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提拔或更多特权，他们也会怒火中烧。
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
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在地铁建设的高峰期，像广州和北京这类大城市能够在
几年内以平均一年一条线路的速度建设地铁。有一些大学，例如拥有上万名学生的南昌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能够在五
年内就建起全新的校园，其中行政楼、教学楼、大讲堂、学生宿舍、教职工公寓、体育场馆和类似公园的校园空间一应
俱全。有了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邓小平及其接班人看来，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妨碍他们所认为的
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对外国专利和版权疏于保护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类似的问题也曾出现在日本、南韩、台湾和其他寻求使用国外
最新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一些中国公司愿意尊重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支付费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国技
术。然而很多中国企业并不这么认真。有些中国人在受雇于外企后会开办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们从外企学到的
技术。甚至在执行法律比大陆严格得多的香港，也难以杜绝盗版歌曲和电影；复制的 CD、DVD 和唱片的售价仅相当于
专利产品价格的零头，为从事此类非法行为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利润空间。当外国公司和政府指责中国侵犯版权法，对其
施加压力时，中国官员会赶紧查封生产和销售这类产品的企业，捣毁复制机器。可是没过多久，另一些无所畏惧的中国
企业又会在别的地方干起同样的生意。
中国工人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限、车间环境和安全标准，往往比西方 19 世纪早期工业革命时可怕的劳动条
件好不到哪里去。有些企业利用相关劳动法规的缺失，让工人住在拥挤的宿舍里，为他们提供的劳动环境也几乎没有安
全或质量标准可言。＇24…9＇对于数千万青年农民工来说，能在沿海地区的工厂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报酬也很低，
但仍然比农村的毫无希望的贫困生活强不少。他们愿意超时劳动，甚至因为害怕被解雇而忍气吞声。
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资本建立并由外国人管理的工厂，尽管也在使用廉价劳动力，但普遍提供了比当地企业更好的
工作条件。很多外资工厂空间宽敞，通风良好，在炎热的夏季，室温会维持在室外酷热的温度以下。这类工厂普遍采用
了有关工作日工时、劳动条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标准，在克服最严重的超时工作的问题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这些工
厂里，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年轻人也养成了现代生活的基本习惯，如守时、清洁卫生和遵守纪律等。＇24…10＇
有大批外国企业在中国建厂。截至 2000 年，美国商会在海外的最大分会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会也在
上海，其规模是美国商会的两倍。但上海的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的数量与台湾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为何会有这
么多境外商人涌向一个法规仍不健全、专利保护也很差的国家？吸引他们的是这里的勃勃生机：决策速度快，落实决策
不必受复杂法律程序拖累，规模巨大的市场迅速成长。有些外国企业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伙伴和当地政府所利用，但
也有一些人发现，一定的法律保护，与精明的、善于解决问题的地方官员的可靠关系，向上级部门投诉的可能，这一切
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诱人的机会，所以他们愿意为此承担任何可能的风险。
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
邓小平所带来的转型的一个结果是，在他退出权力舞台后他的接班人将在未来很多年面临一系列严重挑战。这些
挑战包括：
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雇员，包括大型国企的职工，都享受单位提供的公费医疗
和福利，但这些职工只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预算的规模过小，根本不足以为每个人提供退休保障、医疗和
其他福利。在 1980 年代末，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大，高收入人群能够购买良好的医疗服务并自己解决福利问题。但是广
大群众仍得不到医疗和其他福利。
邓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人怨声越来越大。人口流动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
单个的工作单位无法提供的，政府预算和合格医务人员的数量仍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随着农村公社的取消，农
村不再存在能够及时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单位。随着住房的私有化和国企在开放的市场竞争中所面对的压
力，连大的工作单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够的福利。因此中国领导人面对的挑战是，增加合格的专业医疗人员的数量，更新
设备，建立能够为包括边远地区的穷人在内的全体国民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的体系枣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国家预算的约
束。＇24…12＇达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因此随之而来的挑战是，如何以使人觉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现有的资源
和设施。＇24…13＇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邓小平曾面对的最麻烦的问题，大概就是为自由划定界线，使其既能满足知识分子
和一般民众的要求，又能让领导人维持社会秩序。天安门悲剧之后，民众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这种胆怯不会永远
存在。出版物数量的增多，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惊人扩张，使中共更加难以控制官方认定的危险思想的传播。
和邓小平一样，邓的接班人担心，如果容忍各种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就会释放出公众反对声音的狂潮，像 1989
年那样再次导致破坏社会秩序的示威活动。中国领导人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找到能让民众感到合理而愿意接受的边界，
然后想办法守住这条得到认可的界线。如今现代通讯技术日臻复杂先进，力图逃避控制的人又极具创造力，政治领导人
能够做到控制民众的思想，避免发生变乱吗？
遏制腐败。邓小平在台上时一直赞成惩办腐败大案，但是当地方干部为了促进四化、加快经济发展而悄悄违法时，
他宁愿视而不见。邓小平接班人所面对的问题是，各级干部都在想方设法地捞外快。政府官员、医生和国企领导人都经
常收红包。掌握着土地和建设项目审批权的干部不但直接拿好处费，还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股份和资产，接受宴请，
