的七宗罪：贪婪、淫乱、酗酒、不孝、虐待下人、不读书、干预有司。然后，发出宣传的呼声，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一国之君？
确实非常不配，但当时说话算不算数不是取决于人品，而是取决于候选人背后的力量。
史可法当时是南京兵部尚书，明亡后是一个大腕级别的人物。他是坚决反对立福王的，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他给另一个重量级人物马士英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劝马士英不要同意立福王。
马士英是凤阳都督，相当于凤阳军区总司令，说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当然，对立继承人问题，马士英心里也没底。对他来说，谁当皇帝都无关紧要，皇帝是不是贤明跟他更没有关系。他最在乎的是这个人上台后，我有什么好处。
史可法倒霉就倒霉在给马士英的那封信上。当时马士英拿着史可法的信想了半天，到底应该立谁呢？福王跟自己无仇，潞王也跟自己无仇，说实话，马士英真不知道该立谁。
马士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奸臣，但奸臣一般也是正常人，结果我们已经知道，马士英究竟为啥立了福王呢？
说来非常有意思，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事情就让马士英下定决心立福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这个偶然事件跟凤阳监军卢九德有关，卢九德是一个宦官，跟福王的关系非常好。在东林党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串通江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抢先一步拥立福王。这些总兵官都是粗人，政治上那些谋略他们不是很懂，但是拥立之功这个他们是明白的。总兵刘泽清看到这三人都举旗拥护福王了，心想再不举旗的话就迟了，跟着就加入拥立福王的阵营。
马士英懵了，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不跟我商量，我好歹是凤阳总督，是你们的领导，我还没表态，你们就先斩后奏了。马士英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这些总兵们都是武夫，跟他们动嘴皮子没用，如果还想要这些人听自己的话，只有跟着大家一起把生米煮成熟饭。马士英一拍板，皇帝的人选基本上就确定了。对马士英来说，这是一笔不错的买卖，自己没有付出什么，还可以凭着拥立之功当上丞相。
在马士英的一手操纵下，朱由菘很快就进入南京，接受群臣的朝拜。
在拥立这事上，东林党失败了，东林党失败不是因为没有能力，也不是因为没有势力。确切地说，东林党输给了时间。他们不可能在福王渡江之前，把桂王接到南京，因为桂王远在云南。
马士英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没有立刻让福王当皇帝，而是很有分寸地说道：“福王现在来到了南京，潞王和桂王还在偏远地方待着呢！皇帝这个位子我们还是给崇祯太子留着，哪天太子回到南京，就让他当皇帝。现在太子音讯全无，就让福王暂且监国吧！”
这番话说得有礼有节，不服都不行。此时，一身是胆的史可法作出了妥协。
史可法平生最重的就是忠义二字，窝里斗可以先放一边，大明江山的大局要紧。
史可法非常明白，大明这个公司已经接近破产的边缘，要想让它起死回生，必须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当然，这些措施并不能保证有很大的效果。
史可法第一件事是奏请朝廷设立江北四镇，安排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和刘良佐四个总兵镇守这四个地方。这相当于南明小朝廷的外围防线，史可法这么做就表示对四大总兵的重视，将国家的国防任务交给你们了，你们尽可能地发挥潜力吧！
小朝廷刚刚组建，没什么银子，所以防区内的军饷问题由各个部队自行解决。史可法当然知道这样会让士兵们不满，他又开出了一个优惠条件：各位总兵如果能收复失地，这个失地就可以并入你们的防区内。相当于鼓励大家扩张，为了提高在外打仗将士们的积极性，史可法还建议朝廷给总兵们封伯爵，其中黄得功还封为侯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也得以封侯。
一下子把许多将领们爵位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很不寻常，与其说是给他们好处，不如说是希望你们卖力点，再卖力点，一定要挽救大明这个公司。史可法当然很清楚，给这些将领们封侯，允许他们兼并土地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不用想就知道，造就一批大军阀。但出现这个后果的前提是大明公司没有倒闭，对于史可法来说，只要大明公司不倒闭，其他问题可以日后解决。
史可法操纵全局的时候，马士英有很强的失落感，这么搞下去，朝政就控制在你史可法一个人的手上了。马士英觉得，与其在凤阳督师，不如回到朝廷，控制朝纲。
仗着新皇帝是自己拥立上去的，马士英入朝之后，耍尽手段，终于把史可法赶出朝廷。
