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拍案：奇！奇！奇！
这天，嘉庆正在看奏折，当览至这个案子的奏章时，禁不住掌击案桌，大喊：“奇！奇！奇！”
嘉庆可能是少见多怪了，他奇的是这些犯罪团伙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将黑手伸向国库，他不明白帝国的那么多官员是干吗的。皇帝们习惯了那些勒索敲诈下属的贪官，很少碰到有贪官直接将手伸向国库的。
在清朝，国家的财富无非存在于两个地方，一个是户部，这个地方掌管国家税收收入，属于公款；另外一个就是内务府，这里存放的是皇家的家产。
在嘉庆看来，无论是户部还是内务府，都有很多部门，里面戒备森严程序复杂，办事手续非常严密，要想从中捞钱谈何容易。但这些人不仅做到了，而且连续三年从国库中盗取银两共计六万九千两。嘉庆气愤的是，作案时间这么长，盗取财产这么多，怎么那么多官员就没有一个提前发现呢？嘉庆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吏治之腐败。
最让嘉庆受伤的是，卷入此案的官员有四十多人，这些人助纣为虐，不但不思报国，反而做出如此卑鄙下贱的事情。嘉庆愤怒了，痛苦了，他痛骂这些官员禽兽不如，昏聩愚蠢，让刑部严加查办。
这个案子当然不难审，也容易结案，最难的是此案背后所反映的官场问题。该如何整顿治理官场呢？嘉庆似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渎职的官员自然应该撤下，撤下之后换一批，时间长了还是老样子。
嘉庆让军机大臣认真调查，然后给自己呈上一本失职官员的名单。不久后，军机大臣呈上了一份长长的名单，并特地指出，工部尚书温布责任最大，因为温布任职时间最长，其本人又工作懈怠，玩忽职守，一切弊端都是从他开始。如果温布不革职的话，工部的官员们工作风气很难改变。
嘉庆细细研究名单，争取一个都不放过。
根据大清的法律，蔡永受情节最严重，他伙同王书常、吴玉伪造公章，冒取银两十余次，合计冒取银两五万两及物品折合为一万九千两。蔡永受本人分得脏银九千两，是犯罪团伙中得银最多的。所以蔡永受被判定为斩立决。
王书常每次都充当冒银先锋，假装是朝廷的办事人员，按假传圣旨罪拟定为斩监候。王还犯有私刻公印罪，也是斩监候。两罪并罚，斩监候加上斩监候结果还是斩监候。
吴玉在伪造公印上虽然是个从犯，但是根据律法，应当处以斩监候。
为了对官员起到警示作用，嘉庆还让国家六部三库等所有衙门的官员前去刑场观刑。应该说嘉庆为了整顿好吏治，挖空了心思，可惜这些官员都是老油条，处死一两个犯人是绝对吓唬不到他们的。
工部铺户蒋得明，伙同罪犯十次加入犯罪活动；谢兴邦、商曾祺都是犯罪团体的骨干人员。这些人全部处以绞监候，秋后处决。
由于涉案官员太多，这里不一一列举。根据他们的情节轻重，嘉庆酌情给予相应的处罚。
接下来我们看看嘉庆是如何处罚那些渎职的官员的。
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苏楞额和工部侍郎阿明阿二人，主持工部事务，然而对于蔡永受等人的文印信屡次签发却毫无觉察，过失严重，苏楞额被革去工部尚书的职务。阿明阿七次失察，过失更重，不仅被革职，而且要发配到热河做苦工。
工部尚书德瑛六次失察，三次在伪造文印上签字，而且调查发现，德瑛一些日常工作的行文竟然让儿子代劳，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工部侍郎。后来，干脆让他退休。
大学士总理户部禄康六次失察，革去太子少保头衔，降为协办大学士，任户部尚书。
协办大学士长麟也有失察之处，加上他本身有眼疾，但这个不能成为失察的借口，所以免去协办大学士的职位。
内务府大臣兼工部尚书英和、常福两人失察两次，降为三品顶戴，八年后复职。
内务府大臣和世泰，拔去花翎，降三级留任。
大学士兼管三库事务的费淳虽然没有直接的失察地方，但在工部和内务府任职时间相当长，所以革去官衔，降为侍郎。
工部尚书温布在工部任职最久，承担的责任也最大，工部的许多弊端都是从他开始，本应对他严厉处置，但因为他已病故，故不再议罪。
看到没有，嘉庆为了整顿吏治，连死人也揪出来特批。后人评价嘉庆庸弱守成，一点没错，虽然上面的处罚还算有力度，但执行起来嘉庆就手软了。真正判刑的时候又从宽减刑，按照嘉庆的意思是，涉案官员太多，如果真的从重惩罚，反而对工部冲击很大，而且处罚他们后，他们处于闲散状态，以后复职的话就更加懈怠。
这些理由全都是借口，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嘉庆性格中致命的弱点：庸弱。这就是他不能整饬吏治的根本原因。
第七章紧锁的大门
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自海外的威胁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跟以往任何朝代都不一样。当西方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清王朝却仍旧在封建统治的困惑中打转，嘉庆就是处于这种困惑中最典型的皇帝，他不明白吏治何以这么难整饬。他绞尽脑汁，始终没有考虑到可能是制度出了问题，他从不怀疑圣王之道。
然而，无情的现实即将告诉清王朝一个真理：圣王之道已经行不通，何况圣王是中国帝王追求的最高境界，只有极少数帝王才能做到内圣外王。可是，当资本主义大潮蔓延整个世界时，即便成为一个圣王，似乎也很难拯救一个国家的命运。
