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邓小平曾在何时跟何人会谈，以及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都大有帮助。
邓小平的很多重要讲话经过编纂整理后，收入了官方的《邓小平文选》。这部三卷本的着作提供了关于邓的很多
重大政策的有用纪录，尽管，极为关键的是，仍需要参照当时国内和国际事件的大背景对之作出诠释。有关陈云、叶剑
英和周恩来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的编年资料同样很有帮助。
最有助于深入理解邓小平个人思想的着作，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毛毛）所写的有关复出之前的邓小平的两部
书。它们是根据她的个人回忆，她对了解邓小平的人的采访，以及中共档案写成的。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健
康状况每况愈下，邓榕一般都会陪同父亲外出。尽管邓小平不跟家人谈论高层政治，但家人既熟悉他本人，又了解国家
形势，所以足以领会和理解他关切的问题和考虑问题的方法，其中有些东西也只有他们看得到。其中《我的父亲邓小平》
讲述了 1949 年以前邓小平的经历，另一部《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述的是 1969 年至 1973 年间她陪同父母从北京下
放到江西省的岁月。她在书中明显表露出对父亲的感情和崇敬，描绘了一个十分正面的人物形象，但是她也讲述了很多
细节，揭示了不少邓小平的品格和态度。事实上，考虑到党的政策限制，以及她要描绘一个正面形象的努力，她已经是
惊人地坦白、开放和具体了。她在写这些书时得到了党史学者的协助，由他们核对日期、人名和事件。她的写作仍在继
续，正在写建国初期邓小平的活动，但还未写到 1973 年之后仍很有争议的时期。她慨然同意接受我的几次长时间采访，
对她所写的内容进行补充说明。
在我扎进大量中文文献之前，有些英文着作为我研究邓小平时代提供了很好的起点，但除了孙万国和弗利德里克
？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的着作外，它们大多撰写于为纪念邓小平百岁诞辰而出版的年谱和回忆文字面世之前。
以下作者的着作令我格外受益：鲍瑞嘉（Richard Baum）、理查德？伊文思（Richard Evans）、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梅勒？谷梅（Merle Gold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Maurice Meisner）、钱其琛、陆伯彬（Robert Ross）、阮铭、哈里
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泰伟斯、孙万国和于光远。
理查德？伊文思大使是一位聪明干练的英国外交官，1984 年至 1988 年任英国驻华大使。他根据自己和邓小平
的会谈以及英国政府文件，写了 Deng Xiao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0…2＇ 。此书主要涉及邓小平在 1973
年以前的经历，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个文笔极佳的概述。在西方的政治学者中间，鲍瑞嘉对邓小平时代的政
治做了最为细致的研究，写成 Burying Mao（《埋葬毛泽东》）一书。他利用了 1994 年其着作出版之前可见的中国
资料和香港分析家的着作。他慎重使用了香港的报道，我则极少使用，因为很难核实它们的信息来源，故而很难评价其
可靠性。莫里斯？迈斯纳（马思乐）是一位很有思想、熟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他的 The Deng Xiaoping Era（《邓
小平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作为背景研究了邓小平。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长期共事的同事梅勒？谷梅在她
的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在中国播种民
主：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改革》）一书中，回顾了邓小平时代不断变化的思想潮流。她利用的材料不仅有出版物，还有她
跟书中所记的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交谈。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0…3＇的作者阮铭
在 1983 年被党内保守派清除出党之前是中央党校的研究人员。他流亡美国后，激烈批评了那些拖改革后腿的保守派意
识形态宣传家。
Ten Episodes in China's Diplomacy＇0…4＇的作者钱其琛，在邓小平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担任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他的着作对这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做了中肯的、信息丰富的纪录。帮邓小平起草过三中全会讲话稿的于光远，在 Deng
Xiaoping Shakes the World＇0…5＇一书中讲述了这个历史转折点。由于我参与过这两本书的英译本编辑工作，所以有机
会同这两位和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前官员进行补充性讨论。
已故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位记者，也是 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新
皇帝：毛邓时代的中国》）的作者。毛泽东去世不久后他有机会见到中国的几位主要领导人。虽然他的一些描述枣例
如邓小平和三线工业的关系枣显示出严重误解，但他较其他记者而言接触到更多材料，并且讲述了当时人所不知的新
鲜观点。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邓小平上台时担任 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的主编，1992
年邓小平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后，他召集一些学者对邓小平及其时代进行评价，并把这些评价文章收入了他编的 Deng
Xiaoping（《邓小平》）一书。
泰伟斯和孙万国为写作他们的三卷本着作，较之所有西方学者掌握了更多 1974 年至 1982 年这个时期的中文文
献。他们出版的第一卷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毛时代的终结》）的时间跨度是 1974 年到 1976 年。他们
仔细评估关于各种事件的不同解释，旨在以极为细致的方式厘清基本事实。孙万国在过去 20 年里致力于探究这个时期
的每一个重要事实，其坚持不懈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任何人。后来他还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核对我手稿的不同版本，
修正错误、建议补充说明及推荐关键性着作。
傅士卓所着 The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中国改革的困境》）是有关这个时期经济论战的最好的英
文着作。陆伯彬写了几本研究这个时期外交关系的杰作。穷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国精英政治和文革的马若德（麦克法夸尔），
