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就记下来了。”
“是的。”
“那是什么时候？”
“9点半刚过。”
“这么说似是在9点半刚过的时候记下9点20接的电话？”
“唔，我想接电话的时间恐怕还要早一分钟。”
梅森说：“你接了电话，放下电话就马上去10号房间了？”
“是的。”
“然后你又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找警察。”
“是的。”
“从办公室到10号有多远？”
“不到75英尺。”
“警察告诉你说当时是9点半了吗？”
“没有。”
“那你是怎么肯定这个时间的？”
“我办公室有一个石英电子钟，我按电子钟的时间记的。”
“那个电子钟指的是9点半？”
证人有些犹豫。
“是还是不是？”梅森问。
“不是，电子钟当时指的是9点27分。”
“而你现在却说整整9点半？”
“是的。”
“为什么这样说？”
“警察局记录我是在9点半打的电话，他们的表一般是准确无误的，后来我又对了表发现我们的钟的确不准。”
“你什么时候对的表？”
“第二天。”
“你发现你们的时间与警察的不一致，就重新对了表？”
“是的。”
“我的问题问完了，没有什么要问的了。”梅森说。
“下面我要叫鲍威尔医生出庭作证。”利兰说。
鲍威尔走上证人席。
“你在星期三上午给一具尸体做过尸检吗？”
“是的。”
“你在此之前见过那个人吗？”
“他被救护车送到急救室时，我曾给他治疗过。”
“他当时情况怎么样？”
“已经快不行了。”
“他什么时候死亡的？”
“被送到急救室以后20分钟死亡的。”
“死因是什么？”
“颅骨粉碎性骨折。他被人用一个什么笨家伙砸在后脑勺上。”
“被人用一个笨家伙砸伤的？”
“我想差不多是。”
“颅骨粉碎了？”
“是的。”
“是颅骨粉碎引起的死亡？”
“是的。”
“请辩方律师提问。”利兰说。
“有没有外出血？”佩里·梅森问。
“没有。”
“内出血呢？”
“有。颅腔内有大量内出血。”
“医生，这种伤会不会由于摔倒而引起？”
“我想不会的。被损部分的颅骨是被什么沉重的物体狠狠地击了一下。”
“比如说棍棒？”
“有可能。”
“锤子？”
“依我看，是类似铁棍之类的东西。”
“管子？”
“有可能。”
“你还发现有其它伤吗？”
“我注意到死者的脸上有一道挫伤，不太重，但却是内伤。”
“你是指皮肤青了一块？”
“是的。”
“医学上叫创伤性瘀血？”
“是的。”
“还有其它伤吗？”
“没有了。”
“没有问题了，”梅森说。
“下面我要请证人伯特·诺克斯出庭作证。”利兰说。
诺克斯走上前来，举手宣誓证明他是一个警察。他说他在9点15分接到一个无线电报告后就前往丽斯特威尔旅馆，他大约在9点18分到达，然后被领到10号房间。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受伤的男人，这个男人随后被送往急救，交给了鲍威尔医生，就是刚才的那位证人。在他看来受伤的人当时已濒临死亡，后来他在陈尸房见到的尸体就是他在10号房间第一次看见的那个人。
“你嗅到10号房间里有威士忌的味道吗？”梅森开始提问。
“我嗅到了。伤者身上被洒满了威士忌，酒味非常浓。”
“你查看屋里的东西了吗？”
“后来查看了。”
“屋里有没有旅行包和衣物什么的？”
“有，两套西服和一个旅行包。”
“有钱吗？”
“没有。”
“你有没有搜查伤者的身上看是否有钱？”
“他被送到医院后我搜了，我亲自把他脱下来的衣服搜了一遍。”
“有钱吗？”
“总共115。22美元。”
“再没有了？”
“没有了。他戴着一个腰包，腰包是空的”
“你搜查博雷的车了吗？”
“搜查了。”
“发现钱了吗？”
“没有。”
“也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的那些钱就是他所有的现金？”
“是的。”
“没有问题了。”梅森说。
“这个案子已经清楚了，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要求对被告进行审判。”利兰说。
“被告方还有什么要说明的吗？”法官问，“如果没有的话，本法庭现宣布初审判决。这不过是一次初级听证会，本次听证会确认存在刑事犯罪并有一定的理由认为被告与犯罪是有关系的。”
梅森说：“现在是11点半，我请求法庭能否休庭到2点再开庭，辩护方想利用这段时间确定是否有必要补充一些论据。”
“好，那就下午2点再开庭。梅森先生，这样安排时间够吗？”法官问。
“我看够了。”梅森说。
宣布休庭后，新闻记者纷纷涌向梅森和利兰去采访他们。
