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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人的国粹教育》 纽约城张飞战岳飞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哗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意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搥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份。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没法度。至于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吓人的国粹教育》 纽约城张飞战岳飞两值和多值
至于说“一意孤行”，刘美枝女士方面，向李森先生提出的条件有三，一曰：“刘美枝女士现持有新台币七千元，愿偕游全省，然后双双殉情。”这个条件很富诗意，难道蔡凤鸣先生眼睁睁看着两个年轻人把七千元荒唐花光，然后服下一斤巴拉松，在床上辗转呼号，才算不“一意孤行”乎？曰：“与王春瑷解除婚约，其所需费用，由刘美枝负责。”这个条件是典型的反孔孟干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难道蔡凤鸣先生眼睁睁看着李森先生转过头来，再把王春瑷女士一脚踢，弄得王女士也在刘美枝女士结婚之日，也服下刚刚死不了的毒药，才算不“一意孤行”乎？三曰：“李森应赔偿刘美枝三万元。”这条件就没有诗意啦，乃是在谈一笔交易，依蔡凤鸣先生的看法，只要李森先生当时──或过后，把三万元往桌上一摔，就也不算“一意孤行”乎。
蔡凤鸣先生能当国民小学堂校长，当然学问很大，看他下的这些论断，似乎不但学问大，而道德也仿佛很高，凡是道德太高的有识之徒，通常地都往往把论断认作事实，尤其往往把推论出来的论断，认为事实。不和刘美枝女士结合，和喜新厌旧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犹如偷东西和品格坏没有必然关系一样，一个人可以因家贫母老，偷一贴“撒隆巴斯”治他妈妈的腰痛。拒绝三条件也和一意孤行没有必然关系，五四运动时中国拒绝了日本二十一条，岂也是一意孤行耶？
这不是说李森先生忽然摇身一变，变成活圣人啦，而是说在没有深入地弄清楚问题的症结之前，就下论断，而这论断又是具有毁灭性的，便有点不对劲。
台湾省教育厅发言人李正先生那一段话，真使有识之徒向他欢呼。于是我想起一件事，想当年刘真先生当厅长的时候，有一位国民小学堂教习，一时大发脾气，把一个小学生揍了一顿，这一揍揍得全体哗然，刘阁下学问之大，不亚蔡李，当下就下令扣发该教习的毕业证书。柏杨先生曾呼吁他手下留情，可是这年头小民说话，就好像凉水灌到破桶里。现在李正先生又发起虎威，一口咬住，恐怕李森先生要糟。
呜呼，洋大人传统的两值逻辑里，有三大定律，曰矛盾律，曰排中律，曰统一律。成为几千年来人们思考的惟一工具。盖柏杨先生就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不能同时是柏杨先生，又同时不是柏杨先生。柏杨先生一定是柏杨先生，或一定不是柏杨先生，二者必居其一。那就是说：“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于是乎我最怕带我的孙女看电影，她阁下今年四岁有半，只要一开演，你瞧她问吧，“公公，那男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呀？”“谁是好人呀，谁是坏人呀？”问得我火气冲天，但也不禁敬佩交加，别看她年纪小，她用的却是两值逻辑也。古之圣人，也有同样贡献，抡起程咬金先生的大斧，把人类血淋淋一劈为二，一边站的是“君子”，一边站的是“小人”。到了今天，李正先生挺身而出，问曰：“李森先生是好人呀是坏人呀，是君子呀是小人呀？”结论也是他自己做的，李森先生始乱终弃，自然是坏人，既然是坏人矣，也自然认为他不配为人师表矣。