在马士英的怂恿下，朱由菘于顺治元年五月十五日在南京正式称帝，是为弘光元年。第二天，弘光帝就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士英为兵部尚书，相当于取代了史可法的地位。
这个安排一出来，舆论一片哗然。大家纷纷为史可法叫屈，说皇上啊，你怎么能放着济世良相不用，用跟阉党有关系的人呢？
朱由菘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选择阉党一方面是对东林党不放心，另一方面确实是想自己放心淫乐，把朝政都交托给马士英、阮大钺这些人。不管朱由菘选择哪个党派，都注定了南明政权的悲哀，因为最高领导者朱由菘就这样。他宠信奸臣，无所作为，没有防备清军，整日坐在秦淮河上的船上，沉沦在情歌艳舞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据说，当时秦淮河上的灯船之盛，天下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秦淮河两边的房子，雕栏画槛，一片珠帘，粉纱红帐，醉客熏熏，简直是腐败到了极致。
弘光皇帝就整天沉溺在灯红酒绿之中，估计连老祖宗朱元璋都忘记了。真是要死也要快活，当时的形势简直危在旦夕，随时都有亡国的命运。
国家都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弘光皇帝仍然大兴土木、选拔宫女、穷奢极欲。在当上皇帝之前，弘光曾经承诺，豁免练饷，取消崇祯期间老百姓的欠粮等等，免掉各种加派。结果呢，这些政策一项也没有实行，赋税反而有增无减，老百姓们叫苦连天。
俗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明政权如果能够争点气，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南明政权除了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三疑案”，即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
我们先来说说大悲案，大悲姓朱，是一个和尚。他跟潞王的关系比较好，潞王信佛，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聊出感情了以后，两人还互相认了本家。东林党之前一直想立潞王为皇帝，所以弘光帝对潞王非常防范，害怕潞王夺走自己的皇位。后来，大悲和尚来到南京，弘光帝怀疑他是潞王的刺客，到这里来刺探军情，便将大悲和尚抓起来，没过多久就将他杀掉了。太子案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有一个叫朱慈粮的年轻人自称是崇祯的儿子，也从北方来到南京。弘光帝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这个年轻人夺走自己的皇位，便先下手，将这个年轻人抓起来，关进大牢里。
最荒唐的是童妃案，李自成攻破洛阳之时，弘光帝还只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当时朱由菘侥幸逃脱，沦为落难王孙。在逃亡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姓童的女子，该女子对朱由菘非常好，两人结成患难夫妻，私定终身。朱由菘当上皇帝后，童妃千里寻夫来到南京，谁知弘光帝翻脸不认人，演绎了一个现实版的陈世美。他不光不认这个妃子，还把她关进牢里，折磨致死。
这三大案犹如三大石头，激起了千层浪，在整个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特别是太子案，从弘光帝急不可耐地收十“太子”时，大家就可以看出他内心那种仓皇和恐惧，这种恐惧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不自信。不免让其他人联想到，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皇帝之位来路不正。
左良玉是明末一个特别厉害的将领，张献忠就是被他打得抱头鼠窜，据说左良玉曾经把张献忠逼入绝境，完全有机会灭了他。后来张献忠跟左良玉说：“你现在之所以受重视完全是因为我啊，我一死的话，你不但前途没了，还会因为以前的罪过被处死。”就这样，左良玉放过了张献忠。
左良玉是东林党人一手提拔起来的，跟东林党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这个原因，朱由菘上台之后对他非常排斥。太子案爆发后，左良玉压抑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他以“清君侧”的名义领军沿江开往南京。与此同时，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攻占西安，打败了李自成，正以疾风扫落叶的势头横扫中原。多铎的大军已经快到达淮河了，弘光帝这时候非但没有考虑和左良玉“议和”，一起抵抗清军，反而命令江北防线的明军掉头攻打左良玉。
南明这时候仍然把“流寇”视为最大的敌人，弘光政权的基本国策是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也就是一句老话，攘外必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