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 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大。 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刘邓指挥所内，刘怕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 关注前线战况，气氛紧张和静穆。这时，参谋将话筒交给刘伯承。陈赓报告 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 话筒大声地说： “……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 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 邓小平上前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同志！全局！全局！要 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 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 “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 质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 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一会儿听说已歼敌500余人，还有300余人钻进了山里的窑洞不肯出来， 一会儿又听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 “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 石灰呛死他厂邓小平接过去说： “用柴火向洞里饶，熏死他！”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毅兮短兵接。”军令如山倒，我军将士浴血鏖 战，义无反顾，与凶悍顽强的臼寇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杀。有的将士负伤了， 殷红的血在流淌；有的将士阵亡了，他们死得其所。 这一仗，尽管我军损失较大，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日军抓去的 民快回来说，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军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 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一二九师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 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实际上这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铁的 纪律面前的折服。而这种折服又何止陈赓，整个一二九师，整个晋冀鲁豫军 区部队，以至后来整个第二野战军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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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评说百团大战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破坏铁路240余公里、 公路500余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529次。一度收复县城9座，毙伤日伪军 7500余名。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总是亲临战斗的第一线，亲自实施 战场指挥。他们时而翻越太行山，时而行军数十里。有一天，头上敌人的飞 机炮弹都打到了他们所住的山洞门口了，可刘伯承、邓小平只是出来看了看， 就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起程又走了。只要危情一过，立即安营扎寨，邓小 平政委就又召集各类会议，作报告，讲局势：讲政策，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洪 亮，分析总是那么透彻。 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刘伯承关于 “狼战术”、“总力战”等军事理 论与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使日本人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都感到震惊。日 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 《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一二九师的统帅“以其四川 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指挥其所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对侵华臼军给予了重 创……无疑，一二九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 不过，对于百团大战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邓小平或许并不完全赞同后 期拼消耗的战术，他在稍后就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分析。 1941年4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 “百团大战给了晋冀鲁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 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鲁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 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 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 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 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1943年，在总结抗战五年来的斗争时，邓小平又指出：“百团大战给予 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 ‘治安强化运动’的方 针，取消了 ‘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百团大战中本区 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 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邓小平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了百团大战在当时的重大影 响和积极作用，又指出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消极作用。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 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 基本原则。邓小平在 《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 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 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 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 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 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 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最后，为了适应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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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 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慌张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 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当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 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大行山各抗日根据地 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月15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 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 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 题，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 “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 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 “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好、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 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好、亲日派进行斗 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形式也是 “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 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 “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 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 是包办。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 “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 错误观点，是国民党 “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邓小平还分析了出现 “以党治国”不良现象的原因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 “一个半封建的 缺乏民主的国家”里， “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 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 “它能够及时反映各 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 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 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 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 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 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 1941年4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活 动，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几个 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随后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此基 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月7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 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同意把鲁西 33 个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 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 “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 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 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 设全面开展起来，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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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敌进我进，一二九师令敌人闻风丧胆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 抗日战争经历三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经过英勇卓绝的 艰苦奋战，不仅巩固了华北敌后的抗战，而且发展了华中和华南的抗战。在 两年之中，以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简陋的武器装备，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左 右的侵华日军以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 “扫荡”近百 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在正面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军队，还要对付从背后袭来的国民 党顽固派的战争挑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的武装，在广大爱国、爱土、爱家的抗日群众的直接支援和参加 下，在左右开弓的同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 1940年底， 共产党的军队已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亿之多。在华北、华东，各 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百团大战虽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使敌人受到 一次沉重的打击，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 “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 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阻滞了敌人对国民党 战场的进攻，但八路军也因此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从此，敌人更集 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日军调兵遣将，使其在 华北的兵力达到30万人，伪军10万人，以 “剿共”为重点方针，准备对抗 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和更为残酷的“扫荡”与“蚕食”，并推行”‘治安强 化运动”，要把共产党的抗日力量置于死地。 1941年至 1942年，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共产党的华北敌 后抗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1941年的春、夏季“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进行反复 “清剿”，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仅在沙区140多个村庄，即屠杀中国群众3400余人，在15个村庄把村民们 赖以生存的5万株枣树砍伐殆尽，烧毁村民住房无以数计……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地区分等级划为不同的“治安 区”，大力修筑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日军在平 汉路北侧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根据地与冀 中平原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在平原上，日军三里一 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平原根据地分割成 “格子网”状小块。严加封锁。 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退 缩局面。大行根据地日益缩小，由 1939年的10。4万平方公里降到1941年的 8。1万平方公里，冀南区的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部队也大量减员，农业生 产也因天灾和敌人的频繁扫荡而歉收，军民生存感到极大困难，有人开始对 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毛泽东表扬邓小平 面对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 “蚕食”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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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会是直线上 升的，而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浪高，一浪低，后浪推前 浪地不间断地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必然是经过发展。巩固 和提高这个过程，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再向新的阶段发展前进。我们今天 遭遇到了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看起来我们的发展似乎停顿了或者是后退 了，但我们要看到我们坚持住了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部队和干部 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形式上数量上呈现的 退缩，实质上是质量的提高和巩固。在这新的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必然 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飞跃。邓小平满怀信心他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但 我们不应坐等胜利，而是必须经过主观的种种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邓小平不仅以革命家的气魄指明了胜利的前途，而且具体提出了战胜和 克服严重困难的各项措施。他在 《迎接1941年》一文中，提出在1941年必 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即建军、建政、建党。建军重心放在正规军的加 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 线政策，正确执行 “三三制”的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 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 与群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