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越来越陷入混乱中，也没多少人愿意请他抄写或是授课。走投无路之下，他跑到路边摆摊，为人测字算命。一个精神病人给人算命这是非常荒唐的，很快他就混不下去，沦落为乞丐。
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他在内心里还幻想着娶到一个漂亮的老婆。乞讨的时候，他暗恋上董家的黄花闺女，虽然他是疯子，也知道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可能的事。丁文斌知道，要想取得漂亮媳妇必须有钱啊！
但是怎样才能有钱呢？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自己造钱，这样不就成为富翁了吧，丁文斌在想象中把自己造的钱命名为“太公九府钱”。意淫的滋味是甜美的，可是睁开眼一看，失落感更重。想来想去他发现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自己之所以这么下贱，倒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没权势啊！
丁文斌可算是想到点子上了，对于他这样的人这是认知的突破，但也是死亡的开始。丁文斌想入非非，世上最有权势的人莫过于皇帝，皇帝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当了皇帝，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很多造反的人都跟丁文斌有相似的想法，不过他们好歹是理智的，知道能不能当上皇帝靠的是实力和运气，而不是空想。
但丁文斌除了空想，什么都不会。到了中年时，丁文斌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经常出现幻觉。后来，他经常听到“上帝”在跟自己说话，在“上帝”的启示下，他写下了《文武记》和《太公望传》这两本书。他自认为这两本书写得相当好，想投石问路，找个公职做做。便拦住了江苏学政庄有恭的轿子，庄有恭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丁文斌指望他能看上自己。
没想到，书是送给了庄有恭，但此后毫无音信。没办法，丁文斌又沉入了幻想中。“上帝”又开始对他说话了，让他把以前的作品改写成《洪范》和《春秋》。丁文斌于是就开始修改了，他把书中的“丁子日”统统改成“天子日”或“王帝日”。在中国古代史书里，只能用帝王的年号纪年，而丁文斌居然自号“丁子”，用自己的号来纪年。这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他后来改成天子和王帝，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天子和皇帝了。
丁文斌还决定定国号和年号，准备颁布一本《时宪书》，让天下人都奉新朝为正朔。丁文斌把国号定位大明，年号用天元。
丁文斌如果只是自己想想，还不至于送命，但他居然异想天开，准备去山东把自己的书交给孔子的后代。孔子的第七十一世孙孔昭焕看到丁文斌这些书，立刻下令府里的人把他捆起来，并迅速将这事禀报乾隆。
这个案子简直不用审了，反迹昭彰，唯一要考虑的是丁文斌是精神病。审讯中，丁文斌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审讯官荒唐到什么地步，居然让他把上帝叫出来。
杨应琚负责审理此案，他经历的事情多，虽然不懂现代精神病学，但是也知道这种情况是大脑出了问题。杨应琚在审理这个案子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精神病血口喷人，乱咬一气，把朝中大官都咬进来。所以，他希望快点结案，他也知道乾隆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如果乾隆疑虑加深，本来没什么事情，都会弄出许多事情来。
乾隆跟杨应琚的想法差不多，都主张尽快把犯人按大逆罪凌迟处死。
就这样，一个疯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凌迟处死，看客们的表情都非常麻木。只有一个人有所触动，这个人就是庄有恭。庄有恭当然不是同情丁文斌，是他自己跟着遭殃了。乾隆不久发现了丁文斌曾经给庄有恭投书。庄有恭早把这事忘在脑后了，等到想起时，拿起那本书给乾隆。乾隆发现这本书跟从丁文斌身上搜出的书完全不一样，认为庄有恭故意隐瞒。
乾隆决定罚款，你庄有恭做了多少年的官，把你的拿到的薪水乘以十，好好还吧！自己没还完，后代接着还。十四年后，庄有恭郁闷而死，死前还欠了六万多两银子。
此后，乾隆还处决了直隶的疯子刘德照等人，以及一些因为笔误而受处罚的人。
对疯子搞文字狱，而且文字狱一搞势必牵连到罪犯的家人，这种荒唐事竟然发生在号称明君的乾隆头上。后来一些大臣实在看不下去了，斗胆对乾隆说，这些疯子疯言疯语，即使要惩罚，止于他们自身就行了，没必要牵累到家人，并不是家人把他们逼疯的。
乾隆好像听进去了，也好像没听进去。
制造文字狱让乾隆很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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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藻这个人做官比较谨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要通过正规途径整他没那么容易。但乾隆一点也不担心，胡中藻不是写了一本诗集，叫什么《坚磨生诗钞》吗？那好吧，就从这本诗集入手。
汉字内涵那么丰富，就不信找不到胡中藻的把柄。胡中藻，你自号坚磨生，这次我就要磨得你生不如死。乾隆把这个任务交给军机处行走蒋溥，蒋溥的任务是先搜罗“罪证”，等乾隆觉得时机合适时再出手，所以这个任务一定是保密的。如果蒋溥泄露出去，十个脑袋也保不住。