享用豪车。无论地方还是部队的干部，都会向有权提拔干部的人送好处。年轻人要给徵兵的人送钱才能入伍。高层干部
面对的挑战是，这些做法现在已到处泛滥，众多干部或其家属牵涉其中，使克服这类问题变得极为困难。
保护环境。在邓小平时代，虽然他本人确实关心植树造林和扩大绿地，但普遍的贫困使发展经济的要求极为强烈，
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渴望完全压倒了对污染的防治。自邓小平时代以来，随着工业的巨大扩展，烟尘、水资源短缺、河流
污染、酸雨、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和食品污染等等问题有增无减，公众这方面的觉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员面对的问题
是，如何改变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做法。一些贫困地区出现了极为麻烦的问题，那里的矿业和煤炭等其他资源的开采与
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但是要求这些做法延续下去的经济压力同样巨大。中国现在已经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
全国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数百万辆汽车，重工业的发展很可能还会增加对煤炭的使用，中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批
评？
维持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靠打赢内战，赶走外国帝国主义和统一全中国取得了统治的合法性。邓小平获得合法
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乱之后恢复秩序，以务实的方式处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这个新的
时代，邓小平的接班人该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
邓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压力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败的泛滥，也没有为解决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多的
措施。克服这些问题将来有可能变得更为困难：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面对的风险是，很大部分人还没有机会享受早
先经济增长时期带来的好处，经济就陷入滑坡。为了应对这种可能性，中国领导人必须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
抓紧在解决某些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减少腐败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医疗和福利，想办法证明在选
拔官员时是尊重民意的。
作为超级大国的中国：邓小平的遗产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高速发展，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枣南巡枣使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
这种增长带来一个问题：当中国的经济规模开始与美国匹敌时，中国将如何作为？邓小平如果还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
邓小平认为，领土纠纷应当先放到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决。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对边界
纠纷过于激动，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
邓小平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于 1974 年在法国的短暂停留和
次年的国事访问中，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他不但在 1978 年改善了中日关系，成为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而且
支持推动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强两国关系。他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过成功访美加强了中美关系。他开放了与南韩的
贸易，为他南巡后不久两国建交铺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经过 30 年的紧张关系之后，于 1989 年同苏联
恢复了正常交往。总之，他改善了中国与每一个重要国家的关系。
1974 年，作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
家，全世界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 年 8 月，
听到苏联领导人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对戈巴卓夫发动政变的消息后，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
表示支持亚纳耶夫的政变，邓小平回答说：「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24…14＇在邓小平看来，中国不应插手其
他国家的内部事务。
在邓小平之后的年代，由于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的一些安全专家就像他们的美国一些同行一样，开始争论中
国在强大之后应当继续韬光养晦，还是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从 2010 到 2011 年，经过几个月的争论枣其中一些中国
领导人主张更多采取攻势，这场讨论以赞成中国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而收场。人们无法预见中国未来的领导
人将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假如邓小平还活着，他一定会说：中国绝不应当称霸，绝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应当与各
国保持和睦关系，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和平发展。
＇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24…2＇转引自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
＇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
22。
＇24…4＇关于国际贸易体系，请参见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5＇有关中共的一般着作，见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4…6＇参见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
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
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
＇24…7＇关于将城市的先进物质带到乡村，可以参考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
＇24…8＇有关的法律着作见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
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
＇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
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
＇24…