利兰冷冷地说：“我对被告律师梅森先生善于把初级昕证会变为重大的法庭辩论的才能早有所闻。这样做是完全不合适的，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其原因是我们有些地区法官对他的大名有些过份敬畏，他们努力摆出许许多多证据来说明问题，反而使辩护方趁机哗众取宠。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但我丝毫没有批评和教训我的地区法官同仁们的意思。”
新闻记者们转向梅森问他有何评论。
梅森微微一笑说：“我要在今天下午2点以后再做评论。”说罢就离开了会场。
16
梅森、德拉和保罗在迷神饭店下榻的房间里要了午餐。
梅森刚刚订了餐，电话铃就响起来了。
德拉接过电话后对梅森点点头说：“头儿，找你的。”然后压低声音说，“是温洛克太太。”
梅森拿过电话说了声“喂”，温洛克太太那细腻、冰冷的嗓音就飘了过来。
“下午好，梅森先生。上午的听证会进行得如何？”
“和我预料的差不多。”梅森谨慎地说。
“你还想为你的当事人尽力而为吗？”
“当然。”
“那好，如果你按我提的条件去做，你准会赢得又一个回合的胜利，使被告无罪释放，使法庭不再追究此案。”
“如果必要的话，我和我儿子都可以证明我们进入10号房间时，有个人躺在地板上呼吸沉重，开始我们都以为他是喝醉了酒。我还可以证明我就是那个给老板娘打电话的人。”
“假如我要是传唤你，让你上证人席出庭作证呢？”梅森问道。
她笑着说：“得了，得了，我的律师先生，你干这一行不是一天两天了。你是不会犯那种明显的错误的，想想看如果我要说那个人在我离开时还是活蹦乱跳好好的会意味着什么。”
“你的回报是什么？”梅森问。
“我想得到什么回报你是知道的，那就是对影响我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事要绝对守口如瓶。再见，梅森先生。”
“咔嗒”一声，对方把电话挂了。
德拉的眉毛挑起，投来询问的目光。
梅森说：“保罗，你得到别的地方吃饭了。我想让你去丽斯特威尔旅馆一趟，带上一块秒表，掐一下老板娘从分线房走到前门，再走到10号房间，打开门走进去，转过身走回来，拿起电话要警察局总共用了多少时间，然后报告给我。”
“好的，”保罗说，“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回这来？”
“你打电话来就行，”梅森说，“我可能还找你有点儿别的事。只要查好了时间就打电话告诉我。”
“好，我这就去。”
保罗走后不到5分钟，门铃就响了。德拉上前开开门，只见温洛克焦虑不安地站在门口。
“下午好，”温洛克说，“可以进来吗？”
“当然，请进，”梅森说。
温洛克看看德拉说：“我非常想和您私下谈一谈，梅森先生。”
“那不行，”梅森说，“现在我不能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单独和您谈话。我可以声明，德拉·斯特里特小姐是我的机要秘书，她做这项工作已有好几年了，您尽可以信赖她，她知道该怎么处理问题，她只管听我们谈话并做记录。”
温洛克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梅森先生，而且是有关私人的问题。”
“德拉小姐以前曾处理过相当复杂的问题，而且也是有关私人的问题。”梅森说。
温洛克想了想，终于无可奈何地说：“梅森先生，我真拿您没办法。”
“请坐，”梅森说，“有什么问题请讲。”
温洛克说：“我妻子告你说她和她儿子要作证，证明他们两人在8点至9点之间进过10号房间，那时博雷躺在地板上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嗅到了浓烈的威士忌酒味以为博雷喝醉了，马文·帕尔默还在屋里等了几分钟，想等博雷酒醒过来后再和他谈话，我妻子在那里呆了不长时间。”
“是这样吗？”梅森问。
“但这不是真的。”温洛克说着显出焦虑不安的样子，“他们在那几时，博雷一点儿没事，安然无恙。”
“您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们走了以后我去了。”
“这您可没跟我说过，”梅森说，“您找博雷干什么去了？”
“我告诉他我要以诈骗罪逮捕他，我和黛安娜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保密的余地了，您发现了这件事，黛安娜本人也知道这件事，当时我想趁他还没有明天一大早溜出城，马上逮捕他。”
“您要求他还您1万美金了吗？”