就这样，蒋溥拿着《坚磨生诗钞》苦苦研读。老实说，这个任务真不轻松。出于文人的一种虚荣，坚磨生同志写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些奇险的文字，显示自己文采非同一般。
我们不妨把蒋溥从鸡蛋里挑出的骨头罗列一下，看到这些“骨头”我们一定佩服中国人在罗织罪名上面的创造力。
你胡中藻用“坚磨生”为号，意思无非是说自己操守很坚定，到底是何居心呢？莫非是想跟我大清“坚磨”到底？想念明朝你就直说。
诗中有这么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清是我大清的国号，你把浊字放在清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中藻还有一句怪诗：“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乾隆认为“老佛”暗指自己，乾隆生气了，我天天上朝，你怎么说“朝门不开”呢？
《孝贤皇后之丧》中有这样的诗句：“并花已觉单无蒂。”本意是歌颂帝后恩爱深情，乾隆却偏要说这是讽刺皇后干政，乾隆反问：“我几时让皇后干预朝政？”
类似的“骨头”有很多，乾隆二十年，乾隆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朝中多有不满者。乾隆突然拿出胡中藻诗歌问题，借机发难，想让朝臣们噤声。
我们可以看看乾隆这个文字狱，整人迹象太明显了，完全是欲加之罪。雍正也搞文字狱，但比乾隆的水平和境界明显高出很多。雍正曾经想整查嗣庭，说查嗣庭出的试题中有怨气，但他又表示，如果单凭这点就治罪的话，显然会给人留下搞文字狱的话柄。最后，雍正揪出了查嗣庭曾经非难和批评康熙的言论——在专制时代这可是能置人于死地的铁证，最后雍正以“孝子”的身份处死了查嗣庭。
乾隆可没这个耐心，他要借机除掉朋党，打击反对自己的势力，哪顾得上那么多。
胡中藻的案子牵连到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在鄂昌的书信中也发现了大量“罪证”，两人一同入狱。乾隆开恩，让鄂昌自尽，等于是拿他做典型，警告满洲大臣不要和汉人来往唱和，更不要结党营私，否则下场就是这样。
胡中藻被处斩，祸及族人和亲友。
果然这个案子爆发后，朝野上下无不震荡，不光鄂尔泰这边惊慌，张廷玉那边也紧张不安。
写诗是刀剑上的舞蹈
乾隆三十二年正月，正是千家万户喜庆的日子，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蔡显慌慌张张地抱着一大堆书籍跑到府衙里，对着青天大老爷哭喊，说自己书中没有半点悖逆字句，希望大老爷明鉴。
这个蔡显也算是文化人，在雍正七年中举，尽管如此，他却没能在仕途上发展。我们知道，在古代中举理论上是可以当官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首先必须要有缺，其次你还得有关系，上面有人推荐你补这个缺。
虽然考上了举人，但是没官做，难免会有一些牢骚。蔡显自号闲渔，喜欢学着魏晋名士的派头，跟文人雅士们一起饮酒赋诗，经过多年的锱铢积累，蔡显印有《闲渔闲闲录》《宵行杂识》《潭上闲渔稿》和《红蕉诗话》等书。
其中最有名的是《闲渔闲闲录》，古人说不平则鸣，没有牢骚就没法写诗。在《闲渔闲闲录》中充斥着大量的牢骚，对官府的种种行为多有讽刺。当然，这本书出来后也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文人为诗人的才华倾倒，嬉笑怒骂皆能看出作者文采斐然，简直就是乾隆时期的韩寒，恰好两人也都是松江的。
不过蔡显可没韩寒幸运，在乾隆眼皮底下写讽刺诗，那可是刀尖上的舞蹈，不是亡命徒，别干这号事。这不，被人告发了，蔡显慌了。他自己跑到衙门里坦白，坚信自己并无悖逆之罪，蔡显有这种自信是好的，因为发牢骚跟语言悖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因为双方对悖逆的标准明显定得不一样，在一般人看来很平常的话，到了清廷那里就变成大逆不道了。
果然，这事松江府还不敢做主，上报给两广总督高晋和江苏巡抚明德，这两人既然能在乾隆手下当大员，脾气也跟乾隆一样：无事生非，小题大做。他们认为蔡显：心怀不轨，创作逆书，毁谤朝廷，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应该按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戚家属一律连坐。
《闲渔闲闲录》这本书送到乾隆案桌前，乾隆毕竟也是个文化人，他翻了翻这些书，不觉得有什么大逆，只不过牢骚多了点而已，说实话，乾隆还觉得这个人确实有些才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乾隆根本没考虑按大逆律对待蔡显的，甚至都打算教训一顿无罪释放。然而，随着乾隆通观全书，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乾隆发现书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世，钱名世以年案得罪……”说的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乾隆心想，这都什么话啊，我想饶你蔡显，你蔡显自己要找死。这条真正谋逆的“罪证”高晋和明德都没有发现，他们发现的只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诗句，比如：“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等。
说实话能从这些诗句中看出大逆不道那是很需要脑细胞的，“莫教”那两句诗大概是说乾隆乾纲独断、喜怒无常，做事不依靠道德和法律，完全凭个人喜恶办事。“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更隐晦了，大概是说朝廷上上下下都从上所好，是非曲直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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