直到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圣王之外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制度。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清兵入关，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都比不上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李自成造反只不过是中国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中的一个例子，清兵入关也不过是暴力集团发展壮大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并无任何特别之处。而资产阶级革命却宣告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制度正悄然崛起。
当乾隆陶醉在十全武功中时，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工业革命。当乾嘉还在纠结于吏治腐败时，北美殖民地爆发了独立革命；法国制宪会议通过了《人权宣言》，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对这一切，嘉庆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在嘉庆时期，天朝大国虽然在不断衰落，但是心态仍旧是天朝大国。对于任何来华的使团，清廷都称之为贡臣和贡使。嘉庆虽然在世人眼里是一个庸弱的守成之主，但是对待像暹罗、朝鲜、安南、缅甸、廓尔喀和琉璃这样的小国，完全是一副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姿态。
在中国充当西方文化使者的最开始都是一些传教士，顺治对西方传教士采取宽容政策，康熙前期继承了顺治的政策，后来因为罗马教皇的强硬态度，康熙下令在中国取缔天主教。从康熙开始，清廷就一直禁止天主教。嘉庆继承了先辈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当然，像宗教这种东西肯定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对此，嘉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嘉庆年间，还是有三次查禁西洋教的高潮。对嘉庆来说，这不仅是秉承祖制，也是维护国体。嘉庆多少意识到，西洋教传播的这些东西对于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尤其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思想，很有杀伤力。
在对外贸易方面，嘉庆采取了相当保守的姿态，闭关锁国似乎不是嘉庆的错，不过是继承“祖训”而已。嘉庆绝对有权力改变政策，但他没有这么做，最主要是没有意识到“对外开放”的好处。但即使明知好处多多，如果对帝国有风险的话，相信以嘉庆的性格也不会“开放”的。
国家嘉庆一个人说了算，不开放也没办法，但嘉庆还给出了不开放的理由：“我天朝上国地大物博富有四海，难道需要跟那些弹丸小国贸易赚钱？”嘉庆的意思是，我们很富有，没必要跟洋人做生意。嘉庆还给出了一个理由：“外国佬卖的东西全靠在我们内地销售，而这些钟表呢绒等东西，又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我们卖给他们的茶叶和土丝却是生活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停止贸易，他们立刻就完蛋。”所以，嘉庆的意思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上，对这些洋人可以随意鄙视。
嘉庆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更不是他的独创，他不过是重复老爸乾隆的观点。乾隆曾经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国书，意思是：“我天朝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本来是不需要跟你们通商，用你们货物的。但是因为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瓷器是你们必需之物，如果我们断了通商的话，会使你们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所以格外加恩体恤，在澳门等地开设洋行，准许你们来贸易，沐浴天朝浩荡的皇恩。”
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乾隆的话中感觉到那份不可一世妄自尊大的狂妄，英王肯定也受不了这种口气，但为了跟中国通商，也只能忍着。一旦他们的国力强大了，难免就不愿再忍了，到时候直接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这就是后来的鸦片战争。