“是的，我逼他把钱还给了我。”
“没打起来？”
“我把他吓得够呛。他不甘心还给我钱，但又不想因诈骗罪去蹲监狱。”
梅森问：“您给博雷1万美金是现金吗？”
“是的。”
“什么时候给的？”
“大概5点钟左右。我快下班时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他在那儿呆了不长时间，因为我事先都把钱准备好了。”
“他从您的办公室直接去旅馆了？”
“我想是，这您应该清楚，您不是派人盯梢了吗？”
“侦探是这么报告的。”梅森说。
温洛克说：“梅森先生，这件事让我深感不安。我不能让我的妻子为了挽救我的名誉而去做伪证。这个代价太大了。”
“您怎么知道是做伪证？”
“因为我离开博雷时他还好好的。”
“您是这么说，”梅森端详着温洛克说，“但是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
“什么？”
“那就是您杀了博雷。”梅森说。
“是我杀的？！”
“那就对了。您来到傅雷住所找到他以逮捕相威胁，博雷对您说‘你来吧，逮捕你他妈的’。您推他推不动，就骂他，打他，使他遭到致命伤害，您就手把他敲诈的钱拿走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妻子的证明就不再是为了挽救黛安娜，而是挽救您。”
“黛安娜进去时，那家伙躺在地上半死了。在黛安娜进去之前，您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您说你看见他时他活得好好的，您说这句话的同时表明您是凶手。”
“我没办法，”温洛克说，“我只能说实话。我已经虚假地欺骗了他人，这只能是自作自受。”
梅森继续说：“那么如果您妻子和养子走上证人席，两人都一口咬定走进房间时看见博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奄奄一息，满屋到处弥漫着浓烈的威士忌酒味呢？”
“如果我登上证人席，我仍实话实说。”
“假如您上不了证人席呢？”
温洛克站起来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两手握紧了又张开，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上帝保佑，”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我还不如一走了之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好。我——”
“您还是离开这个国家好，”梅森说，“因为这样您就可以躲开杀人犯的指控。”
“别逗了，梅森先生。如果我是杀人犯，那对我妻子和养子为换取黛安娜的沉默而编造的故事，我就会津津乐道，到处散布。我还会做伪证说我进去时看见那家伙当时神志不清显然是喝醉了酒。”
梅森说：“除非这样说是为了救您的命，迷惑我……您告诉我您离开时那家伙活得好好的，就等于把我置于唆使别人做伪证的地步，因为如果我明知道您说的是事实，却又允许您妻子养子作伪证为被告证明他们进屋时的确看到博雷躺在那里不省人事，看上去喝得酩酊大醉，我就是允许他们做伪证。”
“我实在没有办法，梅森先生，我不能就这么自欺欺人地活着。我已经到了吃不香、睡不着的地步，再这么下去，我真是没法活了。”
“您太太对此有何反应？”梅森问。
“她和我想的不同，她不理解我的感情，这是件不幸的事，可同时也算是一种庆幸。很显然，惟一使她上心的事是如何不使家丑外扬，如何避免让她的社交圈子知道原来她14年来一直过着一种虚假的生活，她压根儿没和我结婚等等。她推一关心的是这件事对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
“是这样，”梅森说，“那您就赶快回家去和她好好商量商量。别忘了，作为辩护律师，我的义务就是为我的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尽力而为。”
“您告诉我说您离开时他还活得好好的，可是您的妻子和养子却告诉我他们进去时他躺在那里严重受伤；仅仅是因为他的衣服上散发出威士忌酒味，他们才以为他是喝醉了。”
“而我是不会用您的话作为反驳他们的理由，我要做的是为黛安娜尽力而为。”
温洛克说：“您不能这样做，梅森先生。您是个德高望重的律师，您可不能干唆使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