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原本是希望老师曾国藩能领导这场洋务运动，但曾国藩这个人太精明，他绝不会傻到挑这个头。这个头只能由恭亲王来挑，老佛爷在后面有选择性地支持。
当时中国聘请了一个洋人当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人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这个人很有责任心，也很有职业精神。他二十六岁时担任这个职位，一做就是四十五年。赫德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中国各个衙门里一片腐败，唯独海关一枝独秀。西方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机构，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大概能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改革来革命去，总脱不了坏毛病了吧！鲁迅说劣根性是没错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人种的劣根性，而是文化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次性搞定的东西，中国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复杂。
赫德当时给清廷高层写了一本类似于战略白皮书的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大计，如果这些东西付诸实践的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后来的历史究竟会如何发展。
遗憾的是，清廷虽然最后把赫德的官阶提升到正一品，但始终把他当成个客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洋人，他真希望中国强大吗？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不可能。
湖广总督官文就说赫德的所谓战略里“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说“万万不能照赫德说的做”，两广总督瑞麟说“要富强，靠自己，洋人能帮我们什么”……
总之，皮肤不黄不可信，眼睛不黑不真实，头发不直不牢靠。
这个赫德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很多，我们就挑重要的来说。
首先，这个洋鬼子第一眼就看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他说如果不把官场治理好，将来中国就无法立足，会分崩离析的。其次，军队问题很严重，军队懈怠，士兵不肯尽力，将领们贪生怕死、贪污受贿，这样下去军队只会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就是教育，这些八股文教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之乎者也看得人头晕。这些都得改，当然赫德也考虑到别人骂自己“包藏祸心”，并不敢真正触及科举制度，只是说在科举之外也要提倡西式教育，学以致用。说到政治改革，他也没说向西方那样搞个国会，而是一步步来。
其实，这个赫德也是个挺实在的人，他对大清好是真的。为什么对大清好呢？因为恭亲王、文祥等人非常器重他，洋人也知道知遇之恩。
列强说白了是一群狼
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最为友好，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的好感，奕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了，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继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譬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在老百姓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怪了。就拿天津教案来说吧，其实双方都是起源于一种误解。百姓听信谣言，认为神父做一些伤天害理的勾当，群情汹涌，不辨真伪，把教堂包围起来。攻陷教堂之后，接着便是我们熟悉的打砸抢烧，这些事情势必会引起外交冲突。
清廷让曾国藩处理教案事件，曾国藩为了息事宁人，似乎有意“偏袒”洋人，结果引起了公愤。其实曾国藩也没有办法，他从大局着想，不可能纵容那些暴民。暴民容易被愤怒左右，而愤怒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朝廷本来对曾国藩疑心很重，正好借着这个由头，让李鸿章替代曾国藩，曾国藩被调回原来两江总督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应该重点说说日本，中国近代史最主要的精力还是和日本较量，而且在这个较量过程中，我们一输再输。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可谓是刻骨铭心，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我们自己倒没有什么，日本这个邻居反倒有深刻的危机感。他们模仿勾践，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在不知不觉中发展国力。
一旦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崛起，日本立即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朝鲜就是日本向东亚扩张的跳板。日本积极对朝鲜展开外交攻势，外交攻势往往是军事进攻的一个前兆。李鸿章特派袁世凯前往朝鲜处理日本问题，袁世凯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朝鲜问题上有得有失，但最终还是没有阻止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
至于中俄关系就更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从康熙开始，中国与俄国就没有安宁过。伊犁叛乱发生后，清廷曾希望俄国能够伸出援手，但俄国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俄国想占领伊犁，控制新疆。左宗棠西征大军来到后，与俄国进行了交涉。最终左宗棠兵锋犀利，俄国慑于他的威势，不得不放弃控制新疆的企图。
这一时期是暴风雨酝酿的时期，列强环伺，而中国又缺乏一个能够纵览世界大势的领袖。而且中国内部问题相当多，统治阶级在许多问题上意见都是分裂的，这样一个低效率互相牵制的政府显然不足以应付这么多的内忧外患。
第三章打仗还得靠左宗棠
晚清史是一段屈辱史，左宗棠西征总算给清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收复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用兵，更是因为他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出征的时候，左宗棠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由此可见他的决心。
左宗棠不爽李鸿章
