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导读-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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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09、903…904页。　
42　本段与下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836…837、900页。　
43　近年朱维铮先生的著述颇申其师说，发扬而光大之，渐有改变风尚的趋向。其实朱先生是本书导言最合适的撰人，我也曾数次向出版社建议敦请朱先生主此事，上海古籍社似与朱先生联络较密切，云其文债积累已太多，恐难有余力及此，这是很可惜的。　
4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95页。　
4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9页。　
46　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颇有些新颖特别的见解，如他特别关注到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书中两次提及“学者社会”），并据此而讨论学术的发展。这在今日也还属于“新说”一类，梁氏则很早见及，其眼光犀利，确过常人。惟此书本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而梁、蒋二氏在游欧期间曾一起听法国人讲欧洲文艺复兴（蒋著即本该系列演讲而成），也不排除这一视角受到法国人影响，至少西方文艺复兴是他心目中的参照系；如梁氏也特别注意到清之考证学“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因此，对考证学之发达产生助力者包括各类看似与学问无关之人，他当时心中所思的，便是其“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67页）。　
47　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下篇61…135页，引文在73页。　
48　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03页。　
49　民初宋学重新得到提倡，然时人所说的宋学，又未必侧重理学，颇值得玩味。不过，说清儒的考据式汉学实出于宋学者，多未重视传经与传道的区别。盖传经者不敢疑经，甚至不敢疑汉儒的“传”（读若zhuan），其重在经之“传承”；传道者以道为贵，无所谓经、无所谓传；只要自己悟道，不仅连经也敢疑，天下事无不可疑（当然不一定要疑）。因此，说宋儒已开考据之先河是不错的，说清儒在这方面继承宋儒也不错；但若说清儒之汉学即朱子一脉的宋学，则在基本精神上忽视了基本不疑经的清儒与敢于疑经的朱熹等宋人的区别。　
5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册，166页。　
51　如叶德辉就认为清代汉学是从“宋学”中化出，他说：“国初巨儒如顾亭林、阎百诗诸先生，其初皆出于宋学，而兼为训诂考订之事，遂为汉学之胚胎。汉学之名，古无有也。倡之者三惠，成之者江慎修、戴东原。然此数君，皆未化宋学之迹者也。”叶氏收藏有戴震《诗经补注》原稿，其中“采宋人说最多”，只不过后来刊刻的戴氏遗书及学海堂本将这些内容“皆删去”。故他认为：后来有调和汉宋学派这一取向的出现，即因“乾嘉诸儒，晚年亦侵＇浸？＇宋学”。像戴震、孙星衍、阮元等，“皆明避宋学之途，暗夺宋学之席”（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19…20页）。　
52　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44…348页。　
53　本段与下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974…975、1009页。　
54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2页。此语在陈先生未必是褒扬，盖多少让人想到他审查冯著上册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一语（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55　参见本书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　
56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77年，17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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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章太炎晚年在《救学弊论》中更说章学诚“标举《文史》、《校雠》诸义，陵厉无前，然于《汉·艺文志》儒家所列平原老七篇者误仞为赵公子胜，于是发抒狂语，谓游食者依附为之，乃不悟班氏自注明云朱建；疏略至是，亦何以为校雠之学邪”？此三文俱见本书。　
5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9…70、18页。　
5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2…24、304页。　
60　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可资对比的是，乾嘉大儒钱大昕，在钱书中几乎不曾齿及；而一般认为清代汉学吴派开山者的惠栋，也只不过附在戴震一章里略作讨论（按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已在讨论第二期征实派时将“惠氏之治《易》”附论于其所论“江、戴之学”一段中）。　
61　许多反对科举的人都以为昔年考试并不以真学问为重，故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其实在“名教”尚起作用的时代，科举与学术的关系非常微妙，学术本身自有其有形无形的“权势”（包括社会权势和学术权势）在，与科举并存而互动。章太炎在1910年说，“科举文辞至腐朽，得科举者，犹自知不为成学。入官以后，尚往往理群籍、质通人。故书数之艺、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学，不因以蠹败；或乃乘时间出，有愈于前”（章太炎：《程师》，《章太炎全集》，第4卷，139…140页）。此见甚高，学问一道的“话语权势”主要不在科举，然两者也有互补的一面。故科举的社会功能主要确为官吏养成所和绅士制造所，而学之高下则自有“学界”圈内的定评，虽受学术以外的“势”所影响，终不能全为其左右。此问题这里不能展开，当另文探讨。　
62《说林》已收入本书。　
63　参见本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中相关内容。　
64　若论及道咸“新学”那“务为前人所不为”的特点，侯外庐与梁启超一样明显。梁氏最能与时俱进，常以倒放电影的方式反观往昔，如其特别重视清儒在算学等方面的科学进展，关注早期注音字母的产生等，似均过分强调了这些因素在当时学术中的地位和影响。他也爱以西学比傅中学，使用诸如文艺复兴一类说法来表述清代学术。这方面侯外庐颇类似，他所引进的“启蒙”观念是他论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的主轴。　
65　章太炎：《致国粹学报书》（1909年），《章太炎政论选集》，497页。按太炎对诸子学的态度是有转变的，他在《致国粹学报书》中尚认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即伦理学），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然他当时也已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词”（同前书，498页）。而张之洞早就说过，“道光以来，学人喜以纬书、佛书讲经学；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张之洞：《劝学篇·宗经》；《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556页）。章氏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即注意到过分强调讲究义理的诸子学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以为“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故其课程设置“以经为最多”。参见章太炎复李续川书，引在厉鼎煃：《章太炎先生访问记》；《国风》（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132页。同样的态度转变也反映在他对自己1906年所著的《诸子学略说》之上，该文确实有些“创新之说”，连胡适在1914年读到也觉其中“多谬妄臆说，不似经师之语”（《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914年9月13日，第1册，484页）。后来太炎手定《章氏丛书》，已不收此文。1922年柳诒徵批评此文“诋孔”，太炎公开表示感谢，懊悔“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下册，634页。　
66　不过，如余英时师注意到的，戴晚年也说“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与其早年专强调考证不同，两者实相辅相成。参见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三联书店，2004年，74页。　
67　钱穆：《朱九江学述》（约1976、1977年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22册，507页。　
68　抗父：《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东方杂志》19卷3号（1922年2月10日）。　
69　这篇文章论及王国维的新成绩甚多，以至于十多年后金毓黻还在猜这篇文章可能是王国维自己所作。参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8年10月24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6册，4240页。　
70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1919年），《新潮》，1卷4号（1919年4月），699…705页；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1919年），《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302…322页。　
71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1卷4号，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