撰写过三卷本的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0…6＇ ，并与沈迈克合着讲述文革史的 Mao's Last
Revolution＇0…7＇。我认识所有这些作者，并就邓小平及其时代与他们进行过交谈。他们总是慷慨地对我补充他们书中所
述，使我对其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已经面世的中文资料浩如烟海，即使最杰出的中国学者也无法全部阅读。从 1990 年代开始，又可以从中文互联
网上获得爆炸般增长的信息。我一直得到许多研究助理的协助，其中尤其应当提到任意和窦新元。任意的祖父是前广东
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位了不起的广东改革派领导人。窦新元曾在广东省经委工作多年，他既有个人经验，又具备
学者从历史文献中探知真相的毅力。任意和窦新元两人都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帮我搜集大量材料，并力求深入理解不同
立场的中国人的感受和行为。姚监复曾是赵紫阳领导下的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官员，也花了数周时间阅读我手稿中有关经
济的章节。
中文互联网是查询人名和日期这类问题的难得的信息源，但除此之外，往往很难区分哪些是事实，哪些是臆想或
趣闻。如果互联网上的一些文章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没有注明来源，我会尽量核查原始出处，或至少在采用前将之与另一
些资料进行比较。这样做时，我发现 China Vitae 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和邓小平一起工作过的官员所写的回忆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三卷本的《回忆邓小平》是这类文献中最好的文集之
一，类似的文集还有三卷本的《邓小平人生纪实》。《炎黄春秋》和《百年潮》这两本出色的杂志发表了很多与邓小平
一起工作过的人撰写的文章。《炎黄春秋》是由既了解内情又有改革意识的前任高官主办的刊物。从保守派官员邓力群
所写、出版于香港的《十二个春秋（1975…1987）》，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枣这个由他建立的研究所，为很多
研究建国后重大事件的历史着作提供了条件枣的未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另一种观点。
还有很多有关这个时期的所有关键人物枣包括陈云、谷牧、胡耀邦、万里、叶剑英和赵紫阳枣的文献，往往
是出自优秀的记者之手，他们提供了各不相同的视角。最出色的记者所写的有关邓小平的着作是杨继绳的《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官方历史如《陈云传》，虽经过精心编辑，仍是以文献资料为基础。朱佳木谈陈云的书（朱
佳木、迟爱萍、赵士刚着：《陈云》）虽然简略，却得益于他为陈云当过五年助手的经历和他本人的细心研究。除了《邓
小平年谱》外，还有一些官方为陈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一些与邓小平有密切工作关系的高官编订的年谱。
另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是有关 1949 年后中国历史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该书已
出版七卷，仍有三卷待刊，由中国大陆的学者撰写，包括高华（已故）、陈东林、韩钢、沈志华、萧冬连等人。这部里
程碑式的着作由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为这个时期客观全面的学术研究树立了新的标准。
虽然中国政府已大大放宽了人们的写作空间，但大陆一些知情的局内人所写的东西仍被认为争议太大，无法在大
陆出版。香港的出版业则更加开放，因此很多这类着作在香港出版。其中信息最丰富的是邓力群、胡绩伟、杨继绳、赵
紫阳和宗凤鸣的着作。在写过回忆录的改革派官员中，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胡绩伟，他写了《从华国锋下台到胡耀邦
下台》一书。
中国大陆没有出版胡耀邦的年谱，但他大陆的朋友在香港出版了两部篇幅浩大的年谱，一部是盛平编的《胡耀邦
思想年谱（1975…1989）》，另一部是郑仲兵编的《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还有张黎群等人所写的三卷本《胡耀邦
传》，其中二、三卷迄今仍未出版。胡耀邦的朋友汇编了四卷本的文集《怀念耀邦》，编者为张黎群等，在香港出版。
在大陆方面，胡耀邦的女儿用「满妹」的笔名发表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赵紫阳 1989 年后被软禁在家期间，设法记录下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并被译成英文以 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0…8＇ 为书名出版，编者是鲍朴、蒋悦磊（Renee Chiang）和殷阿笛（Adi
Ignatius）。1989 年之后，赵紫阳与之交谈时间最长的局外人是宗凤鸣，他写了《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赵紫
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纪录，该纪录发
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这些着作包含对邓小平一些做法的严厉批评，提供了有别于大陆出版文献的
富有价值的视角。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
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着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
中文和日文文献的线上目录 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 年住了五个月，2007 年一个月，
2008 年数周，2009 年一个月，2010 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
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
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
（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
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
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
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
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
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
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
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
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
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