鸦片战争后，中国就没少接受炮火的洗礼。
1874年，日本悍然发兵台湾，中国竟然被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欺负，不仅损失了琉球岛，而且还要赔给日本一笔巨款。这场战争让清廷意识到中国海防的薄弱，11月5日，以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呈上了一份奏折，强调必须加强海防，重点提出练兵、引进新式武器、多造船的策略。11月19日，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呈奏《海洋水师章程》，请求创建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分别守卫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李鸿章更是呈奏了一篇“万言书”——《筹议海防折》，条分缕析，说中国江海门户大开，敌人可以随便出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只有创建一支现代化的海军，才能确保江海门户的安全。如果李鸿章只是建议加强海防的话，倒不会引起太多的争执，关键的是他还说自古清廷一直重视西北的边防，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政府应该更加重视海防。
李鸿章的意思是政府应该把海防当成头等大事，至于西北边防相对没有那么重要，李鸿章还抱怨说西北即使平安无事，每年还耗费三百多万两银子，很不值。当时，新疆问题很严重，俄国军队已经侵入伊犁，左宗棠听说李鸿章建议暂缓西征，立即跳了起来。
左宗棠当时是陕甘总督，主持西北的防务，如果清廷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必定削减西北的军费。左宗棠立即上了一道奏章：“海防固然重要，塞防也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新疆一定要收复。”
清廷经过反复考量，接受了左宗棠的建议，海防与边防并重，一面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一面让李鸿章办理北洋海防事务，沈葆桢办理南洋海防事务。
当时清廷财政比较拮据，最后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打算，决定先打造北洋海军。李鸿章着手创建北洋海军后，建议朝廷购买外国战舰，清廷没办法，只好在国外购买了46艘战舰。此外，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也造了23艘小型舰船。
1885年10月，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1888年海军衙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留英的海军人才林泰曾、刘步蟾为总兵。除了北洋舰队之外，清廷也在陆续创建广东、福建、南洋三支舰队。
抬着棺材上战场
在清朝时，新疆是一块是非之地，动乱频繁。
1864年，新疆爆发了反清武装起义，整个新疆陷入动乱和割据之中。1865年，浩罕汗国在英国的支持下，派遣大将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先后剿灭新疆的割据势力，自封为“洪福之王”。之后，阿古柏又攻占了吐鲁番，翻越天山后，又占领了乌鲁木齐。
阿古柏还和英国、俄国勾结。1871年5月，趁阿古柏北进之机，沙俄入侵伊犁，并放话说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命收复新疆，当时左宗棠已经六十多岁，而且身体还有病。左宗棠是一个战神，国家有战事，怎肯托病推辞？
1876年，左宗棠率领三路清军向新疆进发。进入新疆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先收复了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然后开始攻打吐鲁番，战神出手，果然不凡，不到半年时间，左宗棠就收复了北疆大部分地区。
进入南疆后，左宗棠号召新疆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共同进击侵略者。1877年，阿古柏被左宗棠打败，兵败身亡。1878年，左宗棠又收复了和田，处决了勾结外敌的金相印。至此，除了伊犁外，新疆全境已收复。
晚清史是一段屈辱史，左宗棠西征总算给清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收复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左宗棠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不光是因为他善于用兵，更是因为他有一股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出征的时候，左宗棠让士兵抬着自己的棺材，由此可见他战死沙场的决心。
左宗棠很清楚，征途还没完，新疆还有一座孤城等着他收复。这次，左宗棠面对的是俄国人。年近69岁的左宗棠开始整顿兵马，指挥三军再出玉门关，将大军部署在哈密，准备跟俄国人大战一场。
俄国当时正在克里米亚地区作战，看到左宗棠兵临伊犁城下，觉得如果跟左宗棠硬拼可能讨不到好处。左宗棠军队的锐气沙俄是亲眼看到了，事到如今，他们觉得还是谈判为妙。
1878年6月，清廷派遣吏部右侍郎崇厚前赴伊犁和俄国谈判，崇厚根本不是谈判的料，在狡猾的俄国人面前，他一再被愚弄，于第二年10月2日和俄国人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根据条约，清廷赔偿俄国五百万两白银，并将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土地割让给俄国，允许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经商并全部免税，还必须允许俄国人经过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通商……
这个条约签订后，清廷上下一片沸腾，慈禧一怒之下将崇厚革职查办，刑部判定为“斩监候”。随后，清廷照会俄国：崇厚没有权力签订这个条约，条约无效。清廷决定另派代表和俄国谈判，这次派遣的人是曾国藩次子曾纪泽。清廷一面让曾纪泽去谈判，一面让左宗棠调兵备战。
俄国人好不容易忽悠崇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听说清廷宣布条约作废，顿时恼羞成怒。俄国公使闯进总理衙门，对着清廷官员叫嚣：“你们敢撕毁条约，我们就动武。”
1880年7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双方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谈判，俄国代表坚称条约不能作废，不仅不能作废，连修改都不行，甚至还要中国将沿海地方作为通商港口，还要清廷增加赔偿，否则就用武力说话。
为了给谈判增加筹码，俄国向伊犁增兵，还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部署重兵。曾纪泽在出发前，李鸿章就叮嘱他：“通商的事好商量，但是领土一定要保全。”曾纪泽毕竟是曾国藩的儿子，虎父无犬子，经过半年艰辛的谈判，1881 年2月，双方在彼得堡签订了《伊犁条约》。根据新条约，中国收复伊犁和特克斯河流域的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俄国商人可以在新疆自由贸易，不需要缴税，此外给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