嘉庆限制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防止白银外流。他曾经为此叮嘱广东总督吉庆：“西洋商船来中国，一船的货物往往能赚取大量的银钱，长期下去会导致中国白银越来越少。就说钟表吧，他们不过是用少量的铜铁制成，结果把我们白花花的银子赚走；还有玻璃，在他们那儿不过是通过一些简单的原材料淬取，然后做成窗玻璃和屏风，在中国能卖到一个好价钱。他们用无用的东西购买我们有用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行为，长期下去会损伤我国的元气。”
就嘉庆当时的认识来说，他能从经济角度考虑国家的元气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嘉庆的担心是正确的，黄金白银是世界的硬通货，如果大量外流，必然会影响国内经济稳定。但是如果因此而终止和其他国家贸易，也是得不偿失的，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实行纸币，不过这在当时太不现实，当时国与国的贸易只能用硬通货。于是，嘉庆便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
道光年间曾发生白银大量外流的事件，结果严重地影响了全民的经济生活。这说明嘉庆多少还是有一些先见之明的。
嘉庆禁烟
鸦片是由罂粟花的汁液制成，最开始是一种药用物品，起麻醉、止痛的作用。
在唐朝时，就有阿拉伯商人把鸦片带入中国，当时称作“阿芙蓉”。不久，中国就有一些地方种植罂粟，不过当时规模相当小。明朝时，周边一些小国甚至把鸦片当成贡品进献给朝廷。其时，鸦片的价格相当昂贵，价值等同于黄金。
鸦片变成毒品还是在清初的时候，爪哇等地的人通过管子大量吸食鸦片，逐渐成瘾，人们才发现鸦片的危害。
在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鸦片是一个重头，对于鸦片，清政府征收的关税也相当高。康熙对鸦片收取重税，大概有限制鸦片进口的意思。雍正对鸦片的危害认识更深一些，曾经下达了禁烟令，规定除了药用鸦片，其他鸦片一律为违禁物品，一旦发现，枷号一月，并发配充军；私开鸦片馆的，罪行等同于邪教宣传者，处以绞刑。
雍正的禁烟法令虽然严厉，但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地带，也就是说药用鸦片不算违禁。许多非法商人必定紧紧抓住这个漏洞，先把药用鸦片走私或进口，然后再提炼成鸦片烟。
所以，雍正禁烟之后，鸦片的贸易反而逐年增加，这些进口的鸦片无一例外都是以“药用”的身份光明正大地进入中国市场。
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时，鸦片贸易比雍正时增长了二十多倍，看到这个数目，连乾隆也感到触目惊心，于是也下令禁烟，把雍正当年的话重复了一遍。
到了嘉庆时候，鸦片问题更加严重。他知道，他不能再像父亲那样敷衍了事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正视这个问题。
嘉庆知道，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不能再像父亲和爷爷一样，不可以给鸦片贩子留下缓冲地带。嘉庆宣布：停止征收鸦片税。听到这个消息，鸦片贩子肯定要欢呼雀跃了。不过，嘉庆的话还没有说完：从此以后禁止鸦片进口。这就彻底断绝了鸦片进口的路径，接下来自然是严厉打击走私了。要知道，有利润的地方就一定有商人，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身家性命尚且不顾，又怎么会真把禁令当回事呢？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里含蓄地赞扬了嘉庆的禁烟政策，不过里面把中国人说成是半野蛮人显然让人不太舒服：“中国皇帝（嘉庆）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的鸦片以及向中国私卖的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
从此以后，鸦片只能通过地下信道在中国流通了，这对于嘉庆来说仍然是无法容忍的。禁烟之后，政府将与鸦片贩子和吸毒者展开更艰难的斗争。然而政府虽然强大，毕竟在明处；鸦片贩子虽然分散，毕竟隐藏在暗处，这场战斗谁胜谁负很难轻易下结论。
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又将禁烟政策推进一步：禁止在内地种植鸦片。
嘉庆的禁令对于靠鸦片为生的人来说不啻为唐山大地震，各大公行和商行不得不终止和东印度公司的合作。最不甘心的要属国外的鸦片贩子，好端端的一个巨型蛋糕被人端掉了，他们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对这些国外的鸦片商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开辟非法的销售渠道，当时澳门和广州的黄埔水域就是他们走私鸦片的据点。眼看地下走私之火就要蔓延开来，嘉庆岂能无动于衷，他也知道福建和广东两省是非常惹火的地带，在这里一定要布下重兵。
嘉庆再三叮嘱两广总督吴熊光，一定要把禁烟事情作为重中之重，强力打击走私贩子。
尽管如此，鸦片走私仍然很难禁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