在这种两值逻辑下产生的观念，无一不是对立的和相反的，若“是非”，若“生死”，若“好坏”，若“黑白”，若“真假”。我们不是说两值逻辑应该取消，它仍有它的崇高价值。而是说由两值逻辑产生的观念，往往具有可怕的危险性，盖两值观念是一种排他性观念，专门向人类感情系统挑战。好比说，柏杨先生是个臭男人乎？抑是一个娇滴滴的如花似玉乎？这答案是两值的，不是男就是女，不是女就是男。但如果要问曰：柏杨先生是好人乎，抑坏蛋乎？恐怕答案就不能两值了矣。像你阁下，天天拜读《倚梦闲话》，肃然起敬，在你阁下心目中，柏杨先生不但是好人，而且还好人带冒烟。但巷口那个卖西瓜老头，恐怕就不那么想法，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柏府串门，忘了门牌，向他打听，该老头把尊头一扭，假装没听见，吾友曰：“你们都是邻居呀，何必这么凶哉。”他跳高曰：“我不跟这种人邻居。”光说不算，为了加强吾友的印象，还往地上唾了口痰。其实我并没有得罪他，只不过前年赊的西瓜账，一直周转不灵，他上门要了几次，都被老妻轰走；更加上去年夏天，他家的鸡跑到我后院参观，我就杀而吃之，被他发现，骂了一条街而已。
呜呼，人生的评价是多值的，尤其是社会逐渐工商业化以来，一向变化很慢的道德标准，突然间大起波动。跟战争武器一样，简直日新月异。吾友杜兰先生论之曰：“有工业和政治的道德范畴，也有爱情和婚姻的道德范畴，埋怨现代男女不贞的人，可能在窃取财物或背叛国家。我们为一个失去贞节的女郎发抖，但是从不想把贪污者送入监牢。一个人可能对他的孩子宽厚，而对他的部属凶暴。一个人可能为了钱出卖他的灵魂人格，却是一位有名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一个人可能暗中偷窃，或瞒着他太太在外面搞女人，但在他们教堂里，和他的办公室里，以及他的邻居朋友中，却得到普遍的赞扬。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
杜兰先生最后一句话，应该再重复一遍，那就是“家庭的道德范畴是不够的”。盖泛道德主义一旦侵入政治领域里，就准出现那种“开除学籍”“不足为人师表”的精彩节目。韦政通先生在《文星杂志》上写了一文，题曰：《泛道德主义影响下的传统文化》，画时代的名著也。全文太长，一时抄不完，且介绍一段于后，韦先生曰：
“把道德意识越位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本性，降于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要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中国过去因为道德意识太强，弥漫在传统文化中，不但各领域中的文化遭受极恶劣的影响，就是道德本身，亦因越位的关系，一面以道德垄断一切，竭力作虚妄的扩伸，另一面只能封闭和僵化在个体上，而没有一条落实的途径，这是传统文化缺陷最深的根源所在。”
《吓人的国粹教育》 揭人者人恒揭之《节育之风万不可长》
张运才先生似乎对“江山楼”很有心得，柏杨先生啥地方都去过，像台北后火车站焉、万华宝斗里焉，对之均了如指掌，但江山楼是干啥的，实在不晓得，还是被“下流东西”搞了一通之后，四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也是娼寮之地，该地是不是真的热闹烘烘，虽不敢肯定，想张先生的话准没有错。不过，后火车站也好，宝斗里也好，江山楼也好，说其穷则可，说其下流，恐怕不见得。吾友何秀子女士，开设“陶公馆”，全球闻名，而且道德本位，据说她曾保证她麾下的姑娘，全都玉洁冰清，没有一个有花柳病的；以致华侨老爷暨洋大人之辈，到了台北，就指名要她介绍。难道他们竟都是下流的乎？
孟轲先生曰：“食色性也。”但问题也在这里，吃起饭来，可以斯斯文文，而性行为则没有一个不恶形恶状，江山楼如此，陶公馆如此，皇宫也是如此。纵百年老妓，都要关门闭户；纵女王皇帝，也都免不了哼哼唧唧。谁都上流不了，谁都端不到桌面上。有“活孟子”之称的明王朝陈献章先生，每逢跟他太太举行大典，就跑到他娘跟前报告曰：“献章求嗣。”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朋友顾余庆先生忍无可忍，正色训之曰：“是何言欤？太夫人孀妇也。”陈公听啦，半天说不出话，后来他到底想通了没有，书上记到这里为止，惜哉。但他把性行端到桌面上的努力，恐怕是失败了也。
如果性行为真是下流的，我想张运才先生一定到今天都还没有结婚，更不会有男女公子矣，盖以张公之道德学问，自不会如此不自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